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送他进了威金斯的一个养老院。我卖掉了他的房子和农场，处理了他的一切财产问题。那时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给他寄贺卡和礼物。
每逢我去哈蒂斯堡或杰克逊，总要设法去看他。每月至少有一次我带他去餐馆吃炸站鱼，然后在公路上兜凤。几杯啤酒一下肚，他就开始讲述从前的故事。一天，我带他去钓鱼。
我们两人在船上呆了八个小时。我从没那样开心过。”
“1991年11月他患了肺炎，差点死去。这吓坏了他。我们一道修改了他的遗嘱。他要将一部分钱捐给当地教会，其余的给联邦女儿会。他选好了墓地，制定了安葬再直、我建议他加上一条，声明如患不治之症，可任其良然死亡，不必再用人工办法延续生命。
他表示赞同，并坚持指定我为执行人，当然事先得和他的医生商量。克洛维斯仇恨养老院，仇恨孤独，仇恨生活。他说自己的心灵与上帝同在，乐意死去。
“1992年1月初，他的肺炎复发，而且日益严重。我将他转到比洛克西的医院，以便照顾他。我每天去医院，是他的唯一探视人。他没有其他的朋友，没有亲属，没有牧师，只有我。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显然没有生还的希望。慢慢地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医生给他装了呼吸器。大约过了一星期，医生说他的大脑已经死亡了。于是我和三个医生一块儿读了他遗嘱的有关部分，拿掉了呼吸器。”
“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桑迪问。
“1992年2月6日。”
桑迪嘘了口气，紧闭眼睛。慢慢地摇头。
炸弹，帕里什就觉得非给我定什么罪不可。要不然，就放过了我。”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很简单。我们卸除帕里什的压力，让他挽回面子。你去找克洛维斯的孙子和孙女，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答应给他一些钱。他们一旦知道事实真相，当然有权合我毁尸罪。
而且他们肯定也想这样做。不过他们的控告起不了作用，因为老头生前没有得到他们的照顾。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做好他们想控告的准备。我们打消他们的想法。我们私下同他们商量。他们为了钱会同意迫使帕里什不提出起诉。”
“你真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
“谢谢。我看这计划没有理由不成功。”
“帕里什也许会不顾死者亲属的要求坚持对你起诉。”
“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无法将我定罪。充其量他只能将我送上审判台，然后输掉官司。对他来说，比较牢靠的做法是找退路，以死者亲属的要求为借口，避免尴尬地输掉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
“过去的四年里，你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
“是的，此事一直在我脑中打转。”
桑迪一边沿着床铺下首踱步，一边深思。他竭力开动头脑里的机器，跟上他的委托人的思路。“这样帕里什太亏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依然在踱步。
“我只管自己是否有利，而不管帕里什亏不亏。”
帕特里克说。
“我不仅仅是指帕里什，而是指整个法律制度，帕特里克。如果你能安全脱身，实际上是花钱买自由。除了你，大家都会为神圣的法律遭亵读感到不快。”
“也许我只能管自己。”
“我也是管自己。不过你不能使法律制度蒙受耻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衰落。”
“谁让帕里什急急忙忙抛出一级谋杀的指控？他本来可以等一两个星期。没人叫他向新闻界宣布。我对他没有任何同情。”
“我对他也没有同情。不过这样很难做工作，帕特里克。”
“那么我减低一点难度。我将承认自己毁厂有罪，但不坐牢。一天牢也不坐。我只是接受审判，承认有罪，交付罚款，让帕里什获得已将我定罪的声誉，但实际上我脱了身。”
“你将是已被定罪的犯人，要受到管制。”
“不，我是自由的。在巴西，谁会在乎一个有点小过失的人？”
“克洛维斯不希望举行葬礼。因为他知道，没人会来。我们将他葬在威金斯郊外的一个公墓里。我到了常教堂里的三个老寡妇也到了常她们哭泣着为他送别。在过去的50年里，对于每一位在威金斯安葬的死者，她们都要如此哭送一番。牧师也到了常他拖了五个老年执事做抬棺人。加上其他两位乡邻，总共有12个人。在短暂的仪式之后，克洛维斯长眠于地下。”
“他的棺材很轻，是吗？”桑迪问。
“是的。”
“克洛维斯在哪里？”
“他的灵魂在和圣徒同乐。”
“我是问他的尸体在哪里。”
“在我的小屋的冰柜里。”
“你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
“我没杀任何人，桑迪。克洛维斯的尸体焚烧时，他正和天使一道唱赞美诗呢。我想他不会介意的。”
“你干什么事都有藉口，是不是，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坐在床沿，双脚悬离地面。他没有吭声。
桑迪走了几步，然后倚着墙壁。刚才他获知自己的朋友没有杀人只是稍感宽慰，因为焚烧死尸差不多是同样令人反感的行为。
“你接着往下说吧。”桑迪说，“我相信你一切都作了详细安排。”
“是的，因为我有充裕的思考时间。”
“说吧。”
“密西西比州刑法里有不得盗墓的规定，但这条并不适合我，因为我没有挖开克洛维斯的坟墓，而是将他的尸体从棺材里偷了出来。该州刑法还规定，不得毁尸碎尸。这是帕里什可以纠住我不放的唯一理由。毁尸碎尸属于重罪，可判处一年以下的监禁。假如他们只能以此定罪，帕里什会竭力争取判我监禁一年。”
“他不可能让你一走了之。”
“是的，他不可能放过我。但还有个能不能办到的问题。他并不知道我偷了克洛维斯的尸体，除非我告诉他。不过我必须告诉他，以便他放弃谋杀罪的指控。要知道，告诉他是一回事，在法庭作证是另一回事。他不可能告我毁尸，又让我在法庭作证。他将被迫告我犯有什么罪，因为正如你说，他不可能让我一走了之。尽管他要告我，却不能将我定罪。因为我是唯一的证人，他无法证明被焚烧的是克洛维斯的尸体。”
“帕里什遭受的压力很重。”
“是的，联邦指控已经撤销了。我们一扔下这颗桑迪停止踱步，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这么说你要回巴西？”
“那是我的家，桑迪。”
“那姑娘呢？”
“我们共同生活，繁衍后代。”
“你还剩多少钱？”
“几百万。我需要离开这里，桑迪。我需要过另一种生活。”
一位护士闯了进来，啪地扭亮了电灯。“11点钟了，帕蒂。探视时间已过。”她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吗，亲爱的？”
“我很好。”
“需要什么？”
“不需要，谢谢。”
她如同来的时候那样走了。桑迪拿起自己的公文包。“帕蒂？”他说。
帕特里克耸耸肩。
“亲爱的？”
他又耸耸肩。
桑迪走到门边，又想起一件事。“还有个小问题。
你把汽车开到沟里去的时候，克洛维斯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像往常一样，我用安全带把他拴在旁边的乘客座位上。我在他的两腿之间放了一瓶啤酒，衷心为他祝福。他的脸上挂着微笑。”
第三十八章直至上午10时，归还所窃巨款的电汇指令还未到达伦敦。伊娃离开下榻的旅馆，沿着皮卡迪利大街漫步。她悠闲地随着人群移动，观看商店的橱窗，欣赏人行道上的热闹场面。三天孤独的铁窗生活增强了她对城市喧嚣的新鲜感。中午，她坐在一家生意兴隆的老餐馆的角落吃了热气腾腾的羊肉奶酪色拉。
她好奇地打量餐馆里的装饰灯和素不相识的顾客。
而且他们并不介意。
帕特里克曾对她说，他刚到圣保罗时经常很兴奋，因为周围的人都是陌生的。她坐在餐馆里，希望自己是利厄·皮雷斯而不是伊娃·米兰达。
她开始在邦德街购物。起初她买了一些必需品——内衣和香水——但不多时她便选购了一大堆名牌商品，而且不计较价格。现在她是非常富有的女人。
本来事情比较简单，也肯定没有那么多戏剧性，只需等到9点钟他们上班时进行逮捕。然而他们的上班时间捉摸不透。其中一位，拉普利，还难得离开家。
于是，逮捕者选择了拂晓行动。万一他们遭到惊吓，在家人面前蒙受羞辱，那也没办法。万一邻居来看热闹，那也只得听其自然。最好逮捕时他们还在睡觉或冲淋裕查尔斯·博根穿着睡衣开了门。当他熟悉的一位联邦执法官掏出手铐时，他开始流泪。他的妻子已和他离异，所以至少减少了他一些羞耻感。
杜格·维特拉诺的妻子刚一开门就变了脸。她当着两个年轻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面，砰地把门一关，跑上楼去通知正在冲淋浴的丈夫。他们只得耐心等待。幸亏几个孩子还在熟睡，没有看见维特拉诺被戴上手铐，推进汽车。他妻子穿着睡衣站在门前台阶上，一边咒骂一边哭泣。
像往常一样，吉米·哈瓦拉克睡前喝了个酷四大醉。按门铃无济于事。他们只得呆在门前车道，用移动电话叫醒他。终于他醒过来，被带走了。
拂晓时，伊桑·拉普利还在阁楼写辩护状。他已忘记了白天、黑夜和时间，自然也没听见楼下的敲门声。他妻子醒了，爬上楼传递坏消息。不过她首先藏好了他的枪。这支枪，他放在衣柜的抽屉里。他拿袜子时曾找了两次。但他没有问妻子。他担心她会告诉他藏枪之处。
博根这个法律事务所是另一位律师创办的。13年前，该律师经参议员奈先生提名，晋升为联邦法官。他一走，事务所便交给了博根。如今博根等人和五个在位的联邦法官都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毫不奇怪，四个合伙人还未来得及在狱中会面，有关者家中的电话铃就响了。8点半钟，他们被分别用汽车送到比洛克西联邦法院，接受那位关系最亲近的联邦法官仓促安排的听审。
对于博根走后门的神速，卡特颇感恼怒。虽说他不指望四个人呆在狱中等待对他们的审判，但也不能接受一个联邦法官刚起床就听市这一事实。于是他把消息透露给当地报纸，接着又透露给电视台。
有关文件已准备好，并由法官迅速签字。四个人自由自在地出了法院。他们步行三个街区去自己的办公室。路上一位笨拙的高个子摄影记者和一位稚嫩的新闻记者紧追不舍。该新闻记者不知事情原委，但被告知十分重要。他们板着面孔，说无可奉告。就这样，他们一直走进维厄马奇办公楼，锁上了大门。
查尔斯·博根径直给参议员打电话。
不到两小时，帕特里克推荐的私人侦探就用电话查明了那个女人的情况。她住在默里迪恩。那地方在比洛克西东北边，有两个小时的行程。她名叫迪纳·波斯特尔，眼下在城郊一家崭新的方便店里卖熟食，并兼做收银员。
桑迪找到那家方便店，进了门。他假装对一货架刚出炉的油煎鸡胸和炸土豆感兴趣，眼睛偷偷地打量正在柜台后忙碌的营业员。一位大嗓门、花白头发的矮胖女人引起了他的注目。像所有的雇员一样，她穿着红白条子的衬衫。当她离得很近时，桑迪看了看她胸前的姓名牌。上面写着迪纳。
为了不引起猜疑，桑迪穿着牛仔裤和蓝色上衣，没系领带。
“你需要什么？”迪纳笑着问。
此时将近上午10点，离吃炸土豆的时间太早。
“请给我一大杯咖啡。”桑迪说着，也笑了笑。她的眼里闪着感兴趣的目光。迪纳喜欢有人向她调情。在收银机旁，她迎接他。桑迪没有给她钱，而是给了一张名片。
她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然后放下了。对于一个已经抚养了三个少年犯的女人来说，这种令人惊讶的举止只意味着麻烦。“1美元20美分。”她边说边掀收银机按钮，并偷偷地朝柜台后面看了一眼，唯恐有人察觉。
“我有好事告诉你。”桑迪说着，伸手去取钱。
“你想干什么？”她几乎是屏住气说。
“占用你10分钟时间。我在那边餐桌等你。”
“可是你想干什么？”她接过钱，找给他零头。
“请赏光。你不会白白浪费这些时间的。”
她喜欢男人，而且桑迪长得不错，穿戴比多数顾客好得多。她翻了翻烤肉器上的鸡块，又沏了些咖啡，然后对主管说，她要离开一会儿。
桑迪坐在小餐室的一张桌子旁边耐心等候，身后是啤酒冷却器和制冰机。“谢谢。”
她坐下后，他说。
迪纳四十几岁，圆脸，抹了些淡妆。
“你是新奥尔良的律师？”她问。
“是的。不知你有没有从报上看到或听说这样一个案子。在沿海地区他们逮住了一个偷了巨款的律师。”
不等他继续往下说，她便摇头。“我从来不看报，亲爱的。每周我在这里干60个小时，家里还有两个出世不久的孙子。我丈夫在看管他们。他的背部有残疾。我从不看报，从不看电视，只知上班干活，下班洗尿布。”
桑迪几乎后悔问了那些话，多么令人沮丧的情景！
他尽可能简洁地叙述了帕特里克的经历。起初她觉得有趣，但快到结尾时她的兴趣逐渐减退。
“这样的人应该处以死刑。”她插话。
“他没有杀人。”
“可你说他的汽车里有人的残海”
“那残骸原本是死尸。”
“他先前杀死了一个人？”
“不，他只是偷了一具死尸放在汽车里。”
“嗯。瞧，我得回去干活了。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偷的尸体是你的祖父克洛维斯·古德曼。”
她的脑袋顿时开了窍。“他烧了克洛维斯！”
桑迪点点头。
她觑起细眼，竭力理顺自己的思路。“这是为什么？”她问。
“他得制造死亡的假象。”
“但他为什么要选择克洛维斯？”
“他是克洛维斯的律师和朋友。”
“很不错的朋友？”
“是的。要知道，我不可能把一切都讲得很明白。
这事是四年前发生的，离开你和我都很遥远。”
她用一只手的手指轻叩桌子，同时咬着另一只手的指甲。似乎这个坐在对面的律师很精明，哭哭闹闹是无济于事的。究竟采取什么方法，她心里没有底。还是让他先说吧。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毁厂是重罪。”
“应该这样。”
“而且可以根据民法有关条例提出起诉。这就意味着克洛维斯·古德曼的家属可以控告我的委托人犯有毁尸罪。”
哦，是的。她不由得挺直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接着她笑了笑，说：“我明白了。”
桑迪也笑了笑。“因为这样，我才来这里。我的委托人希望同克洛维斯的家属悄悄达成协议。”
“家属是哪些人？”
“现在还活着的配偶、子女和他们的子女。”
“看来我就是家属。”
“你的哥哥呢？”
“死了。两年前卢瑟死了。酗酒，吸毒。”
“那么你是唯一有权控告他的人。”
“多少钱？”她控制不住，脱口而出。随后她为自己这句话感到尴尬。
桑迪倾身向前。“我们准备给你2。5万美元。马上就给。支票在我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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