家吉普车。车主在了解情况后，载着奄奄一息的孩子和悲痛欲绝的母亲，前往最近的广州市中山三院。
“‘到医院时，孩子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左侧颅骨有凹陷；那名跳桥的男子被送到时，瞳孔散大，呼吸和心跳已经停止。’医院急诊室的医生告诉记者。
“记者赶到现场，路面有两摊血迹，路上散落着一双童鞋。目击者马先生称，事发时，他正在桥上摆摊，由于天气较热，天桥上行人不多，除几个摆摊的外，特别醒目的就是那对母女。‘当时母亲走在前面，一手拉着一辆童车，一手提着菜。那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有时还停下来看看桥下面的车流。’马先生说。
“几分钟后，马先生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你干什么？快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他抬头看到，一个身穿格子短袖上衣和牛仔裤的男子正双手横抱着小女孩站在护栏边。‘那人离我几米远，他抱着小女孩侧靠着护栏，听到小女孩母亲的叫声后，他说了一声：大姐，对不起了！突然把小女孩往桥下一抛！’马先生说，他当即跑过去想抢下小女孩，已经来不及了！‘我还没跑几步，那个男的突然越过护栏也跳了下去。’
“小女孩的母亲扔掉了手中的车子和菜，发疯似的往桥下冲去……”
郭瑞仁看着这些文字，恍惚是在梦中。他觉得这一定是一个误会，这个男人也许是捡了或者偷了郭运的身份证，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是报道搞错了，也许是郭运在火车上或旅社里被人下了药，他是被人害了，要不，他不会这样的。说不定明天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噩梦。
龙上英听说儿子的事情后，哭得死去活来，整天以泪洗面，滴水不进。清醒时，她询问记者什么是天桥，知道是人行过街桥后，又问：“看见郭运带的辣子肉没有，留在天桥上了吗？”这是郭运最喜欢吃的菜，动身前龙上英亲手给他做的。
郭运是全家的希望所在。龙上英有五个子女，一个儿子年幼时夭折，两个女儿都嫁人了，大儿子郭仪在家，一身是病。他听到噩耗当场就晕倒在地里。
有一家广州报社的记者，见郭家实在穷，连去一趟广州的车费也拿不出，他请示报社领导后，报社决定出资让郭瑞仁、龙上英来广州见儿子最后一面。见过郭运的尸体后，千真万确，他是自己的儿子。郭瑞仁认下儿子，就不能不认下这桩惨案。郭瑞仁想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去给小湘女的父母赔罪。人家无缘无故痛失女儿，儿子对他们一家是有罪的。他们不能不去替儿子给人家道歉。但怎样道歉，对方又会对他们怎么样，郭瑞仁心里面一点儿底也没有。
七
郭运今天跟着父亲去地里挖洋芋。他在前面用锄头从垄边把土挖开，土块一翻，洋芋根到了上面，洋芋苗埋到了土下，土里的洋芋露了出来。他再下锄时，就避开了洋芋，一锄下去，用劲一提，泥土与洋芋就分开了。他在前面挖，郭瑞仁在后面捡，半天工夫，竹篓里就装满了。母亲又拿来了一个竹篓，也蹲在地里捡。有的洋芋埋得深，郭瑞仁就用小锄再往深处挖一挖。洋芋与泥巴的颜色太接近了，大的土块里藏着洋芋，还得敲碎才发现得了。
郭瑞仁问儿子，真的不出去了，以后靠什么过生活？
郭运说，我想过了，家里离县城也不远，我到县城租个铺面搞修理。我在开平电子厂学修组合音响、DVD、电视机，手艺还行。
郭瑞仁说，我相信你能行。
郭运一五一十跟郭瑞仁算账，算着算着，停了锄，闭了眼睛，站直了腰。
他其实是早就算过的，回来第三天就去县城打听过了，回到家也算过了，既然打算回家过日子，在外学的这门手艺还不是为了现在能派上用场。这会儿要跟父亲商量商量，亲自跟他算一笔，也是让老人清楚自己的想法，让他理解自己的选择。他把自己了解到的铺面租金、各种税费报了一遍，父子俩都在心里默算着。算完开支，又算收入，生意好一天能修多少台音响、电视、DVD，一个月下来能赚多少钱，除去开支，还剩余多少。这个剩余就是他们赚的钱了。
但两人算得的剩余不同，郭瑞仁算下来只有两百，郭运算下来有四五百，差就差在对每天能修多少台电器上，郭运比较乐观，而郭瑞仁认为只有逢年过节业务才好，平时这些东西，人家摆在家里是个看相，坏了也就坏了，一是没钱去修，有的人家油盐都买不起，困难啊，二是懒得去自找麻烦。逢年过节了，一家人团聚，要热闹一下，平时坏了的电器，这时候就拿出来修修，再缺钱，也不能省这点了。
郭运说，黄包包村这样，城里可不这样，城里有钱人怎么跟农村比，十个村百个村还比不过人家一条街呢。郭瑞仁也承认这个理，可终究没到手的钱不能算个数，打工就不同了，你每月到了，人家就得准时发给你一千块，扣掉花费，还救得下五百，这可是稳拿的，没有什么风险。
郭运在心里说，你又不知道人家平时是怎么省的，只要手松一点，在深圳那样的地方，不要说是一千，就是两千三千也是一眨眼的工夫就没影了。他只差说，谈了恋爱，那一千块钱就更加救不了多少。但他不能把这个告诉父亲，他有承诺的。
父亲见他不吭声了，叹了一口气。
郭运没吱声，但他知道自己心里有一样东西碎裂了。到底是什么碎裂了，他一时弄不明白。他只是觉得自己的眼光突然之间变了。变得哪里都是临时的，黄包包村这个巢比起自己在外待的时间更少。他回巢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了。哪一个地方是属于自己的？一辈子都要在外漂泊吗？他眼里涌出一滴泪，他悄悄擦了去，又是一滴，真不争气。
要砌屋还得再出去。至少去打半年工，把砌屋的钱赚够了再回来。
想起自己回家时还那么踌躇满志，几天下来就垂头丧气了。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做一个农民都不再切合实际了呢？似乎出路只有一条一那就是打工。每个村庄的青年人几乎都走光了，都一个个去了广东。珠三角地区，人潮涌涌，人头如蚁。有时郭运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蚂蚁。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人是多么渺小，个人的前程又是多么渺茫。有人疯狂地买彩票。那种虚无缥缈的事情干过一两次郭运就不想再干了。他并没想发大财，他只想有自己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过正常人的生活。
正在他们沉默的时候，龙上英急急忙忙向这边一路小跑过来了。她的喘息声很远就传了过来。郭运停下锄，望着她快速摆动的手臂，因为身体发胖，她的手前后摆动变成了左右摆动，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十分夸张。郭瑞仁见她上了一个坡，就喊开了：么子事吗？跑么子嘛！龙上英患有高血压，六十一岁了还这么跑，是出了什么急事？这父子俩看着她更加着急了。
原来是郭运的三爷爷、郭瑞仁的三伯过世了。上午才断的气，报丧的到家里来了。龙上英一边喘气，一边断断续续说出三伯死了，郭瑞仁身子抖了一下，他想也没想就去收拾地里的东西。他们仨扛锄的扛锄，背背篓的背背篓，急急忙忙就往家里走。
一只黑色鸟飞过，刚才阴着的天，漏下一团稀薄的阳光，照着人的脸有麻辣辣的感觉。那些终年不长草的山坡，石灰岩上浮出一层白光。远远地，黄包包村杂乱的房屋，黑色的瓦片，灰色的水泥墙，红色的泥砖，褐色的木墙，与绿树灰土纠缠成一片，像人混乱的思绪，完全没有了章法。一条窄窄的泥土路，向着坡下蜿蜒前行，三个人走得气喘吁吁。龙上英上衣湿透了，郭运脱掉了花格子衬衫，光着膀子。衣服往腰上一系，由着它跟着自己的步子一摆一摆。
郭运的三爷爷是中风死的，一口气留着，硬是在床上扛了十一天才落气。等郭运一家来看老的时，老人已经穿戴好了，地上一堆沙土，沙上铺着竹篾席、棉布床单，人就横躺在上面。脸已被一条手帕盖住，头枕在一只布做的公鸡上，黑色的布靴十分夸张，尖尖地竖了起来，中间用一根红丝线绑着。身上盖的黑色寿被，绣着五彩丝线的怪兽、人面和奇大的花朵。
尽管家里人知道老人要去了，已有了准备，但人一倒地，还是一片混乱。房子里人来人往，但都只是老人。来看老的也是老人，个个都在叹息。年过半百的大儿子还没来得及穿麻布孝服，跪在老人的脚前，给来看老的人磕头。郭运进屋在老人的脚前磕了三个头。郭瑞仁磕完头又去揭老人脸上的手帕，最后看一眼他的三伯。叹息一声后，他就帮着张罗点灯、烧香、摆碗筷。碗里倒上肉菜、茶水，都放在一张小方桌上，小方桌摆在老人的脚前。又用一张白纸写灵牌，用两根香支着插在一块萝卜上，放到小方桌香前。他是一个居家道士，三十岁时曾拜师学过做法事，懂得为亡灵超度作法。
由于老人年过古稀，在乡里这是喜丧。老人没女儿，几个媳妇哭过一阵就不哭了。这几天做道场还有她们哭的时候。有没有人哭这还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出殡那天找不到人抬棺。一口棺材，里面放满了石灰，那得十六个青壮年才抬得动。但青年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里只有老人小孩。丧家回来了几个孙子辈的后生，但按规矩他们只能做孝子，是抬不得棺的。实在找不到人的时候，就得花钱到外面雇人了。
一个在村里生活了一世的人，到最后人走了连抬棺送葬的人也没有，得花钱雇外人来送葬，这是多么不光彩不吉利的事啊。
郭运是侄孙，按理应做孝子，现在没人抬棺，他也就只能做抬棺的人了。郭运个头小，力气也小，要把这么沉的棺椁抬到墓地，这对他是个很大的考验。
寂寞的黄包包村因丧事又变得热闹起来了。吹唢呐的，敲铜锣的，放鞭炮的，扎孝堂的。特别是道士，穿着黑色道袍，绕着棺材做道场，挥动着手里的长苕，唱着抚慰灵魂的歌。一会儿是人世，一会儿是冥间。唱着唱着，一个年轻的道士手机响了，他走到一边去接电话。又有地方死人了，业务来了，请他们去做道场。
来凑热闹的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来送故去的老人，场景不免使人悲伤。道士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诗在这里变成了生命的哀歌。
郭运见到了很多亲戚。堂妹郭晶是小时候一起玩大的，郭运比她大，因为辍学了两年，就与她做了中学同学。他们两个都想考中专，都名落孙山了。郭晶一见面就诈他：“听说你在外面有女朋友了？”郭运回她：“没有，没有。”郭晶不放过他：“我都听说你有的，怎么不带回来看看？”郭运看了堂妹一眼，知道她是在诈他，口里不敢放半点风出来，就坚持说：“真的没有。”堂妹见他说话的兴趣不高，转身忙别的去了。她在外赚了一点钱，女人能赚钱，没有几个是干净的。但村里人已见惯不怪了。就像城里说的发展是硬道理，村里信的是有钱拿回来比什么都强。
郭运的一个堂哥，见亲戚回来了很多，就想着趁这个机会砌房，要不人一散，找个帮工都很困难。他把放地基的日子定在三爷爷出殡后的第二天。郭运也被叫上了。他跟郭运说，你不要急着走哟，帮我几天工，到时你砌房我也来帮你的忙。郭运自然是答应的。天气虽然热，早稻已经收上来了，晚稻也插下田了，这是个农闲的时节。砌房正是时候。在农村，砌房是大事，不但亲戚要来帮忙、祝贺，家族里的人也是要来帮手做些事的，办大事一点人气也没有兆头不好。
吃饭时很是壮观，临时搭的竹棚，泥砌的灶，铁锅大得可以煮下一头猪。树根劈成的柴烧得通红，一股轻烟萦绕在村子上空。锅里的蒸气像一团云雾一样升起来，在竹棚里又迅速散去。一大家族人大鱼大肉十几桌摊在地坪里吃。不断放着鞭炮，不断有远方的亲戚加入，来棺前磕头作揖。这丧事办得真有点喜事的味道了。
八
郭瑞仁、龙上英和张同去广州，他们的行动全由给他们出资的报社安排了。
出远门，郭瑞仁、龙上英要穿戴得正式一些，郭瑞仁把一直戴在头上的旧军帽脱了，换上了郭运买的新军帽，粗布裤子上系了一根红绳当做腰带。龙上英脱下黄色塑料拖鞋，换上了一双新解放鞋。找了一条白毛巾系在腰上。实在找不出什么新的衣服，郭运买的红外套龙上英又舍不得穿，他们就仍然穿得一身粗布衣裳。
郭瑞仁找出户口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旧钢笔，哆嗦着把笔尖在嘴唇上蘸了蘸口水，手颤抖着在户口簿背面写下“惨儿运娃，爸妈来了，请你安息”。字迹歪歪扭扭几乎不能辨认。写完字郭瑞仁泪眼双流。他把户口簿藏好，把几件旧衣服装进蛇皮袋里，就招呼老伴出门。
几个村民来送行，说些宽慰的话，一直把他们三人送到村口。经过一户户人家，老人们都走到屋前跟他们告别，说些吉祥祝福的话。村口的小路泥泞坑洼，郭瑞仁腿脚不是太灵便，两里村路，深一脚，浅一脚，走得裤腿上都是泥。
七天前，曾是阳光普照，郭瑞仁、龙上英沿着这条路送儿子出外打工，他们眼望着儿子坐上去贵阳的班车，绝尘而去。七天后，阴云密布，同样的路，同样的车，他们去为儿子奔丧。二十多年前，郭瑞仁曾外去杭州打工，走过这条路，两年后为照顾年幼的郭运回了家。从此再没有外出过。这条路与一个遥远又陌生的世界联系着。然而，对黄包包村这里走出去的农民，这是一条怎样的路啊？！
龙上英从没出过远门，她想着最后亲手摸一摸娃的脸、娃的手脚。她要向那一家人去赔罪。作为道士的郭瑞仁，他想把娃的魂招回黄包包村。他不想儿子在外做一个孤魂野鬼。
到广州的晚上，记者带着他们三人打的到了华景新城人行天桥下，车刚停下，郭瑞仁、龙上英就打开了车门。龙上英早已是满脸泪痕，她擦了擦漫无边际的泪水，抬头望着人行天桥，这个她第一次听说的“天桥”，她想象过多少回、梦过多少回的天桥，高大、坚锐、傲慢，深深刺痛她的想象和泪眼，她的眼里深深充满着迷惑和慌恐。“哇——”一声就哭起来了：“娃啊，娘来看你了！你怎么从桥上跳下来呀？！”她哭着，头一直抬着，望着桥栏，好像她的运娃还在桥上没有往下跳，一切还没有发生，她在就能阻止这一切不要出现。
郭瑞仁一下车，腿就发软，他在张同搀扶下，颤颤巍巍，一步步走近桥底。那好像是个一步就能到却让他无法迈开这一步的地方。他心咚咚跳着，呼吸困难，几次差点跌倒。记者告诉他郭运跳下的准确位置，老人站住了，要张同拿香烛纸钱，他手在身上摸索着，摸了半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突然往地上一跪，老泪纵横，手哆嗦着把纸钱一沓一沓点燃。两眼默默地看着纸片在火中舞蹈着，蹿动着，像是人间之外的灵物，突然现形。火焰的下面，纸片迅速从黄色变为黑色，化为灰烬，奇迹一样变得轻如风过。那是抵近灵魂的过程。郭瑞仁开始了另一个仪轨，他从身上取出白色的招魂幡，在燃烧的冥币前站了起来，身子起来一半，又一跪，差点倒下。一旁的记者赶紧扶了他一下，他站稳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