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出口处，焦急不安地等待着。
窗外，天已渐渐暗了下来。不远处的停车场上一群人正举着标语牌在示威，呼啸的寒风刮来阵阵参差不齐的口号声：“打倒共产党！”“打倒卡特！”“美国不欢迎赤色中国！”“台湾必胜！”架在一辆米黄色的大轿车上的两只高音喇叭也高一声低一声播放着蒋经国的讲话录音：“……美国决定与共匪伪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不仅严重损害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之权益，且将对整个自由世界产生严重之影响，其因此所引起之一切后果均应由美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在此国家遭受重大困难的时刻，我恳切要求全国军民同胞们，今天我们一定要不分彼此，放弃小我，真正做到祸福相共，同舟共济，无论未来的处境如何艰危，无论时代的考验如何严酷，誓必排除万难，尽我们职责，为维护中华民国的尊严，消灭叛逆的暴政，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而牺牲奋斗。经国一定以个人自己所有的一切，和同胞们共患难，同生死，来克服最后这个难关，来求得胜利，希望大家各本爱国良知热忱，凡与反共复国大业有益的，各尽所能，贡献于国家。人人矢勤矢忠，群策群力，深信众志成城，大勇无畏，我们就一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朝着既定目标勇往迈进……”
“中华民国总统”的讲话慷慨悲壮，如呼如诉。他没想到小蒋的声音竟是这般苍老，其实，此公虽称“小蒋”却已是年迈古稀之人了。蒋家父子喊了几十年反共，结果没反倒共产党，自己却越来越孤立，如今连美国这个老盟友也反跑了。“真是一对可怜的笨蛋！”他嘲讽地嘟哝了一句，低头看看表，已过去20分钟。
这时，一辆闪着红灯的警车驶到候机楼前停下，几名海关警察和身穿便衣的特工扭押着那个日尔曼人从侧门涌出来，一名机场小姐拎着那只红色旅行袋随在后面。小伙子奋力挥动着被铐住的双手连声呼喊着——不知是喊“我不是！”还是“我不去！”引来一片围观者。警察们并不言语，抓胳膊摁头动作熟练地将他塞进警车，鸣响警笛疾驶而去。围观的人很快散去，示威的人又开始喊口号。
他呷了一大口浓烈的马提尼酒，随后长长吁了口气，心里既感到一种庆幸，也感到一种沮丧。他不明白美国的情报部门是从什么渠道得到了“斯大林糖丸”的秘密和此行的计划。他把自己的整个行动过程又细细回想了一遍，仍没发现任何破绽，一切都进行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看来问题出在德黑兰的老板身上，一定是那里走漏了风声，好在那些笨蛋都以为梅茵霍芙的英雄只会用“糖丸”杀人，他们并不知道老子还有第二方案，第三方案，还会用别的手段杀死迪姆虎。就让美国特工们先围着那两颗“糖丸”得意吧，等他们查清了那个倒霉的日尔曼小子的真实身份，老子早就大功告成，名扬天下了。
他决定改变一下行动计划。他相信就是不使用威力神圣的“斯大林糖丸”自己也一定能成功，因为巴德尔教授为他设计的这次“光荣使命”任何人都不会预料到，更不可能阻止。
他将杯中的马提尼酒一饮而尽，正准备起身离去，忽觉肩头被人轻轻拍了一下。扭头望去，见身后站着一个打扮娇艳的少女，裹着一件仿貂皮的宽领大衣，一头乌黑的卷发蓬蓬地披散着。虽然颧骨微突的脸盘抹着厚厚的香粉，已看不到原本的肤色，眼窝和双唇也被涂染得又黑又红，但那身段和眼神仍带着东方女人的韵味。他猜想她可能来自南朝鲜或泰国。
“您是日本人？”她忽闪着一双黑亮的眼睛用纯正的美国英语问。
他打量着她点点头。
“到了美国，不想开开心吗？我会使您满意的。”她有意撩开裘皮大衣的下摆，露出里面的迷你式皮短裙和套着羊绒紧身裤的大腿。
他深深吸了一口醉人的香水气味，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姑娘从精巧的皮包中掏出一张名片，插进他的西服口袋：“如果需要我，请打电话，我会随叫随到。”她说罢，冲他做了一个甜甜的媚眼，转身扭着滚圆的臀部款款而去。
他要了一辆大型黄绿两色的雪克牌出租汽车，沿着波托马克河边的高速公路朝华盛顿市区赶去。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公路上奔驰的车辆全打开车灯，汇成一条长长的光带。两侧的电线杆上飘拂着中国和美国的国旗以及代表哥伦比亚特区的旗帜。每隔一段距离在公路上空便会出现一条巨大的挂幅，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欢迎中国代表团访美及赞美中美两国友谊的文字。看来美利坚的首都已为中国领导人的来访做出了讨好的微笑。去年八月为了参加世界五大革命组织的联席会议，他和巴德尔曾来过一次华盛顿。虽然只呆了几天，但出于职业的习惯，他对这里的道路和环境仍记忆犹新，车窗左边那片黑黝黝的地方是著名的阿林顿军人公墓；再往前便是林肯纪念堂和林肯公园；穿过公园便能看见耸立在市区中心的华盛顿纪念碑顶端的彩灯在夜空中闪烁。
他先让司机把车开到宾夕法尼亚大街，赶到白宫新闻处办理了采访许可证。然后又沿十七号大街拐弯向南驶去，绕过白宫，来到建在康涅狄格大街上的谢拉顿·帕克饭店。由于这里距白宫和国会山都很近，又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历来被新闻界人土所青睐，只要华盛顿有重大活动，这里都会成为新闻中心。此刻，大厅里挤满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记者，熙熙攘攘。
一名身穿白色燕尾服的传者迎到他面前：“先生，欢迎您光临。”
他出示了证件。“我是《朝日新闻》的记者，五天前在这里预定了房间。”
“好，请跟我来。”侍者将他领到服务台前。值班小姐查阅过证件，笑盈盈地递给他一张磁片钥匙卡：“您是K705号房间。”
“谢谢。”他接过钥匙卡，乘电梯来到705号客房。刚放下皮箱，摆在床头小柜上的电话就发出一串悦耳的铃声。他以为是服务台的小姐打来的，便走过去抓起话筒：“喂，你找谁？”
“梅茵霍芙。”话筒中传来一个男人粗哑的嗓音：“乌丽克·梅茵霍芙。”
他一怔，忙压低声音应道：“我就是。”
“你好！雪茄带来了吗？”
“当然，我是专程来送货的。真正的俄罗斯大雪茄。”
“可你还带了私货！”对方语气阴冷地斥责道：“你们为什么不按规矩办事？”
他沉稳地笑着解释道：“这正是我们的规矩：为了保护货主的安全，送货人必须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
对方似乎相信了他的辩解，语调也变得温和了许多：“我很钦佩你的勇敢和忠诚。明天晚上八点请带货到阿林顿军人公墓，有人在第75号墓碑前等你。”
“好的，我记住了：晚上八点，阿林顿军人公墓，75号墓碑。”他习惯地将交货的时间和地点重复了一遍。
“明天晚上见。”陌生人“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
他等了一会儿，确信对方不会再讲话，才缓缓地摁下话筒。他用手指轻轻敲打着红色电话机，继续回想着接货人下达的指令：阿林顿公墓，晚上八点。为什么要把交货地点选在阿林顿公墓呢？他想起刚才从机场赶往市区时路过的那片黑黝黝的墓地，那里距华盛顿市区约两公里，紧靠九号高速公路和波托马克河，四周是一片浓密的橡树林，环境非常肃穆幽静。可美国人把交货地点选在那里绝不是为了肃穆和幽静，而是为了便于杀人和处理尸体：公路上的车祸、河湾里的溺水，都是最好的灭尸方法。他可不想到美国的第二天就成为一场车祸的牺牲品。仅仅几分钟之后，他已知道自己该怎样对付这个陌生的美国人了。他拎起皮箱走出房间，又来到一楼大厅的物品保存处，向值班小姐租了一只保险柜，将皮箱塞进去，又仔细地拧紧密码锁。当他正准备乘电梯返回七层的客房时，忽然好像察觉到什么，又在电梯门口停下来：大厅中的喧嚣声戛然而止，一片沉静，静得像一塘池水。他诧异地问站立一旁的白衣侍者：“出了什么事？”
“中国。”侍者伸手指了指：“白宫又在发布中国代表团的最新消息。”
他扭头望去，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大厅左侧，那里高高地悬挂着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器，上面正徐徐闪动着英、法、中三种文字：“北京电讯：1月28日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播音707专机离开北京，由两名美国飞行员导航飞往华盛顿。”
第九章
1
1月28日。晚7时。
机翼上涂着国徽的波音707专机已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飞行了近十小时。
罗新华来到连接架驶舱的过道，拉下临窗的弹簧软椅坐下，将脸贴在舷窗玻璃上向外遥望着。苍茫的夜空仿佛一张润了淡墨的宣纸，浑浑沌沌，朦朦胧胧，但在极远的边缘却有一抹耀眼的亮光，那是太阳升起的东方。专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时正是中午，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凭窗俯瞰，碧蓝的天空和碧蓝的海水连成一片，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海。这景象竟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当时，天也是这样青，海也是这样蓝，在遥远的天海相拥处一轮红日正喷薄而出。他知道那就是他的祖国，他日夜向往的圣地。当播音员用自豪的语调宣布飞机已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时，他激动得禁不住热泪盈眶，奋力鼓掌。那景致，那心情，虽然经过三十年风雨的冲刷侵蚀，却仍那样清晰真切，历历在目。没想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他又踏上了这条航线，向大洋彼岸那片他熟悉和眷恋的大地飞去。那里是他童年的摇篮，有他父母的墓地，也有他遥远的欢乐和苦涩的记忆。他热爱那片大地，漫长的岁月总扯不断他心头的那缕拳拳情思，但终生的耻辱和坚定的信仰又使他憎恨那个国家，那个社会。平时每当提及“美国人”，他腹部的伤疤便隐隐作痛，他眼前就会浮现一群丑恶的形象：骄横凶狠的大兵、阴险狡诈的政客、肥头大耳的资本家以及三K党、嬉皮士、妓女。在那个浸透了金钱铜臭的国度里，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无情地吞噬着人类的文明与良知。他正是怀着这种复杂的情感踏上西行专机的。在此之前他已多次告诫自己不要再想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童年。伤疤、阶级，全不去想。他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去考察和批判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去旧地重游，寻亲访友，他是肩负着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重托，去执行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使命。当他望着身裹黑呢大衣的“1号首长”步履稳健地踏上飞机时，他心中的这种使命感越发强烈和凝重。
专机起飞很不顺利。步履稳健的“1号首长”同前来送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一握手告别后，又俯下身亲了亲小孙女的脸蛋，然后和夫人一同走进机舱。宽大的波音707已被拖上跑道，送行的党、政、军领导人也已陆续离去，机组人员全部各就各位待命起飞，这时从指挥塔却传来“停止起飞”的命令。原因是刚刚接到上海的报告：机场雾大，不能降落，请耐心等待。真是的，早干什么去了，这时候才来报告，罗新华不满地想。他对民航局的拖沓作风早有耳闻，今天也算领教了。出师不利，还没启程就遇到了麻烦，他心中兀自凭添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专机在跑道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指挥塔才发出可以起飞的信号。
远方出现了几颗闪闪的亮点。起初罗新华以为是嵌在天际的点点残星。渐渐亮点越来越密，越来越亮，是灯光。终于看见陆地了！他正要起身离去，见新华社记者杜立彬挎着相机从过道尽头走来，操着一口软绵绵的上海普通话招呼道：“老罗，飞机快降落了。”
罗新华点点头：“我已看见灯光了。”
杜立彬约五十出头的年纪，中等身材，面皮白皙，浑身透着一股南方人的精明和干练。罗新华以前并不认识他，这次原定的随团采访的记者中也没有他。三天前，因王东升被车撞断了腿，新华社领导才决定由他顶替王东升，随代表团赴美采访中国领导人的访美活动。当罗新华得悉这一消息时很有些失望。他知道王东升是新华社驻华盛顿的特派记者，不久前才临时回国述职。几天前罗新华为搞清楚李·乔治告急信的一些内容，曾找他交谈过两次，感到他对美国的方方面面都了解得很透彻，称得上是个美国通。他也很赞同罗新华的判断，认为那封报警信不是李·乔治寄的。“寄信人可能是他的未婚妻。”他向罗新华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你见过他的未婚妻吗？”
“没有。”他摇摇头。“只是听李·乔治在一次喝酒时谈起过，也住在华盛顿，好像叫休丽莎，还是欧安娜。美国人对男女方面的私生活比较随便。情人、恋人很难分清，好了就一块睡，不好了就分手再找一个。”
罗新华笑笑。管他是恋人还是情人呢，只要有名字就好办。他决定到美国后再寻找这个体丽莎或者欧安娜。王东升也答应返回华盛顿后再帮他打听一下，那里的情况他毕竟比较熟悉。罗新华听后自然很高兴，能得到这个“美国通”的帮助，他等于又多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可一场意外的车祸竟将王东升换成了杜立彬，这难免使罗新华感到有些惋惜和沮丧。
杜立彬对能得到这次出国采访任务很意外，也很兴奋。这也难怪，干了几十年记者他这还是头一回到美国采访，而且采访的对象又是受人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飞机尚未起飞他就带着相机在机场“嚓嚓”地拍个不停。
“收获不小吧？”罗新华望着他挂在胸前的两架相机笑着问。
“已拍了三卷胶片。”杜立彬满意地笑着，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罗新华既羡慕又诧异：这个干瘦的上海人竟长了这样一口好牙齿。
杜立彬在软椅上坐下，打开一架照相机的后盖，动作娴熟地换出胶卷。飞机降落后将是记者们决战的时刻，他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胶卷的铁轴外框有些偏歪。他竟然张嘴用牙齿咬住一下一下扳正。
罗新华提醒道：“小心把牙硌坏。”
“我的牙不怕硌。”杜立彬笑着故意张大嘴巴，用舌尖将一排假牙推出口外。“69年我到珍宝岛采访，一场车祸把满口牙全硌没了。”
罗新华笑了：“我说你的牙怎么长得这么齐整呢。”
飞机开始下降了。罗新华如同决赛的拳击手听到上场的铃响，精神为之一振，他知道，如果此行是一场险象丛生的战斗，那么现在就已拉开了序幕。
第十章
1
1月28日北京时间晚20点35分。
正如报道的那样，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延误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降落在风雪肆虐的安科雷奇机场。虽然是深夜，天又下着小雪，当机翼和机尾涂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波音707在停机坪停稳后，仍有一群记者举着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和各种长柄话筒围上前来。
罗新华带着三名安全小组的人员首先奔下舷梯。只见灯光通明，白雪一片的机场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不远处，竟有几名军人牵着硕大的警犬伫立在风雪中。候机楼前的旗杆上和楼顶上飘扬着美中两国国旗。美国驻华首任大使伍德科克和新婚的妻子及一行白宫官员已站在舷梯下迎候。
罗新华指挥安全小组人员站成一排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