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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历十二月也就是公历二三月，罂粟终于开花了。
春节一过，山寨敲响庆祝丰收的芒锣和象脚鼓，收获的季节就到来了。头人再次请来巫师，村民彻夜不息地跳起传统的象鼓舞和拜神舞，祭拜山神和土地，祈祝保佑丰收。最后举行剽牛仪式，将一头公牛绑在柱子上，男人赤裸上身，载歌载舞，用铁矛将牛刺死，人们轮流喝过牛血酒，吃下被巫师念过咒语的牛肉，然后带上早已准备好的刀具、刮片和碗盆上山了。
花期一过，壶状果实就成长起来，小至鸽蛋，大到鸡卵，当地人称烟果包。收大烟就是收割青烟果包的浆汁，太阳出来，人们踏着露水走进地里，他们的工具都很简单：几张薄薄的刀片缚在一起，露出浅而锋利的刀刃，还有一只竹刮片。人们灵巧地沿着果实表面，自上而下划两下，或者三下，很快便有｜乳白色浆汁从伤口中渗出来，称“割烟浆”。这些新鲜烟浆很像牛奶，也像｜乳胶，它们浓稠地挂在伤口上，像一串洁白的眼泪，于是空气中就开始弥漫起一股令人陶醉的微甜的芬芳气息来。
割烟浆看似简单，其实非常累人，你得整天弯着腰，埋着头，不停地划呀划，也不知道要重复几万次这种机械动作，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把自家手给划了。我因为长期病后虚弱和营养不良，有天竟一头栽倒在地上，骨碌碌滚到山崖旁。幸好那位叫玛青的好心姑娘抱住了我。在后来那些艰难无助的日子里，许多好心的山民给我的生命注入宝贵的勇气和信心。
烟浆一旦与空气接触便发生氧化。一般几小时，多则十来小时，烟浆就开始变黑变硬，使果实表面看上去好像多了几道难看的瘢痕。我估计一株烟果包大约能刮下05—1克浆汁，一亩地有五千株左右罂粟，也就是说，一亩地大约能产几斤生膏，而且人们必须赶在烟果包成熟之前收割，否则果实一成熟浆汁就干涸了。人们用竹刮片将这些渗出来的烟浆小心刮在事先准备好的竹碗里，置于阴凉处晾干，再用芭蕉叶和塑料布捆扎成小包，这就是生鸦片。当地人称“生膏”、“生烟土”。
这天中午，当最后一坨生烟土被芭蕉叶包扎起来，我远远听见寨子里的狗一齐狂吠起来，兴奋得好像发了疯。随后我们都直起身体，看见远远的寨子外面，蜿蜒的山道上走来一长溜骡马队伍。阿金眨巴着老鼠眼睛，脸上露出喜色，说马帮来了。
马帮规矩通常不进寨子，所以商人很快在寨子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五颜六色的帐篷，又从牲口背上卸下许多蒙着严密油布的驮子，当着众人把油布一一打开来，就像魔术师一样立刻变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货物来，引起围观者啧啧惊叹。我看见商品有当地奇缺的盐巴、冰糖、布匹、胶鞋、煤油、锡碗、铝锅、烛台、腰刀，有日用百货和妇女喜爱的金银饰物、玻璃镜子、针头线脑，还有掸族男人离不开的三件宝：酒精、烟枪和猎枪。这次商人带来一件了不起的货物，那就是一枝精美的双筒猎枪。猎枪不是通常的火药枪，那些大号子弹黄澄澄的，像金子一样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看见头人阿金眼睛放出光来，像狗一样围着猎枪转来转去。
这是山寨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人欢马叫，连畜生都嗅出过节的气氛，个个摇着尾巴发情一样追来追去。
商人当然都是做生意的行家，他们只换鸦片、动物皮毛和玉石，鸦片以“甩”（约合15公斤）为计量单位。比如一甩烟可换一匹花布加一壶酒精，或者半甩盐巴。反之一包冰糖可换半甩烟，一瓶治头痛感冒的“十滴水”（中国大陆产）换半甩大烟，等等。他们双方使用的计量工具都不是秤，而是一种自制的原始工具：一根木棍作为杠杆，一头压上盐巴酒精，那么另外一头就得压上同样重量的大烟。如果一头是大烟，那么另一头就得以某些商品相平衡。调剂双方商品价值的关键因素是木棍上那根提绳的位置。
山民蹲在地上，诚实而又宽厚地对待那些狡猾的外来商人。盐巴自然是必需品，一甩生烟可换一小包（大约一市斤）盐巴，一张熊皮换五斤，可见得盐巴贵如黄金。头人阿金是寨子的首富，他奢侈地用一甩鸦片给儿子换了一包冰糖，于是阿金家三个拖着鼻涕的儿子立刻成为山寨孩子崇拜的英雄。孩子们争着趴在地上给英雄当马骑，然后取得舔一舔英雄嘴里甜咝咝滋味的资格，分享到接近吃冰糖的快乐。
当地人没有穿鞋的习惯，只有极少数头人才能拥有一双胶鞋。我看见这些胶鞋都印着中国商标，它们是通过边境贸易流入金三角，然后几经辗转，普通胶鞋的身价就上涨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我亲眼所见，又是阿金，以三甩鸦片的天价（约合九斤！），从商人手中换回一大一小两双中国胶鞋，大的当然归他自己，小的给头人的接班人儿子。更多的人当然只能羡慕，因为头人在寨子里是统领，头人拥有冰糖和胶鞋是天经地义的特权。
玛青父亲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终于确定交换商品的主要内容，这些物品包括：五斤盐，十斤火药和铁砂，一只煮烂饭的铝锅，两根钢针和一卷洋线，一面化学玻璃镜子，一只敬菩萨的烛台，一壶烈酒，一匹尼龙布，以及一只漂亮的银项圈。这些物品一经换算，立刻耗尽这家人整整一年辛勤劳动的全部汗水和收成，但是他们毫无怨言，焦黑朴实的脸膛上漾出满足和幸福的笑容。
将近两天的交易活动眼看就要结束，商人纷纷收拾驮子，他们留下文明社会的商品，换走一驮驮沉甸甸的鸦片和动物皮毛。这时候最后一个惊心动魄的高潮出现了。头人阿金像头狡猾的黑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围着那枝猎枪嗅个不停。精明的商人早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稳坐钓鱼台，对阿金的欲擒故纵战术装做视而不见。于是双方展开一场激烈而又漫长的斗智斗勇。当商人收拾东西准备离去，阿金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像一头愤怒而伤心的豹子冲出竹楼，拦住马帮去路。
“莫非头人要换给我们一个姑娘吗？”商人骑在马上，快活地互相挤眼睛，装出吃惊的样子说。
“你把枪留下！”阿金坚决地说，并且拿袖子抹了抹粘在眼角的眼屎。“……那种两个筒的，子弹……我全要。”
“嗬嗬！……要很多很多生烟来换的。”商人故意做出不相信的样子激将他，好像他不是寨子里最有地位的头人，而是个穷小子。
“你要多少？我有！”这回阿金脸上有种破釜沉舟的悲壮表情。
“三十甩。三十，一甩也不少。”商人一口开出天价。
“三十？啊嘎……我出十甩，多半甩也不干！”阿金蹲在地上，像遭到抢劫一样呻吟起来。
这场漫长的讨价还价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拉力赛，也像拔河，你拉过去，我又拉过来，但是双方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山民兴致勃勃地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公开评论，出谋划策，好像头人的成败关系到大家的集体利益。最后头人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取得成功，猎枪以二十三甩半的价格成交，阿金成为当地第一个使用双筒猎枪而不是传统火铳打狗熊的猎人。只可惜好景不长，他在半年后被一头发疯的黑熊咬掉一只胳膊。
头人阿金喜孜孜地说，马帮是嗡嗡飞舞的蜜蜂，是翩翩起舞的彩蝶，是金三角盛开的罂粟花吸引他们来采蜜，要是山里没有罂粟花，蜜蜂还会再来吗？
那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竹楼里偶然看见我发自内心敬重的房东，那个又做母亲的年轻妇女金蛮卜抱着粗粗的“舵把筒”，像哺｜乳小鸟一样，将吸入嘴里的烟雾一口口吐进婴儿口中。当地人早婚，金蛮卜虽为人母，年龄却并不比我大。我始则惊讶，随后像头发怒的公熊一样冲上前去，抢过她的烟筒扔得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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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迷惑不解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因气愤而涨红的脸，那双纯净如水的眼睛里写满问号，好像是在小心地询问，我做错什么事情吗？
我大声质问她，愤怒使我的声音走了调。我说：“你……怎么能这样？”
她低头到处找找，又仰起脸紧张地问我：“哪样？我，怎么啦？”
当她弄清楚我生气的原因后，立刻轻松地笑起来，连连安慰我说：“不有关系不有关系，小汉人！我们世世代代这样喂娃子，（母亲）吸了大烟，奶水就好，娃子吃了不闹病。不信你看……”她抬起一只丰满的Ru房，用手轻轻一挤，雪白的｜乳汁就像珍珠泉一样喷出来，臊得我满脸通红。
“……娃子要是闹睡，闹肚子，你给他喷几口（烟），他就好了，睡得乖乖的。不光娃子，我们大人要是闹病，头疼肚子疼，打摆子，吸吸烟，再不就吞一丁点生烟，保准你壮得跟头黑熊一样。”
“生病可以吃药，为什么要吸鸦片呢？你不知道有很大危害吗？”我对她的理论并不信服，觉得是她在为自己的恶习辩解。
“我们不有药，鸦片就是药。你刚来，打摆子，发烧头热，就是给你喷了烟，吞了生鸦片才好的。”我大惊，愣了一阵，只好躲到一边去。那个婴儿果然在母亲悉心照料下安睡过去。
在我曾经短暂地走过金三角的那段日子，我看见美丽的罂粟花不仅像旗帜一样飘扬在掸邦高原的红土地上，而且它的根系还深植于那些山地民族的灵魂里。他们从未走出大山，原始封闭，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唯一恩赐就是贫穷和罂粟。他们在努力同贫穷搏斗的同时收获罪恶，罂粟是他们通往天堂或者地狱的唯一途径。他们决不是天生的罪犯，然而正是这些救助和呵护过我的善良而勤劳的山民，他们源源不断种植出来的大烟被提炼成更加可怕的海洛英，走私到中国大陆，到亚洲、欧洲、美洲和世界各地，毒害全球人类和他们的后代。魔鬼不是自己生长出来，而是被包括我的恩人罗勒大哥一家这样善良的人们共同制造并释放出来的。
联合国禁毒署资料，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亚洲南部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各国人数超过一千万人，地域主要分布在萨尔江流域直至湄公河流域的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带，区域面积之广大，相当于缅甸国土的三分之一，或者七个台湾岛加在一起的总和。
这个区域就被形象地称为“魔鬼金三角”。
第二十章 末路英雄
统计资料显示，国民党入缅前的1949年，金三角鸦片产量仅为三十七吨，这个数字与当时东南亚各国鸦片产量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仅以越南、老挝和泰国为例，这些国家鸦片产量均超过一百吨，可见当时金三角还算得上一片净土。
六十年代前，也就是国民党残军反攻大陆的“勐萨时代”和柳元麟时代，金三角鸦片生产也无明显变化，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金三角鸦片产量约为六十吨，这个数字仍然不足以对人类生活构成威胁。
这期间相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一件大事，这件事看似与金三角无关，然而历史表明，它对金三角乃至整个世界禁毒运动都将产生举足轻重和意义深远的影响。北京政府仅用三四年时间，就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性地完成禁毒壮举，中国大陆不再有罂粟遍地烟祸横行的景象。中国政府为全世界做出一个榜样。中国禁毒成功意味着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和市场消失，但是这并不等于毒贩坐以待毙，市场供需杠杆就是靠利润刺激生产，毒品暴利给不法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也就是说，市场可以培养，可以开辟，只要有人吸毒，毒品就会被源源不断制造出来。
我们看到，进入六十年代，尤其是国民党帝国崩溃之后，作为反攻大陆的军事桥头堡不复存在，政治意识被淡化，金三角鸦片种植业反而开始兴旺，以迅猛势头快速增长，产量也像滚雪球一样成倍上升。六十年代中期突破一百吨，1970年突破一千吨，十年间产量翻了十番。到八十年代更是不可遏制，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二千吨，令全球震惊。后来这一纪录屡屡刷新，九十年代金三角鸦片终于突破二千五百吨大关，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
与这一组数字相对应的是，世界吸毒人数直线攀升，九十年代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全球吸毒人口约为三亿，也就是说平均每二十人之中有一人吸毒，其中百分之六十六为青少年。199年，全球毒品走私总收入约占全球商业贸易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八，达到四千亿美元！
对我来说，上述数字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变化的历史坐标线。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恰恰六十年代是一条分界线？五十年代国民党兴旺时期，金三角毒品处于休眠状态，政治对于毒品生产有抑制作用吗？或者说，五十年代播种，六十年代开花，七八十年代结果，这是历史发展的周期规律？1961年，国民党残军的没落直接导致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兴旺，这是偶然性使然，还是因果关系？我将目光投向云遮雾罩的亚洲南部金三角，在那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无数巨大的问号像漂浮的冰山，它们将自己的真面目隐藏在水下，隐藏在历史暗河的深处，只露出八分之一的山峰若隐若现地向我迎面驶来。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舟是个诗人，说“泰国朋友”不十分准确，主要是不够亲切，因为很多年前他同我一样也是云南知青，也在边疆插队，后来去了金三角，当过缅共，打过仗，吃过很多苦。再后来他辗转到了塘窝，娶了当地一位汉族姑娘为妻。姑娘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文焕将军的妹夫，原国民党第三军参谋长古少卿将军。
刘舟是个执着的汉语诗人，性格十分豪放，泰语至今说不好，汉语诗却写得激｜情澎湃。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其中部分在国内刊物发表。他这样吟唱道：历史的长河呜咽流逝 暗淡的岁月不再重返 普天下炎黄华胄 携起我们森林般的巨手 重铸黄魂九鼎。
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热爱诗歌？为什么痴情不改，一往情深？”
我说：“理想主义？爱情至上？或者生活优越，低吟浅唱？”
他哈哈大笑说：“什么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告诉你，你受过刑吗？或者中枪伤而没有麻醉药，所以你就得拼命地吼叫，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
这个比喻令我毛骨悚然。我说这是诗吗？是恐怖主义。
他说你在缅北流浪那阵，我正在勐版打仗，为生存而战。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仅仅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你就到了毫无人格、信心、自尊和理想可言的地步。你变成野兽，你的敌人也是野兽，弱肉强食，茹毛饮血，你的神经就压迫变形，这时候我想到写诗。
我反驳说：“你岳父，还有段希文李文焕他们打了一辈子仗，一辈子不得安宁，他们写诗吗？”
他叹口气说：“其实他们都写诗，只不过各人方式不同。你看那些将军身后墓碑上，哪个没有留下无限感叹，那不是诗又是什么？”
我立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