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婚期间她学到了这一点：当你爱的人开始对你说谎，他们坦白之前所说的或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即使是名义上的真实陈述也是如此——比如“我早饭想吃葡萄干面包。”——仍然是一句谎话，因为它代替了真实。在说谎间隙说的一丁点真话只不过是一种掩盖。
这么多年过去了，玛莎仍记得与特里一起生活的时候她的日子是多么正常。那时，特里有一份令人羡慕的秘书的工作，年收入达到了七万五千美元。虽然她怀疑特里背叛了她，对此心知肚明，但那时候的日子对她来说还算得上美好。萨莉·巴威克那时也背叛了她，虽然大部分时间活在谎言中，但她像喜爱一部心爱的小说一样深深地怀念着那时的生活。她几乎能理解“影子世界”这种游戏的魅力。
可悲的是，现在幸福这种东西躲开她远远的。她越发明智和成熟，撒谎的是她的儿子，她猜到这就是不同吧。另外，她不信任戴维斯·穆尔，甚至有些恨他。现状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当她丈夫开始与丹尼丝·基恩有染时，玛莎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个小贱货的存在。而现在，穆尔医生通过她儿子蓝色牛仔裤里的字条在嘲弄她。
那天下午玛莎一个2点30分的预约取消了，于是她想应该打电话给萨拉，看她是否可以早几天给她做头发。玛莎不喜欢头发长出一截后的样子，所以一长长就去剪。但电话拨到一半她改变了主意，决定去学校跟踪儿子回家。
狭长的自行车道从雨伞状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延伸出来，穿过运动场进入一道狭窄的校门，这道门开在环绕学校操场的铁栏杆上。玛莎把乳白色的福特水貂福特汽车水星品牌下面的著名产品。停在五十码外，看着一百多个孩子陆续来到科普斯大街的侧道上，他们有的走路，有的骑着自行车。收音机里播放着一曲过时的摇滚乐，年代甚至比她听摇滚乐那个时代还要早。她紧张地随着音乐哼唱着，歌手失恋的懊恼让她回想起自己婚姻中最后的日子。
儿子最后终于出现了，他身穿夹克衫，背的书包像搬运工人背的一样大。几个星期以前地上有积雪，儿子会走路或乘公交车回家。她抵住了想从公园溜走的念头，转而跟在了他后面，眼睛盯着他。如果儿子要回家的话会向左转上德拉维路，但他却没有。她想儿子是不是要去朋友家，可他的朋友怎么没跟他同行呢？
她知道低速跟踪非常困难，她好几次踩下离合器，假装丢了什么或者装作在寻找座位下的什么东西。这样后面愤怒的司机就可以通过。她的车停在他身后三辆车后面的一个红绿灯转弯处，她担心儿子已经发现了她。儿子打了个左转弯，穿过两辆车之间狭小的通道，加速骑了过去。等到她通过十字路口时，儿子已经消失了。
玛莎开车穿过一片地带，两边既没有房屋又没有浓密成熟的树林。她想知道贾斯汀究竟能骑到哪儿去。这条道岔路很少，却有很多商业房产和快餐连锁店，她越来越肯定贾斯汀是去与戴维斯·穆尔见面，除非她碰巧看到儿子的自行车停在别的什么地方。她在距入口红白相间的标志约四分之一英里远处认出了“森林保护区”的标识。他原来转进了森林保护区。
玛莎通常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但这次在狭窄的小路上她禁不住调转车头，改变方向朝着拐进保护区的柏油路驶去。今天是周四，又是冬天，这个地方人迹罕见，但高中生们全年都会利用这块场地抽烟、喝酒、做爱。她希望不要让她看到儿子在与那个讨厌的医生举行秘密会谈，在现在的高中生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曾经控告过这个怪人跟踪他们娘俩儿。
玛莎停下车。要是贾斯汀来这儿不是来见戴维斯·穆尔怎么办？要是他来这儿只为了抽烟、喝酒、做爱怎么办？如果让儿子发现当妈的在监视他，看到他做些十几岁的孩子都会做的小坏事，那该有多尴尬啊。一想到戴维斯·穆尔和他所谓的“实验”（“研究”，或者其他某个他在证词中所用的字眼）玛莎就觉得恶心，于是她又向前开了一截。没人说过当妈的不会遇上尴尬事儿。
一辆黑色的SUV越野车停在一个死胡同的半中间。如果不是傍晚的时间太短，天气又冷，穆尔很自然地没有熄火以便使车里暖和，玛莎很可能就不会看到这辆车了。逆着昏暗的地平线，她能看到尾气管排出的缕缕轻烟和尾灯射出的红光。越野车旁，在阴冷蓬乱的草丛中停着贾斯汀银色的电动自行车。她能看到驾驶员位子上坐着一个满头花白头发的老男人。贾斯汀转身面朝着他，轮廓清晰可见。
她的车停在了惟一的出口处，他们被她堵在里面了，但她走上前去又能怎样？无法预知贾斯汀的反应，她还是不敢面对他们。尽管看到日益出名的戴维斯·穆尔有一种满足感，他现在可是自由派和电视杂志节目的亲密爱人了，在法官面前为自己辩护，又在新闻镜头前躲躲闪闪。玛莎知道她不可能奔向汽车冲着他俩大叫。当丈夫抛弃她时，她至少还是当事人。她有律师，也会投入地解决问题。她意识到与作为配偶不同的是，为人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无助的。十几岁的小伙子甚至不用离开家就可以疏远自己的母亲。
她松开刹车，沿着路往回开，她会在家等着儿子回来。
— 75 —
贾斯汀锁上卧室门并上了锁链，严肃地盯着雪白色的木板墙，喉咙里轻轻发出一声抱怨：大人们操心的太多了。他们当然要操心很多事，可他也为大人们操够了心。难道他们不明白他被派到这个世上的原因？他为什么会被带到这世上？是被上天派来的还是被人为带来的，他不是很清楚，但不管怎么说这并不重要，他的责任反正都一样：怀疑、担心、行动。
穆尔医生简直是一团糟。在贾斯汀敲他房门前，这个可怜的家伙几乎重拾起他从前的生活。但他以前期盼的是什么呢？很久以前，这些事情就被决定好了。所以在事情发生时人们根本决定不了什么。
他为母亲感到难过。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她会受到很大打击，其实她不应该受到伤害，她没做错过什么。她仅仅想要一个儿子，以为可以得到一个没有前世的儿子。但是她没有选择得到什么样的儿子。
贾斯汀坐在床上，用手在背包里摸来摸去，掏出一个带拉链的皮腰包。这种腰包曾被零售商店用来装现金储蓄，而现在，时髦的年轻人拿它们装工具、学校用品、抗过敏药、电脑光碟和掌上电脑。
还有大麻。
妈妈今天去了公园，贾斯汀通过后视镜看到了她的车。看得出妈妈知道他来见穆尔了。这是个问题，虽然不严重，但也是另一种挑战。不管这种挑战是由上天造成的还是人为带来的，还是没什么关系。
贾斯汀拉开腰包，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床上，从塑料小袋中滚出混浊的水晶状小丸，一个打火机，一支汤勺。
打开收音机，准备好注射器后，他便将注射液推进厨房用海绵中，然后把海绵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这样过一会儿就可以不为人知地把它丢掉。经过一周这样的演练后，小袋子、注射器和汤勺看起来都已经用过了，汤勺表面覆盖着一层黑白色的残余物。他套上针头，把除了海绵以外的所有东西放回腰包，然后将腰包藏在了床头桌架子上的一排书后。
— 76 —
戴维斯又在蓝屋中待到深夜。琼独自在楼上读书。她提醒戴维斯即便在诊所日程安排很紧的那些日子里，她也平均每周读三本厚厚的小说，去图书馆如同去超市一样频繁。
戴维斯知道这儿有一些自己从来没有系统检查过的文件。天哪，这儿有成千上万的文件。甚至算上他完成的那部分，他也只是进行了分类的一种，挑选出那些包含最有价值信息的小册子并通常首先研究它们。他想起就在安娜·凯特被杀的几个月后，他从警察局拿到的箱子。当时杰姬在卧室里边喝掺有冰水的威士忌酒边看迪克·弗朗西斯的精装书。戴维斯把盒子搬到楼下，放在蓝屋的牌桌上，从里面一次拿出一些报告，那些是安娜·凯特朋友们的目击陈述，浏览了三十多份报告后，他觉得十分痛苦，最终他不再阅读。就像警探们提醒的一样，似乎没有哪个女孩知道在那个凶杀案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相反的是他们用感人的颂词和故事写满了调查员的笔记本以此来表现他们对安娜·凯特的爱。她的朋友们是多么棒啊。她的生命承载了那么多的承诺，他们的生活没有了她又是多么的悲伤和不同。而现在，如果他能再次调查安娜的这些朋友，他想知道是否能发现他们中有人曾提到过萨姆·科恩，是否有人能帮他找出凶手和他女儿之间线索。
他随便抽取了一份报告，詹妮斯·麦次的报告，这个名字并不熟悉，詹妮斯对调查员称她在八年级时就是安娜·凯特的朋友，但她们升入高中后就不再像原来那么亲近了，“我们仍然很好，”詹妮斯说，“只是被分到了不同的圈子。”在翻阅文本的过程中能很明显看出詹妮斯急切地想讲安娜的故事，而进行调查的警探没有那么大的耐心。侦探几次暗示她可以结束谈话，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开始讲另一件安娜·凯特的善事。
“有个叫麦克的男孩，”詹妮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真的很喜欢安娜，他就像小狗一样围着安娜转。麦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男孩，略带羞涩。秋天他将去斯坦福念书，这些调查不会上报纸或记录到其他材料上，是吗？”警探向她保证不会。“不管怎么说，九年级时麦克终于鼓起了勇气邀请安娜·凯特去溜冰，而安娜说自己对他没有那种感觉。这个可怜的家伙崩溃了。但在拒绝他后安娜站在大厅里和他聊了二十分钟，询问了他的家庭、班级和其他一些情况。麦克是辩论组的成员，几个月后，安娜去看了他的比赛，或者说是一场辩论赛之类的。春天，安娜提名他当班长，我的意思是说，这些虽然是小事，但安娜让他明白了他本不用难堪。你知道吗？他们仍然是朋友，虽然他们从来不是亲密的朋友，那的确很酷。我曾有点怕自己拒绝的家伙会跟踪我或干些其他什么事情，然而安娜·凯特不会这么想，她不在乎你属于哪个圈子，不管你多冷酷，她喜欢所有的人。”
戴维斯感到鼻子一阵酸楚，差点掉下眼泪。他感到骄傲和疼爱，同时也感到一种失落，但仍可以控制，他快速翻阅剩下的调查报告，寻找科恩的名字，但没有发现。伸手去取另一叠资料。
比尔·希尔科维奇，戴维斯记得这个人，他是安娜·凯特的一个“哥们儿”，不同于她的那些男性朋友。他喜欢比尔，聪明、真诚、有礼貌，比尔在安娜·凯特的葬礼上发表过感人至深的言论，说到他自己都停下来哭了，这本身就能打动人。
“安娜·凯特过去因为她爸爸而受到其他一些小孩的欺负。”比尔告诉警官，“我不是指这些小孩中哪一个杀了她或干了别的什么事，不是这么回事。自从她父亲被枪击之后这种事情少多了，但还是有。我记得——好像是十年级的时候，我们正在英语课上阅读《弗兰肯斯坦》，有个人抢了她的书并在标题上写了什么，那本书的全名本来是《弗兰肯斯坦，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这个人画掉了‘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并在下面写上‘戴维斯·穆尔，医学博士’。”
这时侦探问普罗米修斯是谁。“普罗米修斯，”比尔解释道，“在希腊神话中，他带走人类疾病等灾难并把它们放进一个盒子中。最后，潘多拉打开了盒子，从此生灵涂炭。他还从神那儿偷火种给人类。那家伙写穆尔医生的名字完全没有道理，他只是写了从父母那儿听到的话或别的什么。你知道，克隆就像制造‘弗兰肯斯坦’这种怪物一样。这是反克隆人士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这种说法虽然是愚蠢的，但是大多数人都那么认为。
“在我们学校现在大家知道的克隆人只有两个，但他们说在我们这么大一所学校里可能有三十多个克隆人，只是大多数家庭都守口如瓶。他们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那两个众所周知的克隆孩子受到了很多歧视，即便其中一个还是运动健将呢，他虽然是个新生，却已被许多大学足球队看中。有谣言说他的基因捐赠者是一个一流的大学橄榄球运动员之流的人物，也可能全是胡扯，但不管怎么说，他将成为学校的一个巨星。但是很多同学对他的态度就像觉得他有什么病似的，所以有一段时间他特别消沉。但安娜·凯特总是会去找这些克隆人——应该说是曾经经常去找——不管是在走廊上还是放学后，她会邀请他们做这样那样的志愿者或是去看她打排球比赛。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是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女孩，例如在周六早晨慈善洗车。而你会因她请求你这么做而很开心，就像这是她为你做的事。你知道，不止男孩子们有这种感觉，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女孩子们也一样喜欢她。”
侦探询问是谁在安娜的《弗兰肯斯坦》那本书上写字。“哦，是史蒂文·丘奇，几个月后有一天，我们在体育馆打垒球男女混合赛，史蒂文在一垒，安娜·凯特打了个短球，他被两步杀出局，但在安娜过一垒的时候，她脱下帽子一甩。‘砰！’——正好打在史蒂文脑后，他满脸是灰，安娜就像是发生了个意外一样连说对不起，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关于这件事她从未提起过什么，并且史蒂文也没找她麻烦，她总是她父亲真正的保护者。”
一想到安娜是自己的保护者而不是反过来父亲该是女儿的保护者，戴维斯又一次笑了。从自己根本找不到杀害安娜·凯特的凶手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这么说简直一点没错。
以前他听说过这个名字吗？史蒂文·丘奇？倒是有个叫娜特莉·丘奇的泼妇在诊所前的抗议集会上对他的病人们喊这老掉牙的口号（嗨！嗨！基因研究该滚蛋！）。他假设史蒂文是这女人的小孩，如果戴维斯十五年前没有停下阅读这些文件，知道了这个故事，他将会把丘奇作为一个潜在的怀疑对象。警方显然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因为在陈述部分最后一页有人用笔写下（在被复印之前）：调查过丘奇，他当时不在犯罪现场，和他的父母在圣彼特。
戴维斯认为，至少警察也没闲着，他将比尔的陈述放了回去，并重新取了一份。这是莉比·卡莱尔的，他很熟悉莉比，她和安娜·凯特都是排球队的。莉比曾在这里过夜，他能听见她们笑到深夜，有时和在别人家过夜的其他女孩儿打电话说悄悄话直到深夜。
安娜·凯特和莉比你一言我一语的夜谈会有时说话声音会越来越大（孩子们谈话时的兴奋劲就如同一场老式网球比赛一样，每有一次击球就会更加激烈），但杰姬因为服了安眠药以及有隔音板挡着通常能睡着。躺在黑暗中，戴维斯认为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应该敲开他女儿的门，打断她们的活动并命令她们睡觉。而他却从未做过，相反他会去偷听离他有几个屋子远的女孩子们的谈话，从谈话中能听出他女儿的见识广博。
莉比的陈述很长。戴维斯用他的拇指很快地从最后一页翻阅着那份材料。他知道莉比会毫无疑问地维护着安娜·凯特的自信，他觉得没有必要再认真读这份材料了，但它也表明了莉比与安娜·凯特关系的密切性。如果安娜·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