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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泰伯森看到这份被公布的属于国家级绝密的《第九号联合指示》时，中国代表团已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带着十多份签定的协议和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安全返回北京。泰伯森领导的安全特别执行小组也已解散。他对这类军火交易已不感兴趣，将报道草草测览一遍就扔到一旁。倒是妻子有些震惊。
“这怎么可能？”帕蒂拍打着报纸满脸疑惑地说：“堂堂的美国总统怎么会一面同中国领导人含笑举杯，大谈友谊，一面竟毫无顾忌地向对方的敌人运送大批军火呢？这还有什么信誉和友谊可言呢？”
泰伯森习以为常地笑笑：“这有什么奇怪的，政治家就像街头的妓女，不论脸上的微笑还是嘴里的诺言，全他妈是骗人的幌子。”
当然，这是十多天以后的事了。
3
此刻——1月30日早晨。泰伯森站在指挥中心可没有把政治家和妓女提同并论的雅兴。他眼睛盯的，脑子里想的全是怎样应付那些不可知的杀手和不可知的突发事件，一句话，怎样保护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安全。他明白，在华盛顿迎接这只“迪姆虎”的可不仅仅是鲜花和微笑。
接到布热津斯基的电话，他紧张的心情略感轻松了一些。不管怎么样，台湾方面停止报复行动毕竟是件令人高兴的好消息。这等于给他除去了一个潜在的威胁和对手，而且是一个极难应付的对手。据他掌握的情报，台湾的“军统局”和在国外的亲台势力，至少选派了三名职业杀手潜入美国，伺机刺杀“迪姆虎”；还有那个“蒋总统的特别代表”杨西昆和参议员周以德，更是利用合法身份四下活动，不惜耗费巨资雇人进行抗议示威，蓄意制造事端，令他这个总统任命的安全小组组长既恼火又无奈。
泰伯森放下话筒，便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丹尼尔。
局长帮办听罢也轻松地吁了口气：“这下好了，只要台湾人不插手，我们就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俄国人了。”
泰伯森却提醒道：“现在还不能说台湾人就不插手了。只是他们的精力暂时转移到收买国会了而已。”
丹尼尔做出一副轻松的笑容：“上帝会保佑我们的。不过，你可别忘了自己的承诺，干完这件事就在我的辞职报告上签字。”
“好吧，到时候咱俩一块退休，一块到西部草原买个牧扬，过几年消遥自在的日子。”
“你可不能退休，你要走了谁来当局长，谁来保护总统？”
泰伯森听出他话中有刺，笑笑没再吭声。
丹尼尔今年五十岁，比泰伯森大四岁，也比泰伯森早来联邦安全局四年，因而同泰伯森讲话便有些倚老卖老，比较随便。半年前，当卡特总统任命泰伯森升任联邦安全局副局长不久，丹尼尔便呈交了一份辞职报告，要求提前退休。理由是年纪已大，身体欠佳，不能再胜任目前的工作。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他就是因为没当上副局长而耿耿于怀，发泄不满。但这并未影响他同泰伯森的关系。俩人一同共事二十多年，出生入死，逢凶化吉，其情其义，如兄如弟。二十多年间，丹尼尔一直是泰伯森的上司，没想到快退休了，俩人的位置却颠倒过来——泰伯森福星高照，时来运转，一下子跃上了副局长的宝座。这使丹尼尔难免产生一丝妒意，至少心理上有些不平衡。可他对泰伯森仍很尊重，工作上也很支持，虽然私下里有时挖苦几句，但干起事来决不含糊。对这一点泰伯森即很理解，又很信任。
15年前，丹尼尔任安全局三处副处长，泰伯森在他手下当特工组组长。那天——1963年11月22日，泰伯森被指定在达拉斯大街上执勤。本来他应该在车队到达之前再带领特工组检查一遍马路拐角的那栋楼房。可那天他不知为什么在早餐时喝了一杯斯普利策酒——他记得很清楚，是一小杯微微带点苦味的斯普利策酒。结果，他竟然喝醉了，不，是有些头晕。检查楼房的事也就忘了。两小时后，肯尼迪就被打死了。而杀手正是躲在马路拐角那栋楼房内向总统开的枪。事后，泰伯森在述职报告中战战兢兢承认了自己因喝酒而造成的失职。但丹尼尔却毫不客气地给他撕掉了。
“笨蛋！”他生气地斥责道：“你喝的玩意叫奥瓦尔丁，那是饮料，懂吗？热饮料，不是酒。你说的那栋楼房特工组搜查了三遍。大家都这样说，你他妈怎么就忘了。”
他当时整个脑袋乱得就像一团搅拌的冰激凌，他也记不清自己喝的是斯普利策，还是奥瓦尔丁，更记不清那栋楼房是搜查了三遍还是两遍。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保持沉默，一切以丹尼尔说的为准。
后来，许多人因肯尼迪被杀事件对簿公堂，丢官弃职，连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弗兰克·G·威斯纳也饮弹自杀。但泰伯森却始终安然无恙，没人问津。他明白，这完全得利于丹尼尔的庇护。可多少年来，他从未向丹尼尔露出丝毫感激之意，丹尼尔也从未同他再提及述职报告的事，就好像这事从未发生过。特别是泰伯森任安全局的首脑后，丹尼尔开始有意回避他，俩人很少有相聚交谈的机会，过去的事便真的渐渐淡忘了。在泰伯森的印象中，丹尼尔只主动找过他两次：一次是递辞职报告，请他帮忙获得批准；第二次便是这回要求参加保卫中国领导人——迪姆虎的安全特别执行小组。对第一项要求，泰伯森不置可否，久久没有表态，对第二个要求他未加思索当即就答应了。他理解丹尼尔的心情：作为一名干了几十年的老特工，他不愿意在行将退休前失去一次令自己终生荣耀的行动机会；再则，他也深知这次行动的艰难与风险，他是真心实意想帮自己一把。其实，即使丹尼尔不提出这个请求，泰伯森也会指名点将邀请他参加。第一次指挥如此重大的行动，他非常需要有经验、有胆略的老牌特工给自己充当助手，而丹尼尔是他认为最理想、最合适的助手。现在，丹尼尔毫不顾及个人得失主动请缨参战，这不能不使泰伯森深为感动。
此刻，泰伯森望着丹尼尔由于熬夜而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容，心中又涌起那种愧疚和不安的感觉。他总觉得自己挡住了丹尼尔晋升的道路，毁掉了他呕心沥血拼搏了几十年的前程。尽管他无意也没想这样做，但结局就是如此。这就像攀登一座高塔，越往上越陡峭、窄小，只有不断地挤掉对手才能在塔顶占据一锥之地。而他就是在接近塔顶时突然出其不意地将丹尼尔挤了下去。虽然是并非有意，虽然是身不由己，虽然这种荣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可从丹尼尔的言语中，从同事们的目光中，他仍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唯利是图、无情无义的伪君子。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压在他的心头，时常折磨得他夜不能寝，食不甘味。他也明白，自己只不过是政治家们棋盘上一粒微不足道的棋子，什么“提升”“幸运”，无非是被人利用，大可不必将这些东西看得有多么重要。接到丹尼尔的辞职报告后，也勾起了他想提前退休的念头。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丹尼尔在不多的岁月中实现数十年的夙愿：真正当一名特工领袖，也才能抹平他心中欠了丹尼尔数十年的那笔“人情”。但这个念头只是想想而已，他毕竟是新上任的安全局副局长，他不能一手刚接过总统的任命书，一手又向总统递交辞职书，这样做不是拆人家的台么？可现在，丹尼尔的话又使他勾起了那个沮丧的念头：“辞职，等于完这件事就向总统辞职。”他暗自下了决心。他知道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卸掉压在心头的十字架，才能在心灵深处求得一丝慰藉和宁静。
泰伯森坐到电子显示器前，让丹尼尔稍去睡一会儿。
丹尼尔站起身，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好吧，一小时后你一定要叫醒我，咱们一同到布莱尔大厦护送‘迪姆虎’去白宫。”那口气仿佛他在给泰伯森下达指令。
泰伯森应诺一声，忽然想起什么，用征询的口吻问：“台湾方面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尽快向中国的罗先生通报一下？”
丹尼尔笑了笑：“等等吧，现在人家一定还在睡梦中呢。你知道这位罗先生昨天晚上去哪里了？”他有意压低嗓音：“到‘红色风暴俱乐部’看脱衣舞了。”
泰伯森甚觉意外：“不会吧，他怎么敢到那种下流场所？这可是严重违反共产党的纪律的。”
丹尼尔将一根手指放在嘴上“嘘”了一声：“此事莫声张了，他也是男人，男人吗，难免有点好奇心。”
泰伯森皱了皱眉头，他平素对那些形形色色的极左派组织就极其厌恶，认为这些人全是乌七八糟的社会渣滓。特别是对“美革共’更是深恶痛绝。这个自称要“彻底解放全人类’的极左恐怖组织，不仅杀人抢财，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而且还公开设立色情场所。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满脸严肃的像个神父的中国特工，竟会在到美国的第二天就偷偷跑去看女人的脱衣舞。但他想，这事决不是这么简单。
第十九章
1
1月30日晨7时30分。
大大出乎罗新华的预料，当他和王枫一大早赶到设在日宫的安全指挥中心，向泰伯森讲明杀手托尼的藏匿之处和立即搜捕的要求后，却没引起泰伯森多大警觉和兴趣，甚至表现出一副漠然和轻蔑的神态。他冲罗新华不以为然地耸耸肩头：“恕我冒昧问一句，你们讲的这些情报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有多大的准确性呢？”
因为有王枫在场，罗新华只好充当翻译的角色，先将他的质问译成汉语。
王枫对这个秃脑门的美国特工盛气凌人的问话很反感，把手一挥硬梆梆地说：“你告诉他，我们怎么得到的情报用不着他管，但有一点他必须明白，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绝对可靠。”
罗新华又将副部长的话译成英语。当然，在用词和语气上就婉转了许多。
泰伯森仍表示不相信地摇摇脑袋：“证据呢？你们有什么证据？”
王枫不解地望着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安全局副局长：“证据，这小子杀人，把他抓起来就行了，还要什么证据？”
罗新华似乎也觉得副部长这么讲不太得体，便没给他翻译，而是按自己的思路对泰伯森解释道：“证据当然有，我们转给贵国的那份‘刺杀迪姆虎计划’，就是这个托尼一手策划的。李·乔治也是被他杀害的。”
泰伯森反唇相讥道：“谁能证明你讲的这个‘刺杀迪姆虎计划’就是一桩谋杀阴谋呢？谁又能证明杀死那个李·乔治的凶手就是托尼呢？”
罗新华一时语塞。他强压住心头的火气，两眼冷冷地逼视着对方：“看来泰伯森先生是不相信我们提供的情报了。”
泰伯森矜持地笑笑：“不，我相信，但法律不相信。即使你们的情报百分之百的准确，也不能成为指控托尼犯罪的法律依据。”
王枫听不懂，忍不住向罗新华催问道：“这家伙在咕噜什么？”
罗新华低声说：“法津，他说我们搜捕托尼的要求不符合美国的法律。”
王枫听后很不理解，悻悻地说：“不就抓个人么，还要什么狗屁法律。”
罗新华也不满而又无奈地骂了句：“这个国家就他妈这副德行。”
泰伯森看了看两位中国安全官员的神色，自然明白了对方的心态。他想了想，拉开办公室的抽屉，取出一只卷宗袋递给罗新华，用一种外交官式的口吻说：“罗先生，在我们美国，每一个公民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即使是罪犯。”
罗新华诧异地打开深蓝色的卷宗袋，从里面掏出一个黑皮笔记本，一张《华盛顿邮报》和几张黑白照片，每张照片上都清晰地显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他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不久前转给美方的那份“刺杀迪姆虎计划”。但对这些照片的内容和来历他就不得而知了。
王枫也把照片逐张看了一遍，他也不明白这些照片同“刺杀迪姆虎计划”有什么关系。
泰伯森阴沉的脸上泛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慢吞吞地解释道：“这就是你们指控的那四位要刺杀‘迪姆虎’的杀手，遗憾的是，他们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自己倒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地死了。”
王枫本来就对这件事心存疑窦，听他这样讲越发觉得不对味，便拉了一把罗新华：“哦，听这家伙的口气那四个人好像是我们杀的。你告诉他，中国人绝不干这种事。我们既然把情报寄给他们，就不会单方面采取行动，一切后果就要由他们完全负责。”
罗新华也听出泰伯森讲这番话的用意，对他这种无端的怀疑也很气恼，便将副部长的话如实翻译给他，同时又神情严肃地补了一句：“泰伯森先生，这份情报是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用生命换来的，我们及时把它通报给贵国，这足以证明我们合作的诚意和对贵国安全部门的信任。”
泰伯森微笑着做了一个很潇洒的手势：“当然，我完全理解你们这样做的心情，那几名恶棍并不值得同情。”
罗新华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我再重申一遍：我们同这几个人的死没有任何关系。”
泰伯森依然和善地笑笑：“是啊，我并没有追查是谁杀死了这几名杀手，我只是想说明美国是个法治的国家。法律就像一张大网罩在头顶，每个人都受到它的保护和制约。”
罗新华讥讽地一笑：“我真不理解，难道贵国的法律也保护犯罪分子吗？”
泰伯森坦诚地点点头：“是的。”他很随意地敲打了几下办公台上的电脑键盘，一台显示器上即刻现出一个男子的头像。“知道这是谁吗？他就是你们说的刺杀迪姆虎的主谋，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保卫局局长杰拉尔德·托尼。”随着他的手指在键盘上轻轻的跳动，彩色屏幕上闪过一串清晰的画面：
支离破碎的爆炸现场……
残缺不全的尸体……
脖子上勒着红色电线的死者……
身穿绿色中式军装的托尼坦然自若地站在法庭被告席上……
托尼被记者们簇拥着走出法庭……
报纸上刊登着托尼得意地举起两根手指的巨幅照片……
……
泰伯森两眼盯着显示器介绍道：“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幽灵，一个‘绿色幽发’，仅1975年以来，他就指使美革共保卫局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地制造了16起恐怖事件，先后有27人丧生；他曾三次因涉嫌谋杀被警方拘捕，但都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可以说，每拘捕一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