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摇摇头，表示不大清楚或者无可奉告。郜连胜没有找到辩论对手，就一脸不屑地坐到一边去不说话。上海知青脑子转得快，他分明对卢先生刚才关于朋友的话产生兴趣，这时他突然急促地说道：“好心的卢先生，能不能请你的朋友，也把我们保释出去？……我们会永远感激不尽的！”
几个中国知青，这时才突然意识到，卢先生的出现对于他们的命运转折意义重大。他的朋友能够保释他，为什么不可以保释别人呢？他们难道还有别的救星或者机会吗？于是他们一齐紧张地望着卢先生，好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卢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如果能帮忙他一定想办法。这个回答很像圆滑世故的推诿，也可以看作一个借口，当然不能使知青满意。刚刚燃起的希望立刻又破灭了，他们都很失望，个个垂头丧气的样子。话说回来，要把一群外国偷渡者弄出拘留所决非易事，谁愿意无缘无故地惹这个麻烦呢？
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上海女知青生下一个女儿，母女平安。大家对这个喜报激动不起来，悲观的情绪像虫子啃啮他们的心脏，要知道，产妇和婴儿对这群人来说意味着多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原先还梦想越狱，你能背着孩子越狱么？你能把产妇孩子扔下不管么？！
两天后，卢先生果然自由了，他的那个有地位的当地朋友将他保释出去。卢先生的出狱极大刺激了男知青，郜连胜像狮子一样在牢房里走来走去，他变得越发烦躁和神经质，连睡觉都在说梦话：“越狱！越狱！……”
郜连胜的绝望像传染病一样影响男知青，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怎样夺枪，怎样越狱，然后怎样击退追兵，从哪个方向沿着怎样路线上山去。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号始终困扰他们，那就是，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郜连胜回答说：“干革命！唤醒广大劳动人民，推翻反动政府！”
秦大力反驳说：“你懂缅语吗？连缅语都不会，怎么唤醒？”
郜连胜哑口无言。焦昆却喃喃地说：“我要去找父亲。”
余新华说：“你父亲在哪里？总不能像瞎子一样找下去吧？金三角有多大，你怎么找？你这一辈子也找不完。”
于是灰心和悲观绝望的气氛又像大雾一样笼罩他们，知青们整日懒洋洋的没有力气，个个都像患了恶性贫血症。现在就是放着越狱的机会，他们大约也懒得去冒险，与命运的抗争的结果是更加茫然，因此日子就像令人恶心的脏水一样慢吞吞从他们身边流过。又过了十多天，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牢卒哐啷一声很不情愿地打开牢门，大声对知青吼道：“还不快滚！……下次再见到你们，决没有你们好果子吃！”
几个人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被莫名其妙赶出拘留所。他们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明亮的阳光下面，手捧一束鲜花，亲切友好地朝他们点头微笑。焦昆最先认出那人是卢先生，他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卢先生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口吻向知青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你们愿意做先生么？……去教那些中国人的孩子吧，他们需要先生。”
战争是一种类似在刀尖上行走的生活方式，你简直没法预料什么时候这把刀子会将你削成两段，或者削去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再不然就把你的同学朋友同你永远分开。刘黑子的朋友陈倭瓜、郑九九、郭老四就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相继离他而去，陈倭瓜几乎没有落到全尸，郑九九踩上地雷身亡，而郭老四死得更惨，他被政府军抓了俘虏，绑在树上开了膛，活活喂了野狗。大约半年之后，刘黑子忽然向他的朋友李大毛和杨红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打仗？”
朋友看着他，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奥，把“他们”同“我们”分开，说明刘黑子已经放弃弄个省长市长干干的雄心壮志。李大毛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呢？”杨红梅的公开身份是游击队卫生员，她是刘黑子女朋友，他们很早以前就有了那种暧昧关系。她小声建议说：“听人说南边有个泰国，那里生活好，不打仗，人人都有汽车。我们往泰国跑吧。”
刘黑子说：“是资本主义吧？”
杨红梅没有把握地回答：“可能是吧。反正能过好日子。”
刘黑子一拍大腿，咬牙切齿地说：“日他妈！老子想来想去，就去找那个资本主义！”
逃跑是一种反叛行为，在游击队，两种人抓住没有好下场，一种是逃兵，另一种是叛徒。他们趁半夜下大雨逃离营地，躲进一个山洞，等游击队开拔后才沿着萨尔温江往南走。三个人在老百姓竹楼里换了便服，碰巧一队马帮到瓦城运货，经再三央求，并声明免费做脚力，首领才勉强同意让他们跟了一程。就这样，三个中国知青，他们既没有钱，当然有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也不懂当地语言，不懂缅语、掸帮语、克钦语和佤语，再加上人地生疏，无论给游击队或者政府军抓去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们有枪，凭着求生本能，小心翼翼，昼伏夜行，绕开大路村镇，沿着萨尔温江险峻的丛林小道往南走。其实小路也不安全，不但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土匪强盗多如牛毛，防不胜防。他们变成惊弓之鸟，一刻也不敢离开枪，困了抱着上膛的枪打个盹，饿了到寨子里讨口饭吃，遇到老百姓的玉米红薯地就偷上一大抱，躲在树林里大嚼一顿。
这天下午他们来到一座山谷，看见前面有些竹楼和庄稼散落在山坡上，两个男知青躲在树林里，让女知青杨红艳空着手去讨些吃的。按照以往经验，年轻姑娘去讨东西，往往会得到善良主人的同情，讨得一些山薯干玉米棒子，有时还会捧回一竹筒白生生的米饭来。金三角民风淳朴，许多竹楼里都供奉普渡众生的西天佛祖，所以刘黑子往地上一坐说：“小红，给我要撮烟丝来，我的烟瘾实在熬不住了。”
杨红艳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就走了。两个男知青看着她走出树林的阴影，走进闪耀着金色光斑的太阳里，女青年步履有些不稳，身体瘦弱，头发被山风吹起来，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他们都没有说话，刘黑子抱着枪想心事，李大毛打起盹来。
过了十多分钟，寨子里突然响起刺耳的枪声，他们吓得跳起来。只见杨红艳跌跌撞撞奔回来，一群穿土黄布军装的缅兵在追赶她。女知青显然又饿又累，渐渐跑不动了，士兵像一群黄狗快要追上她。她绝望地挥动双手，脸拧歪了，大声喊叫什么，大约是让他们快逃，也许是让他们开枪，但是风把她羸弱的声音刮得支离破碎。黄狗追上她，把她按倒在地上，然后开始撕扯她的衣服，士兵显然逮住一个美妙猎物，他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强Jian她，把她弄死。李大毛紧张得声音变了调，他绝望地问：“怎、怎么、办？……”
刘黑子手脚冰凉，他明白自己挽救不了即将遭受蹂躏的女友，求生的本能压倒一切，因为即使挺身而出，也只能白白增加两个牺牲品。可是杨红艳毕竟是他的女友，如果放在重庆，谁敢碰一碰她，他准会打烂他的脑袋。
问题是环境不同了，他们在虎狼横行的金三角，面前是一队杀人不眨眼的敌人士兵，他能怎么样呢？你要是愿意送死，谁也不会同情你。他终于被自己的软弱打败了，从嗓眼里挤出一个字：“走！”
两个男人像兔子一样蹿起来，慌慌张张地向树林深处逃去。然而另外一群狡猾的士兵已经从另一个方向包抄过来，他们断定树林里一定藏着姑娘的同伙，欲将这些叛乱分子一网打尽。刘黑子只得负隅顽抗，边打边跑，两支冲锋枪竟也撂倒几个敌人。但是李大毛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没有跟上来，原来他腿上中弹，跪在地上，脸色苍白。他的脸疼得挤成一团，喘着大气说：“大哥……救、救我，别扔、扔下我……”
刘黑子突然流下痛悔的眼泪来，他想起女知青杨红艳，半小时前他们手里也握着冲锋枪，与其都是死，为什么不同敌人拼一拼呢？
缅兵仗着人多，看看又追上来，他们跑不动，子弹也快打光了，正在这个山穷水尽时候，山上树林里突然响起意外的机枪射击，缅兵打懵了，以为中了埋伏，丢下他们连滚带爬地撤走了。刘黑子瘫坐在地上，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好像大梦初醒，不明白眼前发生什么。他的战友李大毛却因失血过多已经昏过去。两个知青就这样坐着，一个人身上搂着另一个人，山林静悄悄的，空气中散发着草木热烈的苦涩气息，刚才的战斗好像不真实，好像是场梦，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树林里有人说话，人的声音像无线电一样从远处传来，刘黑子动了动，他屏住呼吸，侧耳倾听，心脏猛然像敲鼓一样狂喜地跳动起来。因为他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向他们问话，不是像让人莫名其妙的当地话，或者别的什么土语鸟语，而是像母亲｜乳汁一样美妙而亲切的母语，中国话：“……下面是什么人？举起手——过来！”
排长于小兵在游击队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其实也不完全是个人原因，因为整个革命的大好形势正在变得严峻起来，游击队根据地效仿中国搞文化大革命，政府军趁虚而入，根据地遭到破坏，许多领导人牺牲和下落不明，新的领导机关转移到国外去办公，在国外发布命令和指示，这样就与浴血苦战的游击队产生了很大距离。一些从前收编的反政府武装纷纷宣布独立，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狭小，民众也不支持他们。金三角都是少数民族部落，群众基本上不觉悟，他们宁愿站在土司山官一边，也拒绝与革命游击队合作。于小兵常常困惑地看到，游击队大搞破坏袭扰，政府军就帮助民众修复道路桥梁，恢复生产。政府军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下田插秧，上山劳动，军民鱼水情，这在他们看过的电影中应该是革命队伍才会出现的动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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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因素讲，知青与当地游击队员的关系越来越对立。游击队长也是当地野佧，作风粗暴，对来自国境一侧的中国知青抱有天然敌意。据说队长家乡仍保留茹毛饮血和砍人头祭谷的古风，所以游击队长同这些高谈阔论引经据典的中国知青，尤其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北京知青有着天然鸿沟就不难理解了。
雨季的一天，上级命令攻打桥头哨所，炸掉吊桥。根据情报，哨所只有一个加强班敌人，也就十几个吧，两挺轻机枪。于小兵私下认为这座吊桥算不得什么军事目标，两岸居民过往都靠它，但是军令如山倒，上级自有战略考虑，难道你比上级还要英明吗？
这是个满月之夜，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月光像满地流淌的银色河流，将人的影子清晰地投映到地上。月光对偷袭不利，担任主攻是于小兵指挥的第二排，这排人基本上都是知青，名义上一个排，其实也就二十来个人，勉强凑够两个班。队伍悄悄运动到距离敌人营房几百米地方，面前有铁丝网，能听见敌人哨兵的咳嗽声。于小兵看见敌人营房附近有老百姓村寨和竹楼，他担心开火会伤及无辜，再说游击队打仗是为了争取人民解放，可是没等消灭敌人，倒把人民打死不少，这从道理上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游击队长亲自赶来观察，他绷紧脸下命令：“马上进攻！一定要全歼敌人。”
于小兵解释说：“我想应该白天打，否则会误伤许多老百姓。”
队长很冒火，拍着手枪说：“给我用火箭筒打！贻误战机我枪毙你！”
于小兵只好命令四零火箭筒手张和平瞄准敌人营房射击。张和平平时是个优秀射手，常常把火箭弹直接射进敌人枪眼里，但是不幸的是他患有轻微夜盲症，一到夜晚就不大看得清目标，这种病属于隐性疾病，别人不大容易理解。刚才排长同队长的争执给他造成很大心理压力，所以他在瞄准时内心紧张，导致击发时手指发生不该出现的轻微颤抖。
第一发火箭弹像一颗偏离轨道的流星，在夜空里短暂地划出一道弧线，越过敌人房顶直接命中老百姓竹楼。脆弱的竹楼理所当然像一枚新年爆竹那样炸开来，四分五裂并且燃起熊熊大火。第二发偏离目标更远，经过寨子外围落入江水里。敌人是正规军，营房下面有暗壕与工事相通，所以枪一响士兵就翻身下床，进入战斗状态。张和平把火箭筒一扔，蹲在地上大哭起来，游击队长简直被这个窝囊士兵气糊涂了，他一脚把火箭筒手踢个跟头，大声下令：“给我冲！谁要是怕死就先吃我的子弹！”
这一仗打得前所未有的糟糕：敌人躲在工事里，弹药充足，坚守待援。游击队偷袭不成只好改为强攻，如水的月光帮了敌人大忙，进攻者简直没法隐蔽身体，你一动敌人子弹就飞过来。敌人还在桥头开阔地上埋设许多地雷，那都是些小巧和不易发现的塑料雷，专门杀伤步兵，于是地雷爆炸就像在月光下绽开的一束束美丽焰火，游击队进攻失利，第二排伤亡大半。
于小兵胳膊负了轻伤，他眼看战友接二连三倒下，尸横遍野，哀嚎、惨叫和呻吟此起彼伏，内心好像被烈火炙烤一般。他明白，战斗根本没法取胜，唯一挽救的办法是，立刻撤退，保存实力，否则第二排就全完了。但是游击队长根本听不进，他挥舞手枪，眼睛喷火，强迫战士继续冲锋。
于小兵看见前面有个人影，刚刚直起腰来投出一颗手榴弹，就被机枪打倒在地，那人看上去好像张和平。他心一紧，喊了几声，那人不应，他连忙爬过去一看，果然是张和平！他已经躺在血泊里，软软的没有反应。
于小兵大恸，泪如泉涌，他唯恐哭声惊动敌人，抓下军帽来塞进嘴里。他与张和平是一个大院长大的伙伴，一起参加老红卫兵，后来又一道南下，投奔境外游击队。张的父母关在秦城监狱，他们根本无法知道他们的独生儿子已经死在战场上。可是这算什么战斗呢？就算消灭一班敌人，能换回这么多年轻战友的生命吗？炸掉这座桥，革命就成功了么？胜利就到来了么？他用拳头捶打自己脑袋，悲痛和愤怒像沸水一样在心中翻滚。
李红军像狗一样匍匐着爬过来，他一看见张和平的尸体就放声大哭，立刻招来敌人子弹。他抹着眼泪恨恨地说谈要武也牺牲了，狗日的，得叫他偿命！于小兵脑袋嗡地胀大了，跌坐在地上，转瞬之间两个情同手足的同学都死了，灰飞烟灭，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他们追求的革命？他们为什么要打仗，这能算死得其所吗？复仇愿望像狼一样咬啮着他大脑，眼睛让火焰烧成两粒黑炭，于小兵感到自己心中有条毒蛇咝咝地叫着，他放下战友渐渐变冷的遗体，拎着枪去找游击队长。
亚热带雨季，天气说变就变，一片黑压压的浓云遮住月亮，霎时间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形势转为对游击队有利。于小兵听见队长在什么地方大吼大叫，他们悄悄摸上去，抵近开枪将他打倒。队长尚未断气，瞪大眼睛望着他们说不出话来，于小兵又把枪筒塞进他嘴里连开两枪，方觉了却心头之恨。他们溜出战场，拔腿逃进深山。
两个中国知青像野人一样毫无目的地在山里转悠了几个月。这期间他们几次险些让游击队撞上，也险些给政府军逮住。对游击队来说，他们是叛徒，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对政府军来说，他们是破坏分子，是非法入境的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