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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培公分析道：“可能又是圣战组织干的。如今他们把美国人都当成魔鬼，恨不得统统抓来煮了吃。”
“恐怕没那么简单。”王枫望着罗新华问：“我送给你的材料都看完了？”
罗新华点点头。
“怎么样？够刺激吧？”
罗新华似乎想起什么：“那份‘刺杀迪姆虎计划’不是李·乔治寄给我们的。”
王枫颇感兴趣：“哦，谈谈你的看法。”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和华盛顿交通咨询中心的记录，李·乔治是1月13日凌晨在华盛顿郊外7号公路翻车身亡的，可我们收到的信封上的邮戳发信期却是五月15日下午4时。也就是说，这封信是李·乔治被烧死两天后才寄出的。”
宋培公对此提出质疑：“这怎么可能呢？会不会是邮局给耽误了？”
罗新华肯定地：“绝对不会。按照美国法律，邮局在收到信件四小时内必须发出，否则将受到寄信人的起诉。”
王枫也有些将信将疑：“你是说李·乔治的报警信是别人寄给我们的？”
“对！”罗新华用不容置辩的口气说：“我已让技术处作过鉴定，短信和信封上的字迹不是一个人的。”
宋培公皱皱眉：“那会是谁的呢？这个人为什么要冒充阿龙呢？”
王枫解释道：“据王东升同志介绍：阿龙并不是李·乔治的名字，而是老王给他起的代号，别人是绝不会知道的。何况李·乔治在华盛顿并没有任何亲人，也没有结婚。”
罗新华深深吸了口烟，接话道：“我又找王东升同志了解了一下，李·乔治虽然没结婚，但在华盛顿有一个未婚妻，好像叫休丽莎或者叫欧安娜，是他大学时的同学，在一家女子健美艺术馆当教练，我估计这件事同这个女人有关。”
宋培公道：“这好办，王东升同志是这次访美代表团的随团记者，将随我们一同返回华盛顿，到时候让他找那个休丽莎或者欧安娜问问就是了。”
王枫忽然轻轻叹口气：“你们还不知道吧？老王去不成了，昨天晚上他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骑车人撞断了腿，现在正躺在医院里。”
罗新华一怔：“哦，伤势严重吗？”
王枫说：“还好，只是小腿骨轻度断裂，但十天半月也下不了床。”
罗新华婉惜地咂咂嘴：“真不巧，不然他还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王枫两眼盯着操场上几名格斗的特警队员，沉思了片刻，扭脸望着罗新华用征询的语气说：“是不是把这个情况也通知美方，请他们协助寻找一下寄信人。”
罗新华断然摇摇头：“不用。”
“为什么？”
“因为我还有几个‘为什么’没弄明白。”罗新华走开几步，把夹着的烟头扔进角落里的垃圾桶，返回来接着说：“这个寄信人为什么不把这件生死攸关的事向美国政府报告？为什么在李·乔治死后两天才寄出这封信？李·乔治为什么在信中反复告诫我们‘不要相信美国人’？他这绝不单指恐怖分子，而是给我们的一种暗示，一种信号。”
王枫听罢若有所思，似有所悟：“难道在美国革命共产党背后还有什么人？”
罗新华毫不迟疑地点点头：“很有可能。”
宋培公拍了拍脑门：“复杂，美国的事真他妈的复杂。”
王枫双手抱膝，扬头长吁一声：“这样看来，就是再有三个李·乔治也必死无疑。”
一个烫了短发，穿着半高跟皮鞋的“女公安”从楼内奔出来，由于她的脚步急促，臀部有些夸张地扭动着。在1979年的初春，这副打扮在社会上已经算是很新潮了。罗新华忍不住笑道：“瞧，‘1号首长’还没有‘开放引进’呢，我们这里已经有人美国化了。”
宋培公也望着来人附和道：“这就叫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吧。”
女公安走到王枫近前，低声禀报：“首长，赵部长请您接电话。”
王枫起身，拎了文件包走进大楼，不一刻便匆匆返回来，朝罗新华和宋培公挥挥手：“快跟我走。”
罗新华不解地问：“去哪？”
王枫边急步跨下台阶边说“西山十五号楼。叶帅要听取安全小组的汇报。”
宋培公走了几步又扭头冲罗新华叮嘱道：“老兄，到了西山你可不要乱打听谁是拥护派，谁是反对派。”
罗新华笑笑：“你说的对，党内的事我不管，也管不了。”
第七章
1
1月26日凌晨4时。华盛顿。兰利大楼
一阵急促的铃声把特纳从睡梦中惊醒。他像飞行员被弹出驾驶舱，“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赤脚奔到宽大的办公桌前，抓起仍在响着的电话：“喂，我是特纳。”
“老板，海因霍已经回来了。”
“好，我马上去。”他放下话筒，困意顿消。瞧瞧摆在案头的石英钟，已是凌晨4时15分。也就是说他在沙发上已睡了三个多小时。他本来想躺下休息一会儿，所以连台灯都没关，没想到竟稀里糊涂睡着了。他妈的，看来自己确实是老了。难怪布热津斯基当初反对他出任中情局局长时就曾以此为依据，公开说一个60岁的老人也许能当一名海军司令，但绝不能胜任中情局长。当时他已61岁，对总统安全顾问的这种蔑视他很气愤。不错，他是超过了60岁，可那又怎么样，他仍健壮得像条公牛。可仅仅上任一年多，他便越来越感到自己这条公牛已今非昔比，力不从心了。疲倦、健忘、烦躁、犹豫，这些老年人的症状时常像恶魔一样缠绕着他。有几次他都想向国会递交辞呈，但强烈的自尊心和权力欲又很快吞噬了这些念头。作为一名军人，他很崇尚拿破仑的一句名言：首先是投入战斗，然后才见分晓。不战而退，是军人的耻辱。他是斯巴达克斯，而不是胆小的奴隶，他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倒在角斗场上，而绝不允许自己举着双手退下去。几十年的经历告诉他：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战胜自己，怯懦和悲观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击败这个“敌人”，他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着顽强的拼搏。尽管医生们一再呼吁60岁以上的老人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他每天仍坚持长跑五公里。尽管美国交通法规不允许60岁以上的老人单独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他每天早晚仍坚持亲自驾车上下班，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奔驰在兰利和华盛顿之间的九号高速公路上。他上任不久便下令撤掉了办公室套间内的软床和走廊中的所有座椅，他要求自己和每一个部下，一旦跨进兰利大楼就只有工作，而不是休息。他经常在假日中召集紧急会议；他经常出人意外地出现在任何一个角落；他也经常不回家，办公室的灯光彻夜通明；他用最快的速度处理每一份批件，决定每一项行动。他就像一只巨大的老蜘蛛盘踞在兰利大楼的中心，不知疲倦，呕心沥血地编织着一张庞大复杂的丝网。
今天他又没有回家。他在等候迎接可怜的阿瑟·海因霍。
他重新返回沙发旁，找到脱落的皮鞋套在脚上，又整了整有些散乱的头发，精神抖搂地跨出房门。在走廊和电梯上，他遇到几位值夜班的下属。
“老板，早上好！”每个人都恭敬地向他致以问候。
他或点头微笑或报以同样的问候。在兰利大楼内人们一律把中央情报局总部称为“公司”，把局长称为“老板”。这是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艾伦·杜勒斯定下的规矩。特纳不明白被称为“情报局之父”的杜勒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表示同下属的亲密关系，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者仅仅是一种个人兴趣。但不管怎么样，特纳对这种沿袭了几十年的称呼却很喜欢，他觉得自已被部下称为“老板”既亲切，又很准确——他干的这一行就是天天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
仅用了两分钟，特纳便从兰利大楼八层的局长办公室来到了五层的生物化验室。摆满各种器皿的屋内弥漫着一片浓烈的福尔马林药水的气味。阿瑟·海因霍和妻子贝丝·多丽娜分别赤身躺在两架带回槽的瓷面解剖台上，由于及时进行了防腐处理，尸体保存的很好。但两个人的样子却截然不同：海因霍怒睁双目，舌尖外吐，极度扭曲的面孔显得恐惧而痛苦。在他的脖颈处有一道深深的红印，宽厚多毛的胸部布满被利器切割的伤口和被烟头烫灼的疤痕，十根手指也全被砸烂，血肉模糊，白骨外露，令人惨不忍睹。躺在一旁的多丽娅却仿佛熟睡了一般安详自然，金黄的卷发托映着一张娇丽的面容。也许她刚刚从舞会上归来，也许她打扮好正要同丈夫外出，白皙的脸腮扑了一层淡淡的香粉，长长的睫毛遮盖着微闭的双眼，丰满的嘴唇被唇膏精心涂染得鲜红艳丽，格外性感，两只耳朵上仍坠着硕大的蓝宝石耳环。她身材很高，至少有五英尺半，体态略有些发胖，洁白的皮肤像绸缎般光滑耀眼。
矮胖的化验室主任维塔利·贝特姆正在对外交官妻子的尸体进行检查。他让两个裹着白大褂的年轻助手把多丽娅双腿高高架起，然后伏下身，将自己肥大的脑袋埋在雪白的大腿间，用手指掰开阴唇仔细查看着。特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用扩张器和窥探镜，这蠢猪一定是个色情狂。
好一会，维塔利才直起身。
特纳用嘲讽的口吻问：“你看得那样细致，一定是在那里发现了什么。”
维塔利说：“是的，在多丽娅的阴道里有明显的划痕。”
特纳冷冷一笑：“她生前至少被三个男人强奸过。”
“不，这是被细小的物体所擦伤的。”他把短粗的右手伸到中情局长面前，“就是它。”
特纳看见在他的掌心有一块米粒大的白色物体，他即刻认出这是一种防腐蜡丸的残骸。由此可以断定，海因霍在遇害前曾把密封好的情报塞进多丽娅的阴道，这是中情局的特工们多年来惯用的一种传递情报的手法。蠢货，女人的阴道是最隐秘，可也最危险。特别是像多丽娅这样漂亮的外交官妻子，任何男人在她的裸体前都会产生欲望和冲动，而一旦遭到性攻击她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贞操。老练的海因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特纳盯着年轻武官血迹斑斑的尸体，感到一阵痛惜和懊丧。但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推断，把思路引向相反的方向。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习惯，喜欢对一件事作出几种不同的结论，就像高明的调酒师可以把同样的酒调成不同的鸡尾酒，然后再品尝出最纯正的一种。他把目光又投向多丽娅雪白丰满的裸体：杀手们绝不会在折磨死海因霍后才轮奸多丽娅，他们不会有这份耐心——女人美丽的胴体往往比任何东西都更具有诱惑力。可如果他们发现并得到了所寻找的东西为什么还会如此残忍地拷打海因霍呢？那就只能有一种答案：情报还在海因霍手中。特纳脑海里蓦地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海因霍在杀手砸门的紧急关头突然瞥见妻子诱人的胴体，即刻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忙把情报从多丽娅的阴道中取出来藏到别的什么地方。慌乱中他用某种器具夹碎了密封情报的腊丸。对，很有这种可能。作为一个男人，一名中情局的高级特工他不会想不到这一点。那他能把情报藏在哪呢？特纳伏下身细细地察看着海因霍外吐的舌尖，扭头对维塔利吩咐道：“检查胃部和食管。”
维塔利从托盘中握起一把小巧的长柄手术刀，动作娴熟地把刀尖插进死者的喉咙，然后轻轻向下划去。锋利的刀刃像耕翻泥土的铁犁在褐色的皮肉上犁开一条深深的豁口，一堆污红复杂的内脏和浓烈的腥臭涌出腹腔。
特纳离开解剖台走到窗前，避开血淋淋的器官和令人作呕的气味，点燃一支烟默默地吸着。
“找到了！”背后传来维塔利·贝特姆惊喜的喊声。
特纳忙转身，见化验室主任正用沾满污血的手指捏着一个黑色的物件。他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卷微型录音带。
2
清晨7时30分。
当“公司”的男女“职员”通过道道哨卡走进各自办公室时，“老板”特纳却离开兰利大楼，开着自己那辆安有防弹玻璃和高频无线电话的卡迪拉克宽体轿车直奔华盛顿市区。
半个小时前，他听完海因霍带回来那卷微型录音带，立即拨通了布热津斯基家中的电话，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见总统。
“什么事？”布热津斯基口齿不清地问，显然他不是在刷牙就是在吃早餐。
“海因霍回来了。”
“哪个海因霍？”
“被谋杀的驻伊朗武官。”对方的健忘和冷漠使特纳很不快。
“哦，好吧。我会在今天的《每日简讯》中把这个消息报告总统。再见。”布热津斯基急于想挂断电话。《每日简讯》是由他每天组织编发的一种高度机密的文件，在白宫中只有五个人能看到这份文件：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本人。
“不，我想马上见到总统。”特纳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要求。
“有这个必要吗？”安全顾问的语调中已露出明显的不悦。
“事关总统的安危和美利坚的荣誉。”他想了想，索性亮出底牌：“有人要在美国刺杀来访的中国高级领导人。”
布热津斯基沉默稍许，总算答应了：“好吧，请你稍等，如果总统同意我会立即通知你。”
特纳刚吃罢一杯牛奶和两片三明治，安全顾问便打来电话，让他马上赶到白宫西侧的蓝厅。
轿车沿帕塔克森河边的便道行驶了几分钟，便拐上了9号高速公路。正是上班的高峰时间，公路上各种汽车像奔腾的洪水川流不息。特纳瞅准空子抢先冲上右边道，将车速加到一百迈。打年轻时他就喜欢开快车，只要握住方向盘他就不能容忍任何一辆汽车超过自己。他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也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同样肩负国家安全使命的布热津斯基对他总心怀戒意，颇无好感。一想到国家安全顾问那张阴沉干瘦的面孔，特纳心中就感到极不舒服。他在兰利大楼已经干了一年多，竟然没有单独见过一次总统。这在历届中情局长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原因就是布热津斯基在从中作梗，百般阻挠。特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接近总统？又为什么对自己如此不满？作为在军界拼搏了几十年的海军上将，他以前从没与布热津斯基共过事，更无任何恩怨，当初如果不是得到布热津斯基的支持——至少是默许，他也当不上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问题就在于他当上局长后对国家安全顾问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和恭敬，相反，却时常同这位顶头上司的指示和主张分庭抗礼，背道而驰。
1977年2月，卡特上任伊始，便面临着一项重大的外交决策：同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就巴拿马运河问题重开谈判。在研讨对策的内阁会议上，布热津斯基坚持仍实行“以火灭火”的高压政策，加强巴拿马运河的美军防卫力量，以打击在这个地区日益高涨的反美势力。特纳却当即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见解：主张采取“以水灭火”的绥靖策略。他曾以美国海军特种舰队司令官的身份在靠近巴拿马城的巴拿马运河南口驻守过三年，对运河两岸的民情地形了如指掌。他认为如果继续推行高压政策只能加剧巴拿马政府和民众的反抗情绪，巴拿马人很可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