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估计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们准备一下子投入一千五百万作为预算费，你得相信，我们是懂得怎么去干的。”
尽管他对易北河的治理计划十分重视，他忽而又把话题岔了开去，转而要约阿希姆再谈谈“这儿山上”和山上来客的其他生活情况。约阿希姆乐意地谈了起来，为他能畅所欲言而感到高兴。他又不得不重复谈谈尸体以及人们用雪橇送尸体下山的事，而且再次明确保证，他说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因为汉斯·卡斯托尔普又捧腹大笑起来，做表兄的也笑了，看来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又给他讲一些滑稽的事助助兴。这时他们桌子上坐了一位女人，叫斯特尔夫人，病得相当厉害，是坎斯塔特一个音乐家的妻子，这么没有教养的女人他可从来没有见到过。她连“消毒”这个字的音也发不准，还一本正经，自以为是。她称助理医师克罗科夫斯基为“古板君子”。人们对此不得不忍住暗笑，不露声色。此外，她说起话来喋喋不休，这里山上人大多都是这样。她还反复说什么另一位女人伊尔蒂斯太太，身上带了一把短刃。“她叫这个是‘短刃’，——这真是无价之宝！”他们懒洋洋地往后靠在椅子背上，尽情地笑着，笑得身子前仰后合，同时差不多打起呃来。
在这段时间内，约阿希姆有时不免黯然神伤，想起了自己的命运。
“唔，我们坐在这儿笑着，”他脸上带着忧戚的神色说，他的话有时为呼吸时横膈膜的—起一伏所打断，“不过我根本无法预料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因为要是贝伦斯说再住上半年，那是算得很紧的，你得作好再多住一会的思想准备。不过日子真不容易过呵。你倒说说看，这叫我好不难受。我已经获得准许，本来我下月就可以正式参加考试的。现在我只好嘴里衔着体温表荡来荡去，不住听着那位没有教养的斯特尔夫人在耳边絮聒，糊里糊涂地打发着光阴。像我们那样的年龄，一年时间是多么宝贵，而这一年里，山下的生活却起了那么大的变化，有了那么多的进步。我呢，不得不像一池死水那样凝滞不动——不错，活像一个肮脏的水洼，这样的比喻并不太过分……”
奇怪的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所作的回答只是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里能不能喊到一名服务员。当他的表兄稍稍有些惊愕地瞅着他时，看出对方已昏昏欲睡——他真的快睡着了。
“你要睡了！”约阿希姆说。“走吧，是我们两人一起上床的时间了。”
“时间还不到呢，”汉斯·卡斯托尔普含糊不清地说。但他还是弓着背、僵着腿跟着他走，全然像一个因困倦而将脚贴着地面行进的人。可是当他在半明不暗的走廊上听到约阿希姆的说话声时，他猛地振作起来。约阿希姆说：
“克罗科夫斯基坐在那边。我想，我应当很快把你介绍给他。”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坐在一间会客室壁炉旁边一个明亮的角落里靠近折门的地方，正在看一份报纸。当这两个青年人走向他时，他站了起来。这时约阿希姆摆出一副军人的架势说：“大夫，让我把我汉堡的表弟汉斯·卡斯托尔普介绍给你。他刚到这儿。”
在餐厅里（2）
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用某种爽朗、坚定和生气勃勃的刚毅神态迎接这位新的住客，仿佛他想表明，跟他相处根本用不着有什么拘束，完全可以愉快地相互推心置腹。他大约有三十五岁，身子胖胖的，肩膀很宽，比他前面站着的两人矮得多，因此要看清他们的脸不得不稍稍向后仰起头来。他脸色异常苍白，白得有些透明，甚至发出磷光般的青色。他眼睛露出深褐色的光辉，眉毛黑黑的，蓄着两撇又长又密的胡子（胡子上面已带有几根白丝），更显得他的脸白得厉害。他穿着一件相当旧的双排钮扣的黑色上衣，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镂孔的凉鞋，鞋子里是一双厚厚的灰色羊毛袜，脖子上系着一条翻下的软领带，这种领带，汉斯·卡斯托尔普过去只有在但泽的一位摄影师那儿见到过，这倒使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外表确实带有几分照相馆里的气派。他热忱地笑着，笑时从胡子间露出一排黄牙。他握着年青人的手，一面用略带外国腔调的拖长的男中音说：
“很欢迎您来我们这儿，卡斯托尔普先生！希望您能很快习惯这里的生活，日子过得称心如意。请允许我问一句，您是有病来这儿住院的吗？”
汉斯·卡斯托尔普努力控制自己不让睡魔袭来，同时想竭力显得彬彬有礼，这副模样儿可真叫人感动。现在他落得这么一副狼狈相，心中十分恼火；凭着年青人那种猜疑多端的本性，他从助理医师的笑声和豪放不羁的神态中看到某种怜悯式的嘲弄意味。他回答时告诉对方只住三星期，还说起自己考试的事，最后补充说，感谢上帝，他身体非常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真的吗？”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问，嘲讽似地把脑袋歪向前面，同时更深沉地微笑起来。“这样看来，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杰出人物！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到一个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健康人呢。我能不能问一下，您考的是什么科目？”
“大夫，我是工程师，”汉斯·卡斯托尔普谦逊而又不失尊严地回答。
“啊，工程师！”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仿佛收敛了笑容，一时失去了某种力量和热忱。“这是挺好的职业。那么这样说来，您在这儿无论身体上或心理上就不需要什么治疗啦？”
“不需要，我真万分感谢您！”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说，一面几乎倒退了一步。
这使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又得意洋洋地笑起来。他再次握握年青人的手，提高了嗓门说：
“唔，卡斯托尔普先生，你就好好地睡一觉吧，尽情享受您那无懈可击的健康吧！好好儿睡，再见！”就这样他打发了这对年青人，继续坐下看报。
这时电梯已无人管理，因此他们不得不徒步上楼。他们一言不发，刚才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相遇使他们有些烦躁。约阿希姆把汉斯·卡斯托尔普陪送到三十四号房间，这时那个跛足的人已把来客的行李在房里安顿就绪。他们又聊了一刻钟的天，汉斯·卡斯托尔普一面谈话，一面把夜间用具和盥洗用具一一理出，同时抽起一支很粗、味道很柔和的烟。今天，他连一支烟也受不了，这使他感到惊奇和意外。
“他看来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他一面说，一面把吸入的烟喷了出来。“他的脸白得像蜡一般。可是天哪，他脚上的鞋子袜子实在可怕。灰色的羊毛袜，可还有风凉鞋。我们到底有没有冒犯了他？”
“他有些敏感，”约阿希姆承认。“你在治疗方面不应当这样粗暴地拒绝，至少在心理治疗方面。要是有人避而不愿作这种治疗，他就不乐意。他跟我也并不最投合，因为我不够信任他。不过有时我把梦里的情况说给他听听，这样他就有一些分析的材料。”
“哦，那么看我准是冒犯了他，”汉斯·卡斯托尔普恼恨地说，因为得罪任何人往往使他老不痛快。于是疲劳变本加厉地向他袭来。
“晚安，”他说，“我累得要垮了。”
“八点钟我来约你吃早饭，”约阿希姆说完这话就走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匆匆地作好晚间的梳洗。他一关上台灯，睡魔就征服了他；但他再次一跃而起，因为他记起正好前天有人死在这张床上。“这可并不是第一次，”他暗自想着，似乎这么一想就能宽下心来。“这不过是一张死人睡过的床，一张普通的死人床。”于是他睡着了。
但一当他进入睡乡，他就开始做梦，而且几乎一刻不停，一直做到第二天早晨。他梦见的主要是约阿希姆·齐姆森七零八落、不成样儿地躺在雪橇上，沿着陡峭的山路滑下去。他的脸像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一样，苍白而发出磷光。前面坐着那位骑手，他的脸模糊不清，活像那个连声在咳嗽的家伙。“这里山上的人全是这个样儿，”变了形的约阿希姆说。这时，可怕地、黏液满口地咳嗽着的不再是那个骑手，而是约阿希姆了。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由得痛哭失声，他觉得应当到药房去一趟，买一些冷霜来。可是鼻儿又大又尖的伊尔蒂斯太太坐在路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这显然是她的所谓“短刃”，但实际上却是他的安全剃刀。这使汉斯·卡斯托尔普破涕为笑。就这样，他在错综复杂的情绪中翻来覆去，直到晨曦通过半开着的落地窗射进来，把他唤醒。
关于洗礼盆和两重性格的祖父（1）
汉斯·卡斯托尔普对他父母亲的老家已记得不怎么清楚了。他对父母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他们在他五岁到六岁的短时期内相继去世，先死的是母亲，她是在她分娩前夕完全出人意外地死去的，原因是神经炎发作后血管阻塞——海德金特大夫称之为血栓——使心脏立即停止跳动。她当时正好坐在床上笑着；从表面上看，她似乎是因笑得过分而昏倒，但实际上却是因为她已死了。这对他父亲汉斯·黑尔曼·卡斯托尔普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打击，因为他对妻子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同时他本性也不最坚强，他始终无法排遣自己的痛苦。他的精神就此一蹶不振；由于神思恍惚，他事业上就遭到挫折，因而卡斯托尔普父子公司大大亏本。第二年春天，当他在寒风扑面的码头上视察仓库时，得了肺炎。由于他那颗破碎了的心经不起发高烧，尽管海德金特大夫悉心治疗，他还是在第五天与世长辞了。他在一大群送葬市民的护送下跟随妻子进入了卡斯托尔普家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墓地，地点在圣凯塞琳墓园，那儿风光秀丽，可以眺望植物园的景色。
他那位做参议员的父亲倒比他活得久些，虽然时间也长不了多少。他也是害肺炎死去的，不过他临死时很痛苦，和病魔作了顽强的一番搏斗，因为汉斯·洛伦茨·卡斯托尔普跟他的儿子不同，生命力极其旺盛，不会轻易倒下去。在他死前这段短时间内——时间只有一年半——孤苦无依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住在自己的祖父家里，这是上世纪初在“广场”附近一块狭小的地皮上建成的一幢具有北方古典风格的房屋，屋子阴森森的，长年受风雨剥蚀，显得有些败落。大门两侧都有半露柱，中间的平地上有五级石阶。除了长窗一直落到地面并且饰有铸铁铁栅的楼房以外，另外还有两层楼房。
这里尽是一些会客室，其中包括光线明亮、用灰泥粉饰过的餐室。餐室有三扇窗，窗上挂着深红色的窗帘，凭窗可以眺望后花园。在那儿，祖孙两人每天四点钟时一起共进午餐，时光过了十八个月。侍奉他们的是一个叫菲埃特的老头儿，他戴着耳环，衣服上的钮扣是银色的。跟主人一样，他衣服上也戴着一个用细薄棉布做成的领饰，可以完全像主人那样把剃得光光的下巴埋在里面。祖父跟孩子以“你”相称，说话时用的是德国乡土方言，这倒并不是为了增添什么风趣——因为他天性中并没有什么幽默成分，——而是完全一本正经的，何况他同一般人（例如仓库管理员、邮差、马车夫和仆役）说话时也是这样。汉斯·卡斯托尔普很爱听这种方言，同时也很爱听菲埃特用方言回答时的那股腔儿——他在侍奉主人时，总是俯下身凑在对方的右耳旁说话，因为这位议员在听觉方面，右耳比左耳好得多。老头儿领悟了他的意思，点点头，继续吃饭，笔挺地坐在红木椅子高高的靠背和桌子中间，几乎不大俯身到碟子上去吃菜。这时做孙子的坐在他对面，聚精会神、默不作声地瞅着祖父洁白、漂亮而瘦骨嶙峋的手如何用利索而有条不紊的动作拿起叉子，用叉尖叉起一片肉、一些青菜或一些土豆，稍稍低下头去把它们送到嘴边；祖父手上长着拱形的、尖尖的指甲，右手食指上戴着绿色的纹章戒指。汉斯·卡斯托尔普瞧着自己笨拙的手，心里琢磨着日后如何也可以像爷爷那样挪动刀叉。
另一个问题，是他能不能让自己的下巴埋到像祖父特殊形式衣领里那样的空腔中去，衣领的尖端正好触到祖父的面颊。要做到这点，他得跟祖父一样长寿；时至今日，远近各处除了他老人家和菲埃特老头儿外，再没有别人佩戴这种领圈和衣领了。这很可惜，因为小小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祖父把下巴靠在高而洁白的领圈里特别高兴。在他成长后，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他内心深处对它怀有相当程度的好感。
当他们吃完饭，卷起餐巾把它们放在银盘里后（当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干这事还不大顺手，因为那些餐巾像小台布一样大），议员就离开椅子站起身来，把菲埃特抛在后面，拖着脚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拿起一支烟来。有时做孙子的也跟着他进去。
这间“办公室”是这样形成的：餐厅里原来开三扇窗，横贯着整个屋子，因此这屋子与其他同一类型的不一样，没有三间会客室的余地，只留下两间的场地。但其中一间与餐厅成直角，只有一扇窗朝街，深度方面显得很不对称。因此，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长度被分割开来，恰好成为“办公室”。这是一小块暗沉沉的地方，上面开有天窗，没有多少摆设。有一个分层的小书架，上面放着议员的雪茄烟盒，一张玩牌的小桌子，桌子抽屉里有一些引人入胜的东西：惠斯特牌，筹码，小齿能向上掀开的小型记分板，一块石板和一些石笔，纸质雪茄烟烟嘴，以及其他玩意儿；最后，在角落里有一只紫檀木做的洛可可是欧洲十八世纪建筑及艺术上的一种风格，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式柜子，柜子的玻璃门后面张着黄色的丝绸帘子。
“爷爷，”办公室里的小汉斯·卡斯托尔普有时会踮起脚尖凑到老人的耳际说，“请您拿出洗礼盆来给我瞧瞧！”
这时祖父已撩起细软的长衫的下摆，把一束钥匙从裤袋里掏出来，打开玻璃柜。柜子内部有一股舒适而古怪的气味向孩子袭来。柜子里藏着各种各样好久不用而引人注目的东西：一对弯曲的银质烛台，一只木匣装的损坏了的气压表，上面刻有寓意深长的图形；一本达盖尔达盖尔（1789—1851），法国银版照相术的发明人。银版摄影术的纪念册，一只杉木做的盛烧酒容器；还有一个难以捉摸的小土耳其人，它披着一件五光十色的绸衣，体内装有机器；以前只要发条一开，就会在桌面上来回走动，但现在机器失灵已有好久了。此外还有一个奇特的轮船模型，模型底部甚至还有一个捕鼠夹。老头儿从中间一层取出一个失去光泽的银质圆盆，盆子上面还有一个银盘。他把这两件东西分开来拿给孩子看，一面讲述他那常讲的故事，一面把它们放在手心上转来晃去。
关于洗礼盆和两重性格的祖父（2）
盆和盘原来不是连在一块儿的，正如人们清楚看到的那样，这时孩子又一次听到老爷爷的教诲。不过祖父说，它们放在一起使用已整整有一百年历史，换句话说，从洗礼盆制成时起就是这样。盆子很漂亮，外形平凡而雅致，带有十九世纪初叶庄严肃穆的风味。它光滑而又坚实，下面是一个圆形底盘，里面镀过金，但金质已因岁月而消褪，只剩下一片淡淡的黄色光泽。它唯一的装饰，就是一个庄严的玫瑰花花环，上部边缘有一簇簇锯齿形的叶子。至于那个盘子，年代更为久远，这可从盘子的内部加以识别。那儿镌刻着几个绚丽夺目的字码：“一千六百五十年”，字码周围是各种各样弯弯曲曲的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