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帕塔亚，我就开始了寻找金三角线索的艰难工作。伟大目标从脚下开始，这是我的经验，导游卢先生到底是个热心人，他答应帮助我。
我的方法非常拙笨，到处见到华侨就用中国话同他攀谈，因为在泰国各地华侨非常之多，很快我的工作初见成效。在帕塔亚一家商场，我偶然认识一位名叫梅琳的华人女孩，当时她站在一只专卖镀金饰物和佛像的柜台后面，我从她的相貌立刻断定她不是当地人。果然她告诉我她就是国民党九十三师的后代。她爷爷是国民党军官，已经过世多年，她父亲当过兵，打过仗，也做过生意，现在已经六十多岁，在金三角安享晚年。她还说像她这样的九十三师后代，光在曼谷和帕塔亚就有数万人。
最后这句话说得我怦然心动。
一位开出租汽车的年轻华人，也是九十三师后代，他答应替我联系金三角朋友，我们互相交换了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
几天以后，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辗转传来。导游卢先生告诉我，他的朋友替我联系到一个金三角国民党将军的儿子，那人原则上同意见我一面，但必须是我一个人。时间定在次日晚八点，对方派车来接我，地点在一家餐厅，餐厅店名位置均不详，据说在城外很远的地方。
我毫不怀疑自己撞上好运气。千真万确，将军的儿子！那一天我为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激动得寝食不安，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为第二天的神秘会见胡思乱想，一脑袋装的都是金三角故事，搞得自己精神很憔悴，像个神经衰弱的失恋者。我要单独采访的消息很快为几位笔会朋友知道，湖北作家邓一光同我要好，我们以兄弟相称，他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老红军后代，写过《我是太阳》、《狼行成双》等激动人心的小说。一光很为我的行动担忧，因为身处异国，对方又是国民党后代，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不测呢？我当然明白其中风险，万一对方设个陷阱，我就成了自投罗网的傻狍子。但是我坚持认为自己不具有暗算价值，作家都是公开的人，是社会的朋友，又以挣稿费艰辛著称，谁会去暗算一个穷朋友呢？何况金三角诱惑实在难以抗拒，你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我咬咬牙，人生有时像一部侦探小说，我们自己就是小说中的人物，而小说作者却是那个冥冥中的上帝。
见面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那一天很不凑巧，太阳还未落山海上就起了风暴，渔船游艇都躲进避风港。不多一会儿，堆积在泰国湾上空的浓云挟带雷鸣闪电吞没了海洋和陆地，大树弯了腰，热带风暴像发怒的巨人在空中大声咆哮，豪雨如注，天黑得像锅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类似硫磺燃烧的刺鼻气味。来接我的是辆出租汽车，当地出租车都是那种不带棚的轻便“皮卡”（客货两用汽车）。我后来体会，发明将这种汽车用于出租的人一定是个恶意的贩奴主义者，因为司机躲在驾驶舱里，相当于客人，客人则暴露在货舱，相当于货物。有棚的好一点，接我的这辆恰恰不带棚，头顶只有半块帆布，于是我只好像个受难的耶稣，蜷缩身体听凭暴雨将自己浇成落汤鸡。
汽车像只小小舢舨，在风暴横行的公路河流里颠簸航行。车灯前面是一道由黑夜和雨帘组成的厚墙，十米开外什么也看不见。我额头上哗啦啦淌着雨水，心里交织着无比紧张和不安。风呼呼响着，耳边的水声好像大海波涛，我希望自己此时变成一尾鱼儿，或者这辆车变成潜水艇，这样我们就不用艰难爬行而在风暴的河流中畅游。其实我并不在意大雨带给我的狼狈，恰恰相反，我喜欢这场热带暴风雨，这种特定氛围好像是一篇精彩小说的开头，生活中并不常常都能享受小说，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种难得的乐趣。我想，如果以后故事得以展开，我一定要这样开头：“一场可怕的热带风暴来临了……”
汽车在我的胡思乱想中终于停下来，路边有了几星灯火，隐约能看见几十米外有幢大房子。我看看表，晚上八点多钟，也就是说汽车开了将近两小时路程。司机是泰国人，他从驾驶舱匆匆摇下玻璃，探出头来说句什么，指指那幢大房子。因为天黑，不辨方向，四周没有任何可资辨识的建筑物或者路牌标志，其实一路上我都在努力辨认方向，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因为在黑暗的大海里我基本上等于瞎子。我悄悄打个寒噤，那幢大房子声息全无，门口连个鬼影子也没有。我的心情再度紧张起来，一股寒气从脚下升起来，腿肚子竟有些打颤。司机不耐烦地敲着窗玻璃催我下车。我不敢再犹豫，因为我毕竟站在命运的大门口，我深怕命运与我擦肩而过。
出租汽车开走了，尾灯一闪一闪，很快消失在水雾和黑暗中，扔下我独自站在空地上，面对灯光昏暗的大房子。我想，即使这是通往地狱之门，是布满荆棘和烈焰的道路，我也要信心百倍地迎上去。我是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鸟，我要高擎信心和勇气的火炬，心中熊熊燃烧对一切天堂圣殿或者魔鬼王国的热切向往，那是一种天火般的烈焰，是理想主义的大火，一切胆怯、懦弱和犹豫不决的阻拦都将统统被焚毁。
我在心中轻轻呼喊：金三角，我来了！
大房子果然是家餐厅，不知道为什么远离城市村镇，而且早早打烊关门。大门留了一道缝，不知道是不是专为我这个客人准备的。屋子里面寂无人声，亮着一颗昏黄的灯泡，像座高大的陵墓。一个人远远站在大厅深处，他倚着柱子，抱着手臂，像个没有生气的影子那样注视我，我想他应该就是这家餐厅主人，金三角国民党将军的儿子。
我同他互相对视几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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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时间无比漫长，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祖辈以前并没有区别，但是现在我们却好像两个来自不同星球的太空人，经历漫长的宇宙旅行，终于面对面站在一起。我们都以陌生和好奇的眼光打量对方。
他有三十多岁年纪，身体粗壮，皮肤黝黑粗糙，头发短而硬，像皮鞋刷子。我认为他的眼睛传达出许多内容，那种目光很硬，很霸道，像钻头，或者子弹，在我身上地钻出许多洞来。这双眼睛没有礼貌，没有教养，充满敌意，而且不加掩饰。老实说，我不喜欢这双眼睛，也不喜欢眼睛的主人，他不给人好感，并让我联想到那些横行霸道的海盗和黑社会老大。金三角当然不是礼仪之邦，那里盛产世界上最多的毒品，却从不生产文化人。我从接收到这位主人的第一道目光开始，就明白我将面临许多困难，包括身份经历截然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背景差异，文化教育和价值观念反差等等。他是否愿意理解并帮助我，对此我毫无信心。
我向他伸出手来，他却没有响应。
“你对金三角好奇什么？有什么话就快说吧。”主人打破沉默。
我看见他皱起眉头，毫不顾及客人浑身湿透，用一种不大耐烦，听上去很不客气的云南话对我说道。经验告诉我，他与我绝非一路人，不是文学青年，也不是知识分子，我们彼此很陌生，也很戒备，但是我无路可走，我必须消除他的敌意，取得他的信任。
“我计划写一本书，是关于金三角的。我希望采访金三角和美斯乐的各种人物，包括蒋残匪……”我猛然省悟自己的失误，狼狈地改口说：“唔，国军，就是包括九十三师官兵在内的全部历史。”
主人没有理会我的口误，他紧盯我问：“你为什么单单对金三角感兴趣？谁派你来的？”
我暗暗笑起来，心情反倒轻松不少。我感到这位主人其实很幼稚，他对文化人基本上一无所知，所以感到恐惧。于是我平静下来，简要介绍自己身世经历，比如已经出版多部关于国民党抗战的长篇作品，不仅国内轰动，海外也多次出版，好评如潮。我父亲参加过抗战，高中未毕业就投笔从戎，参加著名的中国远征军，从印度、缅甸浴血奋战打回国内，直至抗战胜利，云云。
“……所以金三角历史，或者说九十三师历史一直为我所关注，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分支，至今仍属空白。今天我有机会来泰国，有幸遇上你，我想这是我的运气。我的目标是进入金三角采访，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他一直抱着手臂，目光中充满警惕和怀疑，好像要看穿我是不是说谎。
“……你应当相信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台湾人到大陆投资做生意，天下华人是一家，还有什么必要搞对立呢？……所以我想去金三角采访，就是要把这段中国人的历史告诉所有的中国人。”我只好苦口婆心推销自己。一个不明来历的陌生人，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并且来自曾经敌对的中国大陆，你有什么办法在短时间内让他消除怀疑呢？但是我在泰国停留时间短暂，如果我不能说服这位主人，得到他帮助的许诺，今后我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时间在这种僵持和生硬的气氛中飞快溜走。我偷偷看表，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关系没有改善，对峙依旧，主人对我依然不信任，我们的关系好像一条结冰的河流，隔着厚厚的坚冰当然什么也无法交流。主人常有电话或者什么事出去，丢下我一人独自呆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偶尔也有些穿黑衣服的人借故过来走动，一望而知是些年轻华人。我想他们该是国民党九十三师的后代吧，他们显然出于好奇，想看看我这个不速之客。但是当我向他们微笑，想同他们攀谈时，他们立刻绷紧脸走开了。我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时刻无计可施，眼看失败一步步向我逼近，我想起一个蚂蚁穿珠子的古老故事。珠子孔小，许多人穿不过去，聪明人捉来一只蚂蚁，把丝线绕在蚂蚁脚上，珠子另端抹上蜂蜜，这样蚂蚁为了吃蜂蜜就把丝线顺利地穿过去了。可是此刻我的蚂蚁在哪里呢？我简直快要痛恨起自己来，莫非我注定只能像导游卢先生所说那样，在透明的玻璃墙上撞得头破血流？
绝望之下，我决心孤注一掷，我还有个重要的背景砝码，但是我没有把握它是否有效。既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也就只好垂死挣扎，将这颗重磅炸弹扔出去。我说：“你知道我这个大陆作家为什么偏偏对金三角格外关心吗？告诉你，除了我父亲曾经当过远征军外，我母亲的姑姑，也就是我的姑婆在台湾很有名，她是蒋纬国先生的原配夫人石静宜女士。”
其实我说出这些话来实在出于无奈。我心里厌恶自己像个趋炎附势沾沾自喜的无耻小人，拉大旗作虎皮，让人感觉我像个蒋家的什么皇亲国戚。我从未见过我家族里这位著名的姑婆，她在我出世前就去了台湾并死在那个海岛上，至今台湾有静宜女子中学、静宜女子学院为证。我生在大陆，长在四川，除了家谱和血缘上的联系已经陌同路人，但是我迫不得已将显赫的姑婆抬出来，目的当然是为了敲开金三角之门。
主人果然大吃一惊，我欣喜地看到这枚重磅炸弹相当有效，将封冻的冰面炸开一个缺口。主人眼中先是闪过惊讶，嘴合不拢，然后有些茫然，显得没有主意，就是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仿佛在考虑是否应该对我客气一些，恭敬一些。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我不能相信你的话，谁证明你的话不是撒谎呢？”
我说：“你不难了解呀，蒋纬国先生还活着，石静宜的亲属还在台湾。”
他语气突然坚决起来，我看见他眼睛里敌意的城墙又筑起来，炸开的缺口渐渐又被冰面冻住。他说：“我没有必要那样做，除非你能证明自己。”
天，此刻我怎么证明自己呢？我就是把心剖开也不能使他辨别真伪，纵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啊！我仇恨地看着他，简直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这个关键时刻，我猛然想起一个人来。
我相信“灵感就是才华”之说。
我的大脑就是在这个穷途末路的时候突然爆发出灵感火花的。我想起的这个人名字叫曾焰，是位女作家，从前也是云南知青，也在边疆插队。她住在台北，我们是朋友，已经通了长达数年的书信，但是从未谋面，没有通过电话，彼此见面不相识。我是从曾焰的小说中认识她的，知道她曾经在金三角流浪达十二年，在许多著名地方包括美斯乐满星叠教过书。金三角很大，像大海，一个人的命运很渺小，像小舟，或者像稻草，我所以想起曾焰来，是因为她在金三角教过多年书。我不敢寄予希望，但是不管怎么说，曾焰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我别无选择，只好紧紧抓住它。
我说出曾焰的名字。
我看见主人粗壮的身体动了动，像一扇结实的大门受到撞击。他的表情发生戏剧性变化，先是惊讶，盯着我，嘴张开，像头面向观众的大熊，一脸的困惑表情。但是很快他就高兴起来，眼睛发亮，那张多肉和令人生畏的脸也因此变得柔和起来。他的表情像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放声大笑，笑声像风吹唢呐，中气灌得很足。他说：“哈哈，哈哈哈，是她呀——曾焰！我的老师，作家！……我为哪样不记得她？整整六年！我老爹把我们兄弟五人寄放在学校她家里念书，真是难得啊！……说实话，我今天还能认几个中国字，写几个中国字，都是曾老师教育的结果啊。”我的心先是紧张一抖，随即落回原处，快乐起来。
多年来，当我与曾焰隔着海峡在书信里架起桥梁，海阔天空地探讨问题交流体会时，我从未想到这位同龄人会在某个关键时刻充当我命运的领路人，帮助我取得打开金三角大门的金钥匙。感谢命运，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有心栽花，无心插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共同的熟人，一个共同的朋友就像一根导线，将绝缘双方的电流接通。我的蚂蚁找到了，珠子穿过来了，坚冰裂缝，透明的玻璃墙被撞开一个洞。
这时主人主动隔着桌子伸过手来，我们的手终于跨越千里握在一起。
闸门打开，积蓄的洪水倾泄而出。接下来我提出深入金三角采访的要求，丰先生（这时我知道他姓丰）亮出他的底牌：他算得上土生土长的金三角人，国民党残军第三代，从小当兵打仗，给大毒枭坤沙当过副官。他父亲为原国民党残军第五军三十师上校师长（不是将军！），现为美斯乐自治会会长。丰先生告诉我，自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以来，在广大金三角山区已经自发形成数以百计的汉人难民村，栖息、繁衍着数百万没有国籍的中国难民。
丰先生对我说，他此生最大心愿是办好两件事：一件是为中国难民解决国籍问题，因为他们至今多数人没有国籍。另一件就是办学校。“……哪怕今后把财产变卖了，也要回金三角办学校，让我们汉人后代有机会受教育。”丰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表情沉重，像个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
我却像挨了一颗炸弹。
金三角！数百万……中国难民！丰先生千真万确是这样对我说的。我理解难民的含义，是指大陆解放时逃过国境的原国民党军队以及各种其他人员，这个庞大数字大大超越了我的想象力。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至今已经半个世纪，这些中国难民部落在金三角这片原始不毛之地怎样生存？怎样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同金三角其他民族以及历史、社会演变是什么关系？他们在金三角这个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过去、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