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在桌子上。他说:“给我剪只鸟儿吧,是会唱的那种鸟……不是鸡。”筐儿不说话,剪刀动起来,能清晰听到刀刃切割纸张的声音,一饭馆的吃客都定了筷子,停了咀嚼,瞪大眼睛看。筐儿剪出了一只黄莺儿,放在桌上,抹到军官的面前。军官拿起来,叹口气,说:“剪得真好啊。”他从筐儿手上拿过一张纸,屏神静气地折起来。筐儿有点惊讶地发现,他的十指纤巧,有如一个女人。他折出来的也是一只鸟,千纸鹤。千纸鹤托在他手心里,递给筐儿。筐儿犹豫一下,接过来放在了桌上。军官笑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小姑娘觉得我不配?”虽然是笑,却有点森然在里边,筐儿心口又突突地跳了跳。她抿紧了嘴唇,不回答。他说:“姑娘叫什么呢?”筐儿这才松口,说:“筐儿。”他说:“为什么是筐儿?”筐儿说:“因为……俺是从树上落到爹娘的筐里的……”军官不问她为什么落下树,只问:“什么树?”筐儿说:“梧桐。”军官又笑笑:“嗯,梧桐,这很好。《庄子》上说到凤鸟,正是‘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筐儿,是该叫凤儿吧。”筐儿抿了嘴唇,不说话。军官发了一小会儿愣,又端杯喝干了,说:“我们快完了。小姑娘,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可怜呢?”筐儿直直看着他被酒湿润的嘴唇,不点头也不摇头。那军官站起来,说声“告辞了”,转身就走出了饭馆去。红脸、长颈的鬼子兵瞪了筐儿一眼,气哼哼跟在后边走。他们走了半晌,筐儿还瞅着桌上的千纸鹤出神。
外头还在刮风、扬尘,太阳和酒都弄得人烧心,两个鬼子虚着眼睛,汗腻腻朝炮楼走回去。穿了镇子,踏上一段稍宽的田埂,两边青纱帐,被风吹得哗哗响,当道停着一架独轮车,上面有一只筐,盛着半筐的西瓜,四处没人影,推车的把式八成钻在青纱帐里拉野屎。那兵把枪一挎,就去筐里取西瓜,军官一怔,张张嘴唇想要说什么,“轰隆”一响,瓜和人都猛冲上了半空中,全被炸开了花!
二十
第二天,筐儿帮着游击队的人在河滩上架起一堆柴,把被小鬼子捅死的渡江和尚火化了。火焰在风中呼呼响,把筐儿关于哥哥的最后一点念想,都烧成了灰。那辆自行车,爹一声不吭地推回院子里,靠在窗台外,手在车上哆哆嗦嗦地摸着,一直摸到了天黑,就连娘都不敢问他一句话。日子过了不多久,筐儿跑回家,告诉爹:“胜利了,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爹坐在一堆新劈出的柴火上,抽着旱烟,就跟没听见一样的。筐儿又重复了一回,爹依旧没吱声,她有些嗔怪地看了看爹,却吃惊地看见,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那辆自行车,爹每天都要擦一遍,擦得亮锃锃的,安静地靠着墙,像一个走累了、停下来歇脚的人。筐儿有时也帮爹擦车子,她说:“爹,骑车难不难?”爹说:“会了,就不难。”她说:“爹,你会吗?”爹说:“爹会过,都忘了。你来试试吧。”说着,就把筐儿扶上去。筐儿骑了小半天,就已经利索得不得了,她嫌院子小,老是兜圈子,龙头一拐,就朝着院外呼地冲出去。天已麻麻黑,冲到院门口才发现,那儿立着一个人,筐儿一下子慌了,她忘了捏刹车,就直愣愣地撞上去!那人赶紧让开,同时伸手把龙头抓住了,筐儿一偏,正倒在那人的怀里。筐儿缓口气,赶紧挣出来,抬眼看见那个人,转身就跑回屋里去,把爹娘都吓一跳。筐儿喘着气,说:“俺哥回来了。”
回来的人是小田。他穿了身肥大的八路军军装,看起来更显文弱和苍白,左边口袋里,还挺扎眼地别了支钢笔。晚饭的时候,马小栓问他,是不是做书记员?他说:“也是,也不是。”一双眼瞟着筐儿的大辫子,有点儿发愣。明晨,小田告别,要随部队向南去。筐儿送出院子,一直送到大路上,风呼呼地刮着,早晨红彤彤的太阳里,能望见炸塌的半截炮楼子。已经爬出了片片的荒草来。小田说:“真没想到啊。筐儿长成了这模样。”筐儿说:“谢谢哥。”小田说:“谢什么呢?”筐儿说:“哥送俺那么多东西。”小田说:“那算什么啊……”筐儿说:“想不想俺送你一样东西呢,哥?”小田说:“送什么啊?”筐儿左手把大辫子捋到胸前,右手握住大剪刀,说:“辫子。”小田一怔,剪刀咔嚓一响,筐儿已经把辫子递了过来。
小田说:“筐儿。”
筐儿说:“哎,哥。”
二十一
1953年1月,小田被任命为南方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学院一放寒假,他就赶回风杀口,和马筐儿成了婚。筐儿头一回走这么远的路,华北还连天飞雪,火车过了淮河,庄稼地就绿得亮眼了。再往南,她开始解了围巾,脱了棉袄,最后一站,看见铁路两边,油菜都快开出黄嘟嘟的花了。筐儿说:“哥,南方可真好。”小田笑道:“往后还会更好的,你先给我把名字改了吧。”
南方音乐学院后门外,有一片浅丘,当地人俗称南山,景致没什么别致的,就是树多,鸟多。晚饭后,小田常陪着筐儿去山上逛,指点着大树给她认,水杉,银杏,香樟,黄葛,楠木,梧桐……梧桐下,两人都仰起头来,多望了一会儿。小田说:“筐儿,你不是从梧桐树上掉下来的吗?”筐儿说:“嗯那,哥。”小田说:“《庄子》上说,有一种鸟,‘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晓得这是什么鸟?”筐儿说:“听人说,是凤吧?”小田微微一惊,说:“听谁说?”筐儿略微犹豫,讲了那个日本小队长的事,他说她应该叫“凤儿”。小田“哦”了声,拍着树,踌躇道:“我还想着要叫你凤儿呢。”筐儿说:“哥,你叫嘛,这有什么不可以,凤本来就是中国的鸟。日本人读了我们的《庄子》,我们就不读《庄子》了?”小田敲敲筐儿的脑门,叹道:“还是你这儿没框框。”筐儿笑起来,说:“哥,你就叫俺凤儿吧,不过,俺自己还是喜欢做筐儿。”
马凤儿被安排在学院小卖部当售货员,她挺乐意的。下班跨出校门就是菜市,逛一圈到家,给丈夫烧好他喜欢的饭菜,翻报纸,听收音机,等他回来。也有遗憾,就是婚后一直没孩子,凤儿想起就湿眼睛,说:“俺跟俺娘一个命。”小田就拍她脸蛋,说你就是我们家小孩啊。他们家客厅里,挂着小田从前在板子上给凤儿画的木炭画,刘海,朝天辫,眼珠子发亮,狡黠有神。而小田不画画,已经多年了。他不懂音乐,又当不了画家了,每天泡在办公室要做的。是茶、报纸、文件、马列著作,还有开不完的会。有时候突然四下安静,从琴房传来钢琴声,说不出的惆怅、优美,是肖邦的《野曲》,或者贝多芬的《月光》,听得他一下子就热泪盈眶了。为了在师生面前表示谦虚,也为了拉近和工农干部的距离,小田在南音,总自称是个“大老粗”,听惯了枪炮,听不懂音乐。但他总听到一个不甘心的声音在对自己说:“什么大老粗,你是艺术家。”然而,他不是。从现在,直到永远,他再也不是了。他把自己的心情讲给凤儿听,凤儿似懂非懂,只能陪他叹气,说:“哥,俺咋帮你呢?”小田一笑,就不再说什么。他慢慢养成了在办公室待到很晚的习惯,还学会了吸烟,也喝点儿白酒。
有一天天已经麻麻黑,他还在拿着《人民日报》翻,党办主任高英进来请他签个字,随口说句废话:“田书记还没走?”小田笑道:“你不是也没走?”高主任说:“情况不一样嘛,你是有爱人等你回家吃饭的……她一定好脾气。”小田叠了报,说:“是好脾气,不过。也有男儿气,我这条命都是她给的呢。”高主任“哦”了一声,小田就把凤儿拿剪刀杀鬼子的故事,包括她跟日本小队长的对话,都讲了讲。高主任听完,淡淡道:“战争年代嘛,也挺自然的,信不信,我也会替你挡枪子儿?”小田“嗯”了声,突然觉得不对,抬眼一看,高主任目光如刀,正直直地看着自己。他有点心慌,三下两下收拾好了办公室,提着包和杯子就走了。
高主任是重庆人,在中央大学念书时做过学运,后来去延安,因为嗓子亮,民歌唱得好,调入某野战军文工团做组织工作,偶尔登台演唱《南泥湾》,被誉为郭兰英第二。但她转业到南音后,小田从没听她唱过歌,他的印象中,她至少是不常唱的。高主任的爱人是水电工程师,长年在莫斯科学习,时不时给她寄回几块黑得发苦的巧克力,她都分给党办的同志们吃了。小田对她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干脆、利索,是值得信任的下属。新学年开始,小田带了高主任去作曲系座谈,会上他提了个建议,能不能为今年的五一节创作一首大型的交响合唱曲?会议室里窃窃私语一小会儿,有个中年老师率先发了言,他刚参加过上海音乐学院暑期进修班回来,恃才傲物,挺有才子气,开口就说:“田书记常称自己是个大老粗,我也就不绕弯弯了,艺术不是应景的,更不是口号和宣传品,而首先是代表了独立、自由的精神。当领导的,要懂得尊重艺术的规律,如果不懂得,可以向艺术家请教嘛。”此言一出,大家面面相觑,有人叽叽咕咕附和,“是啊是啊”,都像是幸灾乐祸,要看小田怎么下台。小田脸上还挂着笑意,但他自己晓得,这笑是难堪的,他手里摆弄的钢笔在哆嗦。系主任也很尴尬,但他除了干咳,不晓得该怎么办。这时候,高主任冷笑一声,说:“艺术不是拿来夸口的,牛皮吹大了,当心把天吹破。田书记杀过敌,流过血,可他的木刻入选上海沙龙画展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娃娃,至少我是没资格跟他讨论什么艺术的。但他很谦虚,他今天的建议,昨天就和我交流过,我也提过应景之类的担心,他开导我,应景不应景不重要,关键是看你抱什么样的思想和感情,还看你到底有没有才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还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不都是应景之作吗?”场面立刻就被扭转了,那个中年老师闹了个面红耳赤,大家都用赞羡的目光望着小田,依然有“是啊是啊”的叹息,但意思已经完全不同了。
事后,小田把高主任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责问她,“我什么时候参加过沙龙展?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那些话?”高主任说:“我相信,这些事,你都有能力做,这些话,你也都说得出。”小田有点儿惊讶地发现,她说这话的时候,微微撅着嘴,有点儿委屈和撒娇的样子,他心软了,但还是板着面孔说:“诡辩。下不为例。”
南音的陈院长是留欧归国的小提琴家,曾在马德里随萨拉萨蒂的学生帕斯教授学过艺,小田对他很尊重,人前人后提到院长,都说他够得上大师级。陈院长又高又瘦,花白头发,总是昂着头,叼一只大烟斗,虽挂了院长衔,却不问俗务,也不理朝政。他中年娶妻,老来方得一女,心里装的,只有妻子、女儿和他敬畏的海菲兹,然后可能是学生。其他的种种,几乎就视若无睹了。有天晚饭后,小田带凤儿去南山散步,梧桐树下,正和陈院长一家迎面相遇,他热情地打了个招呼,但陈院长正听女儿唠叨,没有搭理他。小田略有不快,很快也就过去了。但凤儿哼了声:“不懂事。”回到家,她还撅着嘴,他嘿嘿一笑,在她嘴上拧了拧。第二天,在办公室和高主任笑谈何谓妇人之见,就把路遇陈院长的事说了,重点当然是凤儿的小肚鸡肠了。但高主任没笑,反而正色道,“你爱人这么男儿气,她都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小田哦了声,收了这话题,心里却结了个小疙瘩。
他下班回家,凤儿淡淡告诉小田:“今天院长女儿来小卖部买冰棍,俺看不得这头一副资产阶级的德性,就把冰棍扔到了她脸上去。”小田大惊,怒吼:“这怎么使得呢?!”凤儿见他发急,抿嘴一笑,说:“当然使不得,俺不过说来消消气。”小田心头一松,还跟着嘿嘿了两声。到了期末,党委会讨论人事工作,人事处长首先提到,陈院长希望他的一个研究生能留管弦系任教,他同时还推荐了一个上海作曲家来南音担任作曲系主任。小田是爱才的,听这两人背景不错,又是院长亲点的,一高兴,忍不住一拍桌子,就要说“好”。就在这关头,高主任在桌下踢了他一脚。他心中略有不快,觉得自己做事光明正大,这一脚却有点阴谋诡计的意思,但还是忍了忍,把“好”吞回肚子里。高主任随即发言,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她说:“南音正是用人之际,但章法不能乱。院长的高足留校,没有院长的才气,却有院长的脾气,哪个管得了他呢?如果再被院长招做乘龙快婿,那岂不炙手可热了?再说,院长留自己的学生,其他教授纷纷效仿,近亲繁殖,南音恐怕要生一大堆弱智儿童吧?至于作曲系的主任嘛,既然是网罗人才,干脆就网一条大鲸鱼,上海那滩水,我看还是嫌浅了。田书记最近可有大动作,他要把网撒到美国去。”会议室里一片哄哄声,目光都往小田身上扫。小田也是吃了一惊,但有了多回经验,尽量做得不动声色,看高主任如何圆谎。然而高主任却不像信口开河,润润嗓子,侃侃而谈,说:“南音前身南方音专的创办人有个外甥女,是爱国华侨,有名的作曲家兼钢琴家,荣获过威尼斯国际音乐节大奖,现任印第安纳大学驻校艺术家,田书记正通过她留在国内的亲戚跟她在接触,邀请她回来为新中国作贡献。”高主任说到这儿,卖了个关子,“已有六成把握了,田书记还在努力中。”人事处长头一个冲小田叫好,其他人纷纷鼓掌,好像那女音乐家已站在了他身后。
会议一散场,小田还没来得及责问高主任,她就主动给他眨眨眼,撅嘴说:“别骂我吹牛,我说得已够保留了,把握至少有八成。”小田大喜,竟情不自禁,伸手拍了拍她脑袋。那位华侨音乐家名字叫苏娘,后来在田书记、高主任的反复努力下,终于在南音三十年院庆时归来,并留校任教,直至搭上了一条命。当然,这已是后话的后话了。
二十二
春天来了,仓空了,缸空了,田里收不起吃得的东西,饥荒就来了。报纸上开始有专家写文章,说少吃饭、多喝水更有利于健康。凤儿看见,流入城的叫花子越来越多,而自己做出来的菜油荤越来越少,饭越来越稀。听说,老家那边,已经有人饿死了。她眼皮跳,睡不着,就跟小田商量了,打个包,塞了糖、挂面、腊肉、板油、火腿和几块肥皂,赶回去探一探父母。小田把她送到火车站,又再送到月台上。雨水潇潇,寒风飕飕地吹,两个人肩并肩,冷手拉着冷手,一时无话,看着火车发呆。汽笛终于撕心裂肺地响了,又刺耳又难受,难受得凤儿一辈子都忘不了。她侧脸叫了声:“哥。”小田展开手臂,把她搂住,紧了一紧,然后一推,说:“到了写封信。”
凤儿探亲回来,天气已经大热,太阳晒得车厢发烫,随她一起回来的,还有那辆德国造的自行车。这车已经很老了,大炼钢铁的时候,她爹拼了老命才把它保下来。而他打铁的家什,包括铁炉子,都被投进另一口更大的铁炉子,熔化了,最后又变成一坨坨废铁,就像永不孵化的恐龙蛋。但车还在,她爹还算是心安,他虽然饿得皮包骨头,也要每天把车擦着、调着,它看起来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