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居然知道香港！我摇摇头，他又嘶嘶地说：从……台湾来？
我大声告诉他，我不从台湾来。我是大陆作家，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看见他眼珠亮了亮，好像电压不足的灯泡突然充了电，但是他脸上并没有显示出惊讶的表情，我想这是他面部肌肉太老化，神经已经失去作用的缘故。铜壶里的水噗噗地开了，溅到火塘里，灰尘扬起来，老人忽然大声咳嗽起来，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脸皱在一起，表情很痛苦。我连忙替他捶背，我猜他一定患有老年性哮喘或者肺气肿之类疾病。我想起采访包里有咳嗽药，就取出来请他服用，但是遭到他拒绝。我看见他的腰越佝越低，身体蜷曲，好像同体内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我想要是在城市，他怎么也该住院治疗。后来还是那个中年妇女出来，喂他半碗黑糊糊的什么汤汁，他的咳嗽才渐渐平息下来。咳嗽耗尽老人体力，他像架能量耗尽的破机器，呼哧呼哧地喘息着，渐渐沉入半睡半醒的休眠状态。
我只好轻手轻脚地告辞了。
没想到第二天再次登门拜访，竟吃了闭门羹，中年妇女面无表情地推辞说，老人身体不适，此后几次求见均遭婉拒。
我明白这是老人不愿意接受采访，也就是说，我这个来自祖国大陆的作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至于其中原因，我猜想可能还是历史遗留的意识形态起作用。我愤愤想现在什么时候了，海峡两岸都在搞统一，一国两制，实行“三通”，他这个老顽固怎么这么陈旧，还生活在发霉的阶级仇恨里？万般无奈，我只好转而拜访另一位老人，不料登门才知，那人早已中风瘫痪，老年痴呆，连话也不会说，我只看见一具会呼吸的干尸。
很显然我在这里遭到历史狙击，问题在于，主动权操在别人手上，不由我支配。说服老人，帮助他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向他宣传大好形势，或者再讲一遍关于我父亲参加中国远征军，我著名的姑婆如何嫁给蒋纬国先生的故事？恳求他帮助我，以情动人？如此等等，我绞尽脑汁，可是别人根本不给我机会。他根本不见我，就像面对石壁，你能让石头开缝么？一连两天，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欲罢不能，欲采访也不能，我该怎么办呢？
这天下午，寨子里突然发生一件事，这事看似与我这个外人无关，但是它的结局却意外改变我的处境。一个年轻产妇难产，立刻惊动全村人。需要说明的是，我下榻这间小旅店是村里唯一旅店，其实也说不上旅店，一间大房子几张竹床，相当于鸡毛店，平时只有过往马帮歇脚。店老板是个很老实的掸族人，名字叫若埃（音），会讲几句汉话，他慌慌张张来敲门，拉着我结结巴巴说客人救救罕娜。
罕娜就是那个年轻产妇的名字。我弄糊涂了，连忙声明我又不是医生，拉我去做什么？若埃把我拉到一间被称作“公房”的大房子里。公房外面已经围了很多村民，大家表情沉重，都不说话，默默让开一条路，好像我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救星。等我进屋一看，倒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根本没有什么穿白大褂的医生，除了香案上供着菩萨和供品，只有两个面孔黢黑的老女人（接生婆）在摆弄那个产妇。产妇已经没有声气，地上淌了许多发黑的血。很明显接生婆已经束手无策，她们只好不停地往产妇嘴里灌黑糊糊的汤汁。即使我从未学医，我也看出来如果再折腾下去大人孩子肯定都没命了。
我在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里讲述过一位上海女知青死于难产大流血的故事，那是知青年代发生在云南边疆的惨剧。然而世纪末在金三角，我又面对另一出即将发生的同样惨剧。我着急地说干吗不快请医生来？若埃哭丧着脸说没有医生，村里女人都这样生孩子。我说村里有懂医的人吗？她需要输血而不是灌那种破汤，要不赶快送镇上医院。若埃回答说镇上没有医院，勐回也没有医院，整个百里范围内都没有医院。我大吃一惊，说怎么可能呢？你们不生病吗？生病怎么办？若埃不说话，我明白他的话是真的，如此广大地区，方圆百里竟没有一座医院，甚至一所小小的卫生所？……远离文明与科学，这就是金三角人一直面临的生存现实。我说你快告诉我，我能帮什么忙？若埃低声说，客人的车……救救罕娜。我明白了，山区交通不便，村子里有马帮，却没有汽车，我是从美斯乐雇的一部客货两用车，以保障长途采访之用。我说，最近的医院在哪里？若埃回答：在清迈，清迈有生孩子的医院。我心里惊叫起来，清迈至少有两百公里以上，又是山路，谁知道产妇会不会死在路上？
问题是产妇现状容不得我多想，事不宜迟，我马上让司机小董把车开来，人们小心地把产妇抬上车，我看见许多女人都低着头，双手合十，嘴里默诵着什么，好像是祈祝菩萨保佑。汽车开动，这一路真是漫长无比，我从来没有感觉汽车开得如此之慢。山路颠簸，牛车小道像细细的肠子一样盘绕在大山和丛林里，天渐渐黑下来，金三角之夜伸手不见五指，树林中传来野兽的吼叫，只有汽车灯光像一把雪亮的利剑刺向厚厚的帷幕。我们为了减少产妇痛苦，将帆布做成垫子，一人拽住一头，我的手臂很快因血液循环不畅，因麻木而失去知觉，肚子空空如也，腿肚子直打颤，但是我仍咬牙坚持。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努力将使得一个年轻妇女和她肚子里的小生命每一分钟都向希望靠近。
半夜时分汽车终于开进清迈医院，我几乎瘫倒在汽车上。仅仅半个小时后，孩子剖腹产，是个男孩，母子均报平安。我与小董连夜驱车返回寨子，到村口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当金灿灿的太阳从东边山头升起来，第一抹阳光穿过树林照耀在寨子的尖屋顶上，我的心里充满疲惫和欣慰。我觉得这一天很有意义，因为我以自己努力避免一个惨剧发生，我从这里开始认识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金三角之所以成为金三角，贫穷是否是其中主要原因？
按照计划，我前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赶，很多地方要去，很多人物要采访，金三角很大，所以我不能再白白等下去。我收拾东西，告诉小米准备出发。我想，也许别的地方还会有机会，李国辉部下很多，也许不止一个副官。
这时旅店竹篱“吱呀”一响，那位中年妇女探进头来，她礼貌地向我躬躬身，说她爷爷（果然是她爷爷！）请我再去坐一坐。我简直大喜过望，不及细想，便迳直穿过院子，飞奔出门。门是虚掩的，我放慢脚步，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在那所半明半暗的大房子里，我看见那位仿佛赶了长路归来的疲惫老者。他还是以那样似乎永远不变的姿势依偎在火塘的黑影里，虽然没有出声，但是我清楚看见，他的目光分明是醒着的，并且一直从历史岁月的深处注视着我。
对我的整个采访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天，意义重大的一天，因为从任何意义上说，这才是我金三角之行的真正开始。
我恭恭敬敬地说：请教老先生尊姓大名，高寿多少？
老人嘶嘶地说：姓牛，贱姓。民国发大水……你知道吗？
我茫然地摇摇头，天知道他翻的是哪一年老皇历。我含含糊糊地说：解放前哪一年？哪条河发大水？……今年长江洪水，百年不遇，没有造成灾害。
老人侧侧耳朵，我猜想他没有听明白，因为他眼睛中浮起一些疑问。他说：解放……前？
我猛然省悟，在金三角，这是另一个世界，大陆许多专有名词比如“解放前”、“解放后”、“新社会”、“旧社会”、“反动派”、“纸老虎”诸如此类等等，人们从来没有听过，所以听不懂。我换了一个中性名词说：哦，就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以前。
（）
他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又指指我说：你大陆，哪地方人？
我回答四川，祖籍湖北。
他慢慢想着，好像自言自语：四川？哦，是南方……我是北方人，中原，你去过中原吗？
我赶紧说去过去过，不就是郑州洛阳开封吗？
老人摇摇头，脸色生动起来，他纠正我说：不对，不是郑州……是杞州。杞人忧天，中原杞州，你知道吗？
老天！他居然知道杞人忧天的典故，而我则是从书本上知道的。关键在于，我确实对这个叫杞州的地方一无所知。每次乘火车或者飞机都经过中原，却没有机会将脚结结实实踏在中原大地上，为了不使老人失望，我只好信口胡诌：是不是，对了，我知道兰考，以前叫兰封。那地方，吓，从前风沙特厉害，还有盐碱地，被一个叫焦裕禄的人给治好了。
没想到老人突然动了感情，一滴浑浊的老泪像烛泪一样从枯萎的眼窝里慢慢滴淌下来。老人说：李长官，就是兰封人啊。叙齿的话，我还是李长官的远亲呢……他家人都给风沙埋了，十多岁就出来逃荒，吃兵粮……听说老长官在台湾过世前还念叨老家，他是想叶落归根啊！
李国辉是河南兰考人！我的心快乐地大跳起来。我小心翼翼地说，老人家，您是李国辉副官吗？
老人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抖抖的，我感觉那手像风中的枯树枝。中年妇女连忙趋前替老人抹去眼泪。老人叹息道：李长官，根本没有什么副官啊。
我很惊讶，连声说怎么可能？他不是将军吗，金三角的开创者，怎么会连副官也没有呢？
老人沉默下来，怕冷似地将毯子往身上裹了裹，他的侧影让我联想到半截遭雷击枯树。过了好一阵，他又说话了，声音很小，嗡嗡地像从地下传出来：你错了，李长官只有贴身卫士……
我说您呢？是不是其中一个？他没有回答，我想算是默认吧。我说听说从前寨子里有几位老人，他们也是李将军部下对吗？
老人咧咧嘴，我看见一团黯然的乌云遮住他的眼睛。他忧伤地叹道：老兄弟……都向李长官报到去了。就剩一个老麻子，从前骑马打枪，威风可大了，打印度雇佣军，硬是救了李长官一命……年前摔一跤，咋就再也爬不起来，变成一个傻子？
我心中壅塞着无数疑问。我迫不及待地问：据说李国辉是政治军官，不会打仗，有这样的事吗？
老人回答：那个年代，哪个军人的星星（肩章）不是命换来的？松山大血战，日本人打得那么凶，老长官当连长，一条胳膊打残了。
我说，当年大撤台，你们为什么不到台湾去？
老人没有说话，那位中年妇女却在一旁打破沉闷，她告诉我，据说李长官自知回台湾没有好下场，临别有令，让部下坚持反攻大陆。这些老兵就忠实执行长官命令，把自己一生乃至后代都留在金三角。
我心中涌起沧桑的潮水。透过历史烟雾，我依稀看见一群忍辱负重的前国民党军人，或者说一群中国人，为了完成长官的神圣嘱托，把自己生命一个个埋葬在异国荒凉的泥土里。可是他们后悔吗？或者说他们对国民党政权怨恨吗？他们当初怎样走进金三角，怎样开创局面的？我相信他们初衷也许不是为了制造毒品王国，但是他们对今天金三角演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王国有什么看法？他们还有反攻大陆的梦想吗？他们对飞速发展的中国大陆还抱有偏见和敌意吗？
我说：您为什么愿意见我？是知道我要走吗？
妇女看看老人，代替他回答说：爷爷说你是个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
原来如此！世界上的事，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意识形态原来是可以跨越的，对峙的心灵也能达到沟通，桥梁就是普遍和伟大的人性。我望着风烛残年的老人，就像注视一盏即将熄灭的油灯，心中充满无法言说的感激之情。我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结果，因为在我有幸到达这个小山村之前，任何一个小小的不测，一阵因时光流逝而起的小风，都有可能把老人这盏枯灯刮灭。我在心中暗暗感谢上帝，感谢命运之神的指引，于是我赶紧把身体向老人身边挪近，悄悄打开衣兜里的采访录音机，开始记录并仔细倾听老人讲述。
此后数天，我都忠实地守候在老人身边，跟随他一道进入半个世纪前那座尘封而遥远的历史隧道。我面前始终有一盏摇摇欲坠的如豆油灯，它带领并照亮我在黑夜的峡谷和迷雾中穿行，我因此得以跨越许多岁月的障碍，穿过迷宫般的荒原、沼泽和神秘古堡，正确选择抵达彼岸的方向和途径。于是在这里，在金三角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山寨，我终于认识并走进五十年前一群饥寒交迫的中国人中间，他们正是今天这个令世界谈毒色变的毒品王国的历史之源，任何现代金三角的故事都无法回避或者撇开他们，就像我们溯流而上考察长江和黄河源头一样。在我往后长长的叙述中，我们将随同这群中国人，准确说随同一个名字叫做李国辉的国民党军人历经千难万险走进金三角的脚步开始……
那是半世纪前的一个夜晚，天上没有月亮，星星像无数眼睛在头顶调皮地闪烁。中国西南边陲，一片没有道路也没有村寨的荒山野岭，一支约有千余人的残破军队正在连夜行军。准确说不是行军，是撤退。队伍里夹杂许多缠绷带拄拐杖的伤兵，还有不少妇女孩子挟裹其中，她们都是军官家属，有的走路，有的骑在驮弹药的马匹或者骡子背上。看得出这些人全都十分疲劳，连牲口也因不堪重负而连连打滑失蹄。但是队伍没有得到命令休息，也没有改变方向去选择一条好走的道路，他们一直朝着正南方向开进，避开村寨，避开大路和人群，在黑暗和丛林的大海中慌不择路地逃命。突然有情报传来，追兵离他们只有不到十里路，于是手电和火光被严厉禁止，这支死里逃生的队伍惶惶如惊弓之鸟，急急如漏网之鱼，任何一点意外动静都会引起他们极大的恐慌和不安。
我从史料中得知，这是隶属李弥第八兵团的一支队伍，第八兵团是国民党坚守西南大陆的最后一道防线，蒋介石令其据守滇南，以策应反攻大陆。没想到解放军同时从四川和广西发动千里奔袭，蒙自一战，第八兵团势如山崩，元江追击，兵团主力数万人被歼于元江河谷东岸。剩下残部四分五裂，纷纷南逃。国内战史将这场战斗称之为“解放大陆的最后一战”。
在此后长达一个多月的超级马拉松追击中，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公路铁路，双方全凭一双脚板，跑得快就是胜者。国军大多数没能跑赢共军，要么成了散兵，要么做了俘虏。后来的历史表明，此刻正在急行军的队伍正是少数免遭覆灭的队伍之一，他们的全部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赶在追兵封锁国境前抢先越过界河，成为这场生死攸关的长途赛跑中的侥幸胜利者。
半世纪后我的目光随同历史脚步一道南移，从我的家乡四川西昌越过高高隆起的大小凉山，进入莽莽苍苍的滇南丛林，然后止步于与金三角接壤的千里国界线上，我看到历史的延续性在此戛然中断。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对一界之隔沉睡千年的金三角来说，却预示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前面传来一阵欢呼，值星军官报告，尖兵班已经抵达国界，等待命令。一位佩戴少将军阶的指挥官终于大大松了一口气，这就是说，他们至少不用担心做共军的俘虏。将军看看夜光手表，时针正好指在午夜十二点，他没有说话，回头望望北方，那是中国，他们的家乡，而此刻中国已经留在他们身后。天空一片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