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吗？”桑迪听到她的声音后问。
“我很好，桑迪。现在我到了肯尼迪机场，马上就要登上去伦敦的飞机。帕特里克好吗？”
“很好。我们已经和联邦调查局的人达成了交易。”
“多少钱？”
“1。13亿。”他报出数字，等待她答话。帕特里克听到这个数字时，态度是很不明朗的。结果她的态度也是这样。
“什么时候？”她只说了这一句。
“你到伦敦后，我再和你联系。我已经在四季饭店以利厄·皮雷斯的名义预订了一个房间。”
“这么说我又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到了那里后给我来电话。”
“告诉帕特里克，我仍然爱他，哪怕是蹲了几天监狱。”
“晚上我要和他会面。多保重。”
“谢谢。”
由于一些有权势的人就在城内，马斯特不可能不乘机表现一番。昨天晚上，他们把那些书面材料和录音磁带拿到手后，马斯特立即安排自己的部下给每个现任的大陪审团成员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参加紧急会议。他还和五个律师助理一道将那些书面材料分类和编号。他凌晨3点离开办公室，8点钟又赶了回来。
联邦大陪审团会议于正午举行，会前给与会者提供了午饭。汉密尔顿·杰恩斯决定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司法部办公室主任斯普罗林也作出了这个决定。帕特里克将是唯一的证人。
征得同意后，他们没有给他上手铐，而是将他藏在一辆没有标志的联邦调查局的汽车后部，从侧门悄悄送进了比洛克西的联邦法院。桑迪坐在他的旁边。帕特里克穿着宽松的卡其布长裤、汗衫和旅游鞋。这些都是桑迪给他买的。他面容清瘦、苍白，但走路并无明显的不便。事实上，帕特里克感觉很不错。
16个大陪审团成员绕着长方形的会议桌而坐，至少有一半人背对着门。当帕特里克微笑着进门时，他们迅速转过了身。杰恩斯和斯普罗林坐在角落里。
两人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初次见到的拉尼根先生。
帕特里克在会议桌下首的证人席上坐了下来，望了望大家。他无需马斯特用提问的方式让他叙述自己的经历，至少不完全需要。在表情上，他轻松自如。这是因为该陪审团将不会对他作出裁决。他已经设法摆脱了任何联邦法律的羁绊。
他从博根的法律事务所着手，讲述了几个合伙人以及他们的人品、委托人和工作习惯，然后漫漫引出阿历西亚。
马斯特让他停下，拿出一份书面材料给他辨认。
帕特里克证明它是该法律事务所和阿历西亚签订的合同。这份合同长达四页，但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该法律事务所将从阿历西亚揭发普拉特一罗克兰德公司虚报款项所得的奖励中提取三分之一作为诉讼费。
“你是怎样获得这份合同的？”马斯特问。
“博根让他的秘书打印这份合同。我们的电脑是相互联网的。于是我直接从电脑里印了一份。”
“因为这样，上面才没有签字？”
“是的。签字的那份可能在博根先生的文件夹里。”
“你有机会进入博根先生的办公室吗？”
“非常有限。”帕特里克回答。接着他开始解释博根保守秘密的病好。这将话题引向他进入其他办公室的情况，引向他运用高科技监测手段进行冒险的动人经历。他由于十分怀疑阿历西亚，因此尽可能收集材料。他自学电子监测技术，监视事务所的其他个人电脑，并留意人们的闲谈，询问秘书和律师助理，搜查打印室的废纸篓，推迟下班时间以便进入那些没有上锁的办公室。
帕特里克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然后要求喝点饮料。马斯特宣布休息15分钟。众人都感到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已经听得入了迷。
当帕特里克从休息室返回时，他们立刻安静下来，急于听他讲下文，马斯特提了几个揭露普拉特一罗克兰德公司虚报款项的问题，帕特里克以普通的字眼作了描述。“阿历西亚先生是很有心计的。他策划了一个通过重复报账嫁祸于总部有关人员的阴谋。公司的费用抬高实际上是他暗中造成的。”
马斯特把一叠书面材料放在帕特里克身边。帕特里克拿起一本，仅仅瞥了一眼，便心里有了数。“这是新海滨船厂1988年6月某星期的工资册。上面列出的84个职工的名字全是虚构的，累计骗取金额7。l万美元。”
“这些名字是怎样虚构出来的？”马斯特问。
“当时新海滨船厂有8000职工。他们挑出一些普通的姓名——如琼斯，约翰逊，米勒，格林，扬——再变换首字母。”
“该厂一共虚报了多少工资？”
“按照阿历西亚的诉讼材料，该厂四年多来一共虚报工资1900万美元。”
“阿历西亚先生知道这事吗？”
“知道。这是他实施阴谋的手段。”
“你有什么根据？”
“请听录音磁带。”
马斯特递给他一张纸，上面编有60多盘录音磁带的目录。帕特里克仔细看了一会儿。
“我想应该放17号磁带。”他说。负责掌管那箱磁带的律师助理取出17号磁带，把它插入桌子当中的放音机。
帕特里克解释说：“这盘磁带录下了两位合伙人——杜格·维特拉诺和吉米·哈瓦拉克——于1991年3月3日在维持拉诺的办公室的谈话。”
放音机开始转动，众人等待里面传出声音。
第一个声音：他们怎么能虚报190o万美元L资？
“这是吉米·哈瓦拉克。”帕特里克迅速说。
第二个声音：这并不难办到。
“这是杜格·维特拉诺。”帕特里克说。
维特拉诺：该厂每年发工资5000万，四年即为两亿。他们只需多报10％就行了。这混在文件堆里是看不出来的。
哈瓦拉克：阿历西亚知道吗？
维特拉诺：岂止知道？这是他实施计划的手段。
哈瓦拉克：我怎么听不明白，杜见维特拉诺：这是个骗局，吉米。他说的一切都是骗局。什么虚报工资，多开发票，重更登账，全是骗局。一开始，阿历西亚就设好了国套让他们钻。他所在的公司恰好早就对这种骗取政府钱财的行为习以为常。他了解公司的内不，了解三角大楼的内不，于是巧妙地制订了这个计划。
哈瓦拉克；你是听谁说的？
维特拉诺：博根。阿历西亚向博根造了底，博根又向参议员先生进了底。我们只要瞒住不说，坚持干下去，都会成为百万富翁。
随着数年前帕特里克剪辑的磁带停止转动，声音终止了。
所有的陪审员都盯着那台放音机。
“我们能不能再听几盘？”一个陪审员问。
马斯特耸耸肩，望着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说：“我看这是个好主意。”
接下来他们听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录音磁带。帕特里克作现场讲解，并不时进行精彩的点评。那盘录有小会议室争吵情况的磁带作为压轴戏最后播放。
他们听了四遍才罢休。6点钟，他们从附近的一家熟食店订了晚餐。
一直到7点，帕特里克才得以离开。
他们用餐时，马斯特详细介绍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宣读了联邦的几项有关法律。由于磁带已经录下了活生生的罪证，没有人对阿历西亚等人的阴谋提出怀疑。8点半，联邦大陪审团一致同意控告本尼·阿历西亚、查尔斯·博根、杜格·维特拉诺、吉米·哈瓦拉克和伊桑·拉普利犯有诈骗罪。如果罪名成立，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和5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
参议员哈里斯·奈暂时没被列在指控的范围之内。这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斯普罗林、杰恩斯、马斯特的计划是，先抓小鱼，再迫使他们做交易，招供出大鱼。因为拉普利和哈瓦拉克与查尔斯·博根有矛盾，他们将首先向这两人进攻。
9点，联邦大陪审团休会。马斯特同联邦执法官会晤，布置明天一早的逮捕事宜。
杰思斯和斯普罗林则乘坐新奥尔良的晚班飞机返日华盛顿。
第三十七章“我来该法律事务所后不久，曾办过一个车祸的案子。事故地点在斯通县境内的49号公路，靠近威金斯。我们的委托人沿公路朝北行驶时，刚好一辆平板卡车从县级公路开出来，与他们的汽车对撞。事故是严重的。他们一家三口，丈夫当场丧命，妻子受了重伤，坐在后面的孩子也断了腿。那辆平板卡车隶瞩一家造纸公司，在保险公司投了重保，所以这个案子是有潜力的。该法律事务所把它交给了我。由于我新来乍到，干得很卖力。显然。事故责任在那辆平板卡车，但是它的司机没有受伤，声称我们委托人的汽车超速。于是当时的实际车速是多少，就成了办案的关键。我方事故分析专家认为是每小时60英里。这个速度不能说是太快的。49号公路限定时速在55英里之内，但实际上每个人行车都至少超过60英里。
当时我的委托人是去杰克逊走亲访友，用不着那么匆忙。
“而那辆平板卡车投保的保险公司所雇请的事故分析人认为，当时的实际车速是每小时75英里。
这种分析当然对我们极为不利。任何陪审团都会对超过规定车速20英里皱眉头的。
我们找到了现场第二个或第三个目击者作证人。他是个老头，名叫克洛维斯·古德曼，一只眼睛完全失明。”。
“另一只眼睛怎么样？”桑迪间。
“还能看东西，但视力多少受影响。他依然在开车。那天他驾驶着1968年出厂的雪佛兰牌轻型货车在公路上行进时，我们委托人的汽车从旁边超了车。
然后，等他翻过下一个坡，正好看见事故发生。克洛维斯是个心肠很软的老头。他一人独居，亲属多年没有来往。这场可怕的事故令他大为震惊。他想帮助受害者，后来见插不上手，就离开了。回家后他未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后来他告诉我，整整一星期他没睡好觉。
“当时，我们听说后面又来了几辆车，其中一位车主还录下了事故现常救护车、警车、消防车都来了。交通堵塞，车辆排成了长龙。人们感到厌烦。嘿，这一切全录了下来。于是我们借来了录像带。一位律师助理反复观看，记下了画面上所有的汽车牌照号码。然后他据此找到车主，看其中有无证人。正是这样，我们找到了克洛维斯。他说，事实上他目击了车祸发生，但是一谈就恶心。我问能不能去他家拜访，他说可以。
“克洛维斯住在威金斯郊区一幢很小的木板房里，这幢房子是战前他和妻子盖起来的。他的妻子死了多年，唯一的孩子也是这样。那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有两个孙辈。
一个住在加州，另一个住在哈蒂斯堡附近。两人都和他很久没有见面。这些情况我是在和他的闲谈中获知的。克洛维斯是个孤寡老头，开始免不了要发几句牢骚，好像他不相信律师，不愿浪费时间似的。但是坐了一些时候，他就给我烧水冲咖啡，吐露家庭秘密。
我们坐在他家阳台的摇椅上，天南海北地乱扯，就是不谈那场车祸。幸亏那天是星期六，我赔得起时间，不用担心办公室有事。他很健谈，大萧条时期、战争，都是他喜欢谈的话题。谈了几个小时后，我忍不住提起那场车祸，他顿时不吭声了，现出痛苦的样子。
他轻声告诉我，他还是一想起这件事就恶心。他知道一些重要情况，但眼下说不出口。
我问死者的汽车从他的卡车旁边驶过时，他的车速是多少。他说自己开车以来不会超过每小时50英里。我要求他对死者的车速作个估计，他只是摇摇头。
“两天之后，我又顺道去拜访他。那时已到了下午时分，我再次和他坐在阳台，听他讲战争年代的故事。不一会到了6点钟，他说饿了，进而说喜欢吃的鱼，问我有没有兴趣与他一道用晚餐。我那时单身一人，毫无牵挂，就和他走了。当然我开车，他在旁边吹牛。6元钱一条的炸站鱼，我们要了一大盘。克洛维斯细吞慢嚼，鼻尖几乎埋进的鱼堆。账单来了，他装作没看见似的。它放在桌上足足过了10分钟。他不停地吃油炸玉米，不停地说话。我心想要是能让克洛维斯出庭作证，花点钱也应该。终于我们离开了。
在驱车返回他家的途中，他说需要喝杯啤酒，好继续同我交谈。当时我们正好在一家乡村商店附近。我停了车，他一动不动。于是我又掏钱买了啤酒。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赶路。他说希望带我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去看看。那里并不远，他对我说。我们驱车走了一条县级公路又一条县级公路。20分钟之后，我已迷失了方向。似乎克洛维斯对这一带也不很熟。他说还需要喝啤酒，目的依旧是为了同我交谈。我向那家商店里的人问了路，两人又上路了。他忽而指指这里，忽而指指那里。终于我们找到了汉考克县尼开期克罗辛镇。刚喘口气，他让我把车掉头，说这里不像他的童年生长地。于是我又买啤酒，又向商店里的人问路。
“快到他家时，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我开始请他回答有关车祸的提问。他说现在谈这事他还会觉得难受。我扶他进屋，他霍地倒在沙发上，旋即鼾声大作。此时差不多是半夜。就这样，我陪他过了一个来月，时而坐在阳台的摇椅上，时而去吃炸站鱼，时而去公路兜风。那家保险公司的赔偿最多可达200万美元。我们付出这些代价是完全值得的。到这时克洛维斯的证词变得更加重要，不过他本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让我放心，眼下尚未有别人向他打听车祸的情况，因而我必须抢在保险公司的人之前从他那里把情况摸清。”
“他过了多久才把情况告诉你？”桑迪问。
“大概四五个月。终于，我开始催他回答我的提问了。我告诉他，那场官司已到了关键时刻，非得向他打听车祸发生的情况。他说乐意回答我的提问。我问他，我们委托人的汽车从他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是多少。他说肯定是很快的。因为车里的人血流满面，修不忍睹，尤其是那个孩子。说到这里，他已经泪水盈眶。过了几分钟，我又问：
‘克洛维斯，那辆汽车从你的卡车旁边驶过时，车速究竟是多少？’他说肯定要帮那一家子。我说那一家子肯定要对此感激不荆然后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你认为车速是多少？’“我说，依我看车速是每小时55英里左右。克洛维斯说：‘那么就是你说的这个数，每小时55英里。’”
我开车的时速是50英里，他们比我快一点。“我们上了法庭。克洛维斯·古德曼极其出色地作了证。他年龄大，地位低下，但思路敏捷，说话完全可信。陪审团没有理睬一切凭空的事故分析，依据克洛维斯的证词进行了裁决。那家保险公司赔偿了230万美元。”
“我们继续来往。我为他立了遗嘱。他的财产不多，仅有房子、6英亩地和7000美元存款。他希望在他死后，将变卖一切家产的钱捐献给联邦女儿会。遗嘱里没有提到任何亲属的名字。加州的孙子已离开他20年。哈蒂斯堡的孙女自中学毕业后再也没和他联系过。那时他收到过她一封邀请信，但他既没有去也没有守礼物。他几乎不提及两个孙辈。不过我知道，他渴望同自己的亲人有某种联系。”
“他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送他进了威金斯的一个养老院。我卖掉了他的房子和农场，处理了他的一切财产问题。那时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给他寄贺卡和礼物。
每逢我去哈蒂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