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推测合情合理。你在她孩子生日的时候出现在她家，又偏偏那么巧，赶在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我发现几年前格雷戈尔的做法和你一模一样，那时候他正把那个叫桑特·格拉玛蒂卡的女人骗得团团转呢，记得吗？”她低声说着，很久才冒出一句说迟了的话：“不管怎么样，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会为你保守秘密，我只是想确定你考虑周全了，别露了马脚。”她停下来思考自己该怎样把话说完，可能是为了不让戴维斯听出她这番话里饱含的其他用心，她又在末尾补充了一句：“为了你的事业着想。”
他大笑，笑得很自然。她放松了一些。
“对不起，从公事上，我觉得必须问问你。”
“如果每次有人说我有婚外情，我就得到一枚五分硬币该多好啊……”戴维斯说。
琼连笑都没笑，拿出一枚五分硬币放在桌上，滑到他的面前。“那么你和杰姬的关系还不错了？”
“我可没那么说。”他耸耸肩，连自己都很惊讶怎么能这么坦白。这都是被琼的直截了当给逼出来的。“要是安娜·凯特还在的话，应该是今年六月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
“我知道。”
“前些年，在失去安娜·凯特这件事上，杰姬比我处理得好得多，除了偶尔某些时候。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出现了紧张。她能继续生活下去，用很多方法排解，但我就是无法忘记女儿。每一天，我会想起一件关于她的事。到我六十岁的时候，我的脑子肯定已经把安娜生前的每一秒钟都回忆过一遍了。我为她画素描，在脑子里重复她所做过的每一个动作，直到死去。”
“你觉得那样做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吗？”
“我知道那样不健康。这就像我必须替安娜过日子，因为她自己不能过了。我在地下室和我死去的女儿待在一起的时间比我和妻子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我真是个浑蛋。”
琼皱着眉听了好长时间，然后示意又要了两杯威士忌。“我能给你讲个故事吗？”她问。
她从旋转大门走出医药中心，融入休斯敦的夜幕，感到自己就像在黑色的水蒸气里游泳，她的头发软弱无力地耷拉在头皮上，衬衫紧贴着皮肤。她没有出汗，把她浸湿的是城市的汗水。
她一月从旧金山海湾搬到休斯敦，发现这座城市比想像中还要友好。这里有体面的书店，热闹的剧院区，还有高水平的交响音乐会（和她曾经去过的那种音乐会不同）。这里的人们也很友好（虽然遇到的大多数人和她一样都是外地人）。这里的冬天气候也很宜人，除了下雨的时候。但夏天的晚上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到了夏天，休斯敦就像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这座全国第四大城市的西南区实际上一到傍晚六点就成了一个疏散地。现在这里的人都走光了，除了医院和一些有单元门的公寓楼群里还有人。能见到人影的地方还有街边出售墨西哥薄饼卷的小摊，失眠的和加夜班的坐在窄小摇晃的福米加专利名，贴在家具表面的一种抗热的硬塑料薄板。方桌边，拿着现做的“法加它”一种西班牙风味的食品。就着冰镇多奎斯啤酒吃。此刻，她是又累又饿。
虽然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但她仍大步流星地穿过大街向停车库走去。现在，她昏昏欲睡，开着车独自行驶在闪着荧光的水泥车道上，觉得意识模糊。
十七个小时前她刚把车停在这里时，两旁停着两辆厢型旅行车，旅行车挨得太近，弄得她只好缩手缩脚地从车里爬出来。现在她那辆破旧的“金牛”车就像一个孤儿，形只影单地停在第八层停车区。
二十码开外，一个男人向她走来，可能是从第七停车区上来的吧。这个男人看上去三十来岁，或者只有二十几岁，只是被苦日子折磨得未老先衰了。他的手上戴着婚戒——或者只是一只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而已——他的左耳还挂着一只耳坠。
“小姐？小姐？真不好意思，我的车被拖车拖走了，但是我身上的拖车费不够，只有三美元七十五美分，你能帮帮我吗？”
她把手伸进了挎包，大拇指碰到一张折好的五美元，而小指则碰到了那瓶小号辣椒喷雾剂。她看着男人走过来，这人身上穿了一件开口的防风紧身夹克，也许是为了避免突如其来的暴雨，夹克里面是一件条纹衬衫，束在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里。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帽子，是休斯敦某支棒球队的队帽，但帽子上的队标棒球队现在已经不用了。他把帽檐拉得很低，他的脸上长着红褐色绒毛，好几天没打理过了，却又还没长成鬓角或络腮胡子。
男人左手拿着一大串钥匙，在那串钥匙链上，她发现了一张大型连锁百货店的熟客打折卡。她搞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注意到那么多给人和善印象的细节。
她一手抓起了那张五美元的钞票。
突然，握着钥匙的拳头打在她的脸颊上，她大叫一声倒向车门。那个男人拽住她的头发，来回扯她的头，同时从她肩上扯下挎包。男人又从身后拿出一把手枪用力顶住她的耳朵，仿佛要把枪戳进去一样。
“他妈的给我上车，开车。”男人咆哮着，把她推进驾驶座，又把她的钥匙扔在了地上，她只能摸索着去找钥匙。那名男子快速坐上副驾驶座，她根本就没想到要逃跑，她知道自己怎么也逃不了。
男子指挥她往下开，车驶出空无一人的停车库，往东向贝莱尔开去，然后又往西上了主干道，这条路是和市中心背道而驰的。
“你有家人吗？”他的声音很冷，让人无法理解，就像是机器人在低语。
她点点头，尽量克制着不让自己手上的颤抖影响说话声，“有父母，兄弟，但都不在身边。”
“我是说孩子。”男人不耐烦地问，手不停地晃着枪。
她摇摇头。男人没有明说他为什么想知道这些，“只有自己才能照顾自己。”他说。
“什么？”她马上意识到不该问问题，这一问要么鼓励他，要么激怒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其他人都是不相干的。”男人用一种似梦非梦，似醉非醉，比原来高八度的声调说道，“儿子，妈妈，还有该死的老婆。”他又命令往东开，去纪念碑。“你住在哪儿？”男人问。
“休格兰德。”她答道。
男人打开她的挎包，拿出了皮夹，取出她的驾照借着路边的灯光查看了一会儿。“骗子。”他说，然后漠然地把头靠在车窗上。
他们没开多远，就到了一个周围满是办公楼的停车场。再过不到六个小时，她的尖叫声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将会有五千人之多。但现在，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男人又一次抓住她的头发，“到后面去。”
男人用膝盖和枪管把她按在后排的椅子上，又随意地搜她的钱包，把现金、手机和一整条口香糖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又往她脸上喷辣椒喷雾——这是一个仁慈的做法，她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这让她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脸上的疼痛，而不是下身的疼痛。
这也让她有了哭的借口。在觉得黑暗、害怕，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候，她曾经想过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该怎么办，那时她发过誓绝对不哭。
“天哪，琼。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原本不想让你知道。”
“为什么？”
“怕你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对不起。”
“别这么说。”
“那你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找个人说说话。我觉得这样能帮你敞开心扉，如果你知道我也曾是一个，”——她原本想说“幸存者”，但打住了——“我挺过来了。我不是假装了解安娜·凯特的遭遇，但是在那些事发生之前，我就在车后排往最坏的方面想。我在想，我的生命可能会被一粒子弹或者一把刀结束。就在那么一小会儿的时间里，我完全放弃了。但是我活了下来。就像你从暗杀者的枪膛下挺过来一样。你也应该从安娜·凯特的事情中解脱出来，或者你愿意这样做。但是你需要说出来，戴维斯。这件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我只是觉得这不公平。”戴维斯把手伸进夹克衫里，隔着棉制衬衣抚摸着自己的旧伤口，“出于不同的原因——疯狂的原因——有人想要我们全死光，但是我活下来了，而女儿却死了。”
琼端起玻璃杯送到唇边，让一块冰滑入口中。戴维斯激动地讲完话后，冰块也在她嘴里融化完了。“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你工作时也像是在梦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看见你在芬恩家会感到吃惊的原因。这才有点像我期望中原来的穆尔医生。”
“也许我已经好了。”戴维斯说，勉强地挤出一丝微笑。
“也许吧。你和其他人谈过这件事吗？专业人士？”
“杰姬和我常去咨询婚姻问题顾问。”
“这样有用吗？”
“很难讲。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离婚，所以有点用吧。”
“好吧，如果你仍有难题，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尤其是工作上的问题，我很乐于倾听。”
“格雷戈尔或皮特跟你说起过什么吗？关于我的？”
“这四年来没有。在你被枪击之后，他们问过我怎样看你是否会继续坚持克隆事业，那是在安娜出事之前。从那以后就没问过什么了。”
戴维斯眯着眼看着自己的酒杯。“那个伤害你的家伙。他为什么说那些话？”
“什么话？”
“那些关于‘儿子、妈妈、妻子’的话，你觉得他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他在极力为自己辩解，他在表示歉意，寻找借口。他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对，但他要怪罪到另一些事情的头上。也许就是那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警察抓到他了吗？”
“没有。”
“你觉得你再看到他还能认出来吗？”
“我过去觉得可以。但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他的样子肯定变了，我对他的记忆也有了变化。我想我在脑子里给他加了岁数，这样他总是比我大。但我现在无法确定这里面的那个家伙，”——她轻轻地拍拍自己的头——“还像不像那个真正的浑蛋。”
“你依然感觉自己很无助吗？就好像在你不得不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做什么？为了什么？”
“找出那个家伙。让他感受一下你受的痛苦。”
“那正是一个强奸犯的出发点，戴维斯。我不可能让他感到我所受的痛苦。我可以用枪把他打死，但他仍会让我痛苦。你知道，电影里那些十恶不赦的坏蛋作奸犯科、丧尽天良，到最后，那些好人，警察之类的，在最后一秒扭转劣势杀了坏人，把坏人推出窗外、扔进水里用船的螺旋桨绞碎或者用别的什么方式，我讨厌那样做。那些坏蛋死的时候我就很气愤。我觉得活着受内心的煎熬是更大的惩罚。”
“是的，”戴维斯说，“我就天天生活在他的阴影中。”戴维斯所说的这个“他”，当然是指杀害安娜·凯特的凶手，但是对于琼来说，杀害安娜·凯特的凶手和在休斯敦强奸她的人都是一路货色：无影无踪，没名没姓的魔鬼。
“这世上到处都是邪恶。”琼说，“干了坏事的人认罪之后——坏事大多是男人干的，你觉得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另选时间来讨论——一个坏人死去，就形成一个真空，另一些人会被吸进去。消灭了那些干坏事的人并不代表消灭了邪恶。另一些人又会代替他们。精神上的邪恶就像地球引力一样永远存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让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都站在正义的一边。”
“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妻子，”戴维斯反复说道，“你知道其实一直困惑我的是什么问题吗？不是‘谁干的’这个问题，而是‘为什么’的问题。我要将杀害安娜的凶手绳之以法，但是他可能只是成千上万小流氓、恶棍、浑蛋中的一个。我恨人们认为这件案子毫无原因、毫无动机。安娜的死只是因为一些有犯罪前科的人路过小镇，需要挠痒痒？如果能够看着凶手的眼睛，从他眼里读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我甚至可以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
“那样就够了吗？”琼怀疑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戴维斯说，“如果真的可以和邪恶抗争，把它打败，你会这么做吗？你难道不会这么做？哪怕不惜一切代价？”
她伸出手，抓住戴维斯的小臂。“有些方面的代价太大了，戴维斯。”
戴维斯没说什么，但是心里不同意她的说法。
— 15 —
密西西比州可能是世界上米基最不喜欢的地方，但这里却让他最有安全感。米基感到这个矛盾只是再一次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自然法则是一个连续统一的范畴，它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等级。事物的变化是事物在不同等级之间的转变，所以可以这么说，宇宙万物几乎都是同源——冷热，黑白，对错。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够同时让一件事物具备两种可能：亦冷亦热，亦黑亦白，亦对亦错。杀人总是错的，但是上帝在必要时难道不能把它变成对的吗？基于同样的道理，上帝才把米基留在了密西西比，留在了痛苦与满足之中。至少这里现在是春天，天气还不热，只是有点潮湿。下午之前米基曾想，他到这儿已经三个小时了，老天怎么还不来一场暴雨补充点泥浆和蚊子呢。
这个农场很大，但不显眼，有一百五十公顷连绵起伏的土地和岩石，还有破旧的仓库和马厩。这里在很久以前曾经是一片棉花种植园，这让米基有一点不舒服——他欣赏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在被奴役和歧视中自强不息，虽然一直被排挤在主流文化之外，却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一种坚定地拥护传统社会价值的文化。民意测验不正是表明了超过三分之二的黑人反对任何性质的克隆，包括试验在内的克隆吗？还好哈罗德家族在奴隶制时代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哈罗德是个不折不扣的偏执狂，脑中充满了旧思想，常常一不小心漏出带有传统南方色彩的对黑人的诋毁，像“黑鬼”之类的话。一天傍晚，米基在心里匆匆打了个底稿就和哈罗德坐在宽敞的门廊上，吸着柠檬汁，谈论如何把更多非洲裔的人拉进他们的组织。这一招会让西海岸那些自由派不安的，不是吗？
三年前，米基是断然不敢冒险来这里住的。那时哈罗德太有名了，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一天到晚盯着他的住处，还会打着怀疑哈罗德性骚扰、唆使他人谋杀，或者违反《勒索致利者和腐败组织》法案的旗号进行突击搜查，每年闹腾个两次。哈罗德请了一位“美国公民联合会”的律师，这位律师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依据进行反击，有一次甚至把哈罗德的案子闹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以七比二判定哈罗德胜诉，这件事震动了纽约和旧金山的新闻界，也引起了大众对联邦调查局白热化的义愤。哈罗德说，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已经渐渐对他萌生倦意，换句话说他们是非常丧气，因为他们根本不能确定任何事情，所以也就不管他了。“你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哈罗德说，“但是电话还不能用。”
要是没有哈罗德·德弗罗，“上帝之手”在过去几年里可能无法坚持下去，但哈罗德甚至连“上帝之手”的正式成员都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