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一个地区由乱致治，一个关键点在于要让人们有事干，只要有事可做，就不会胡思乱想，就不会游手好闲，社会秩序就会很快恢复。
兰芳大公国目前就处于由乱致治的过程中。
好在如果在兰芳大公国想找点事做，还真是不难。
在兰芳大公国中，有面积庞大的种植园以及各种矿藏，这些地方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人手，同时并不需要专业技术，可以说就算是把目前所有的兰芳大公国人口都塞进去也不敷使用。
为了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兰芳大公国在进行了人口普查之后，马上开始从国内进行移民，充实兰芳大公国的种植园以及矿山。
为此，秦致远把手中的商船集中到兰芳大公国，全力从民国开始移民。
此时的民国，南北两派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并且在南北两派内部也是纷争不断，不时会爆发出局部战争，整个民国战火连天，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
就在这时，有关兰芳大公国的消息终于传到民国，苦于战乱避无可避的华人终于有了可以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
于是“闯南洋”的大潮再次在民国兴起。
这一次的范围就不仅是东南省份，因为赴欧华人大多数来自北方，在这一次“闯南洋”的大潮中，北方各省占据了相当比例，几乎和南方各省的人数比例差不多。
甚至在战乱最为纷杂的内陆省份比如川湘，都有整村整镇的居民集体搬迁。
从二月份开始，移民兰芳大公国的华人以每月十万人左右的速度增加，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兰芳大公国的居民快速增加，这又带来了一个让内阁即高兴又头疼的问题，那就是这些新移民的生活物资如何保证。
加入到移民行列中的华人，大多都是在大陆没有什么财产的佃农，想想就能够理解，如果他们家有浮财，想必也不舍得全部舍弃掉然后移民。
那么这些身无长物的新移民抵达兰芳大公国，如何生活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住的地方好办，以前的本地原住民出逃，遗留下来很多房屋，这些房屋足够分配给这些新移民。
土地问题也好办，兰芳大公国虽然拥有占地广阔的种植园，但土地利用率并不高，大片的荒地尚处于无人开垦的状态，甚至于类似松巴岛这样的岛屿，虽然有近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整个岛上的居民居然只有几千人，这还是在原住民没有出逃之前，现在那上面几乎就是个荒岛。
衣服也好办，华人女性本身就几乎点满了纺纱织布的属性点，只要安定下来，服装不成问题，更何况兰芳大公国这里气候炎热，现在虽然还是冬天，但根本不需要穿棉衣，对于那些从寒冷的北方迁移过来的华人来说，哪怕是一身夏装也没有任何问题。
主要问题是食物，民以食为天，只要能吃饱肚子，按照华人的习性，马上就会安定下来，除非是刀架到脖子上，否则就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问题新生的兰芳大公国内阁无法解决，于是就提交给秦致远，让这位兰芳大公国的“国王”解决自己治下百姓的口粮问题。
而这个问题对于秦致远来说还真不难，已经被欧洲接受的秦致远具有黄博涵他们不具备的影响力，秦致远只需要调动自身的资源就能解决兰芳大公国的粮食问题。
法属印度支那的主体是安南，而安南本身有东南亚粮仓之称，因为地缘不同，此时的法国并不依靠来自安南的大米，而是选择了来自美国的小麦，那么安南的大米就出现了滞销，甚至是严重的滞销。
秦致远只是给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发了封电报，问题就得到圆满解决，兰芳大公国现在就可以从安南开始进口大米，而且价格维持在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水平。
这是个很大的人情了，要知道世界大战进行到现在，粮食价格已经普遍暴涨，在某些局部地区甚至已经涨到战前数倍的水平，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这个人情秦致远要领。
于是随着西贡至泗水之间的固定通航，粮食问题逐渐平息。
还是有点美中不足，因为来自北方的华人吃不惯大米，他们更习惯吃小麦磨成的面粉。不过这已经不是问题，从战乱中解脱出来的华人没有更多要求，只要他们有饭吃、有活干，他们就心满意足，不会给政府和社会找任何麻烦，他们更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双手解决问题。
秦致远可是个完美主义者，既然这些华人选择相信秦致远，选择投靠兰芳大公国，秦致远就要为这些华人负责，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是秦致远应有的责任。
于是秦致远又派加斯帕德前往澳大利亚，确定一个可以稳定提供小麦的途径。
1918年时期的澳大利亚，全国总人口不到500万人，但向欧洲却派出了近30万军队，而且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战损多少补充多少，这实属不易。
在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国内的经济水平不降反增，特别是小麦，增产幅度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澳大利亚的小麦年产仅有2500万蒲式耳，但仅仅是过了一年，到1915年产量竟然高达1。7亿蒲式耳，一年之内增产7倍，并且这个产量还在逐年增加。
而同时，澳大利亚国内的小麦耗用量仅为4000万蒲式耳，这样一来，仅仅是在1915年，就有高达1。3亿蒲式耳的小麦需要外销。
1。3亿蒲式耳，大概折合35亿公斤，如果一个成年人每个月消耗15公斤粮食，就算是兰芳大公国370万人都吃小麦，也够吃近五年……
小麦出口，和羊毛出口并列，是此时澳大利亚的两大支柱产业，澳大利亚人为了销售小麦，在全国范围阻止了小麦管理局，同时在伦敦成立小麦出售委员会，用来向英国推销小麦。
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向英国出口小麦达到4。47亿蒲式耳。
加斯帕德的出现，真正解了澳大利亚人的燃眉之急。谁都不愿意远赴重洋低三下四的求人，更何况兰芳大公国承诺会自己运输，不需要澳大利亚人负责，这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更是贴心之举。
澳大利亚虽然以出口为导向，但国内没有运输船队，澳大利亚向英国运输物资，要全靠英国船运业协会协调，这是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哪有直接出售给兰芳大公国方便快捷？
于是兰芳大公国的小麦供应也是极为充足，再加上几乎是遍地的果树以及随处可见的渔船，新移民们的餐桌很快就丰盛起来，这让新移民几乎是刚刚踏上兰芳大公国的土地，瞬间就爱上了这里。
对于勤劳朴实的人来说，没有外来压迫的土地就是王道乐土。
有了充足的物资，也不能无条件的发放给新移民，那会导致新移民滋生惰性，养成伸手讨要的习惯，于是一批以工代赈项目马上上马。
这些项目涵盖了钢铁、石油、肥料、水泥、基础建设等等方方面面，只需要一个成年人出售力气，就能养活一家老小。
这又是一个令新移民感恩戴德的项目。
华人对于徭役从不陌生，几乎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强迫百姓服这种没有任何报酬的徭役。
在兰芳大公国刚刚公布以工代赈项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新移民都认为这是兰芳大公国的徭役，虽然家小还没有安置下来，虽然刚刚脱离民国那个战乱纷飞的环境惊魂未定，但踏实勤恳的新移民还是放下行李，挥泪告别依依不舍的妻儿老小走出家门。
好了，没有那么煽情，根本不需要走太远，往往只是为自己居住的村子平整一条公路，整修一下村庄附近的河堤，维修一下防野兽的篱笆墙而已。
但当辛苦了一天之后，这些劳力每人都领到半袋粮食。
粮食？
白给？
所有领到粮食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小看着手中的口袋都感觉难以置信，这些淳朴的人从来没有自己的勤劳也是一种商品的意识。
哪怕是有这种认识，他们也从没想到随便干点什么，就会有这么多丰厚的报酬。
要知道不管是修路或者是修河堤，这归根到底还是方便了移民自己，在民国时，这些根本就不是徭役，而是举手之劳。
但没想到，在兰芳大公国，这样的工作就能被称为是“徭役”，而且还给粮食。
给粮食的“徭役”还是“徭役”吗？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
355 新移民
半个月之后，泗水附近的居民工作一天之后如果选择要小麦的话，那么就会直接领到面粉。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一个面粉厂终于落成，并成功投产。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本来是一个惠民之举，但到了居民那里却成了“乱政”。
对于居住在民国北方的华人来说，小麦不仅仅是供应人吃的面粉，同时也是饲养家禽家畜的饲料。如果到了灾荒时节，甚至麸皮筛糠都是人的食物，根本不存在浪费一说。
呃……这个描述不准确。
民国时期的华人食谱，主要是由玉米、红薯、土豆等杂粮组成，面粉还真不多，哪怕是地主家，也不可能天天吃面粉，每年除了年节以及农忙时期，也多是以杂粮为主的。
生活在民国真的不幸福，除了天灾，还有更多的**，在中华大地上，除了那些官僚买办，普通人还真是没什么好日子。
真应了那句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向兰芳大公国这样，连“赈灾粮”都是细粮的政府，别说在民国，在整个亚洲都算是独一份。
如果这个消息传回民国，单单是这一点，恐怕就会吸引大半个民国的华人移民兰芳大公国，哪怕是那些中小地主也会变卖家产举家搬迁。
民国此时的地主，要说没有强取豪夺那肯定是扯淡，但更多的地主靠的是勤劳踏实，才能置办下一份家业，到了农忙时期，连地主都是要下地干活的。
而勤劳踏实的人，哪怕是到了兰芳大公国，也一样会凭借双手置办下一份家业。
成功的人自然有成功的道理，并不一定都是如影视作品中描写的一样没有丝毫可取之处。
在以工代赈开始半个月之后，负责发放物资的民政官员发现那些干活的华人营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很多人还是有气无力、弱不禁风的样子。
没道理啊？
虽然这些华人来到兰芳大公国的时候普遍营养不良，但经过半个多月的休养生息，每天吃得饱睡的香，就算是一时半会长不了多少肉，最起码精神状态应该明显改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仔细询问了之后，民政官员得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
这些华人虽然领到了足够的粮食，但他们不舍得吃，除了女人和孩子能吃个半饱，这些成年人对于物质的要求极低，只要饿不死就行。
那怎么行？
问题反馈给内阁之后，内阁马上做出决定，粮食还是继续给，想要小麦给小麦，想要大米给大米，想要面粉给面粉。同时工地上开始做饭，每天随便吃。
哪怕是随便吃，这些成年人还是不舍得吃，他们宁愿把做好的饭菜带回家，也不愿意自己混个肚儿圆。
于是内阁再次做出决定，工地上的饭菜不准带回家。
这一下不得了，华人们拼命吃，很多人甚至因为吃得太多不得不送医。
于是内阁又一次下发规定，就餐必须定时定量。
至此，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看上去是不是感觉这些新移民们异常的刁钻滑流？
其实不是，他们只是饿怕了。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自身的认识不足，对于社会保障的不信任，造成华人有非常明显的忧患意识，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种忧患意识已经深入到骨子里，身在异国他乡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有统计表明，华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储蓄的民族。
对于华人农民来说，不管是丰年还是灾年，总是要在家里储存足够数年食用的粮食那才能感觉到一丝安全，否则感觉上就是朝不保夕。
对于兰芳大公国的华人也是一样。
其实很多人家中已经有了不少存粮，要小麦不要面粉，就是因为相对于面粉，小麦更加便于储存。
虽然家中有粮，但人们还是感觉远远不够，于是存粮食的小口袋换成大口袋，一口袋变成两口袋，再变成三口袋、四口袋……
华人们就像是过冬的松鼠，拼命在洞穴里储存更多的物资，以应对寒冷的冬天。
这些粮食的待遇比人高得多，它们被放置在最好的房间内，下不着地以防潮，上不见天以防止被雨淋，哪怕是人睡在院子里，也要保证粮食有完美的存储。
这是千百年以来老祖宗传下来对抗天灾**的经验，任何人都无法扭转，除非有一天，农民家里的粮食无处存放，每年增加的粮食远远超过消耗的粮食，这才能让农民主动减少家中的存粮。
在以工代赈的同时，为新移民分配土地的工作也在进行中。
在兰芳大公国成立之前，婆罗洲的土地大多掌握在黄博涵等种植园主的手中，荷兰殖民政府为了更好的控制婆罗洲经济，强制要求发展种植园，实行“强迫种植制度”，迫使农民用最好的土地种植殖民政府指定的农作物，主要是咖啡、甘蔗、茶、烟草、胡椒等，并规定这类作物的种植面积至少占耕地总面积的1／5以上，当然实际上的比例远高于此。
婆罗洲也因此成为向欧洲国家提供热带经济作物产品的基地。
到了1870年以后，荷兰殖民当局开始推行“种植园”政策，此时的种植作物已经变成甘蔗、棕榈树、橡胶树等等，出口产品也变成蔗糖、棕榈油、棕榈仁、天然橡胶等等。
不能说种植经济作物是错误的做法，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粮食全部依赖进口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兰芳大公国在成立之后，在秦致远的授意下，内阁对于种植结构进行战略调整。
婆罗洲当地气候炎热，不适合种小麦，但非常适合种植水稻，特别是爪哇岛，这里水网密布，地势平坦，用来种植水稻最合适不过。
于是所有的爪哇岛的居民以户为单位，每一户居民可以获得一百亩土地用于耕种，这些土地将全部种植水稻，争取在两年内达到粮食自给自足。
两年的时限其实要求有点低，婆罗洲这个地方，种植水稻完全可以做到一年三熟，正常情况下，一年应该就可以做到粮食自给自足。
这里的土地实在是太肥沃了，把秧插下去，几乎什么都不用做，过几个月来收稻子就成，产量远高于国内那些已经耕种了上千年，已经贫瘠不堪的土地。
科西嘉岛的生物研究所正在研究杂交水稻，这在一两年内估计不会出成绩，不过一旦出成绩，仅仅是爪哇岛上的水稻，就能养活上亿人或者是数亿人。
鉴于这些新移民并没有生产资料，一个全国性的农业互助合作社以最快的速度成立，农民可以从合作社以极低的利息贷款，然后购买生产资料用于农业生产。
这个农业互助合作社其实就是初级的银行，而黄博涵以前的产业里就有银行，做这个可以算是轻车熟路。
黄博涵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为农业互助合作社提供一套人马，设计出章程，然后就把农业互助合作社的管理权交给内阁，自己则是什么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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