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影响内部的稳定。同时，蒋介石年事已高，卧病在床，所有的“军国”大计，均
交由蒋经国处理。蒋经国主政锐意革新，以图改善外在的形象；尹俊在此时期，对
“警总”权势的行使亦谨守分际，不敢有所逾矩，所以，“警总”在尹俊任内，可
称得上是“胡混保守时代”。
虽说承平无事，可是，从“保钓”运动、台湾被逐联合国、《大学杂志》事件
亦相继而来，情治人员严密注视台湾社会动态及学术界的言行也“与时俱进”。
据一位吴姓教授说：“从参加《大学杂志》后，我的生活即受有关单位的注意。
甚至连写学术论文，只要涉及中国现代史的问题，必须事先送审，我不了解，以他
们（按：指“总警”）的学术素养，有什么资格审查我的著作。北洋军阀作风不论
如何的霸道，可是还容许北大教授有著作的自由。以当局锐意革新的意志，他们该
给予学者若干的尊重吧！”这位吴姓教授因发表的《西山会议与中国》一文，语涉
蒋介石，竟难逃“警总”拘押，幸赖沈刚伯、黄季陆、傅乐成等人力保，始判交付
感化3 年，以“保护管束”为由开释。因吴教授无法忍受台湾的政治气氛，终至远
走国外。
尹俊重用政战势力的后果，其结果不同可知。1975 年4 月5 日蒋介石病逝时，
执掌“京畿”卫戍安全重任的尹俊，竟未随侍在侧，深为当局不满，终于尴尬下台。
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警总”政治纷扰时代
尹俊下台后，接任者是郑为元。郑为元出身黄埔八期，历任驻意大利“使馆武
官”、师长、“陆战队司令”、“副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 1975 年4 月
8 日出任“警总”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任内，正逢70 年代中期，台湾整个
政治剧烈的变化、政治争攘不断，党内外的冲突，也日益升高。故郑为元上台后，
为防范事故的发生，将“警总”的权限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郑为元虽在国民党多方协助下，彻底整顿了“警总”，但他在3 年多的任期中，
所发生的事故都十分棘手，也饱受外界不少的抨击。尤其是“中场事件”发生后，
他与前“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两人，受到党内元老的责难，因此，不得不黯然去职。
郑为元这一任“总司令”做得十分辛苦，对内，他须受制于政战势力，尤其王
升做了“总政战部”主任后，政战系统气焰更形嚣张，而出身军统的“警总”老干
部，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退役，转入“警总”“文职部门”，与政战系统分庭抗礼，
因此，“警总”内部职权的纷争，耗费了郑为元不少的心血。
第七任“总司令”汪敬煦：“警总”多事之秋时代
汪敬照出身黄埔十四期，是何应钦的侄女婿，早年靠搞“情治”发迹，却没有
一般情治人员“强烈保守”的心态。由于他本人有文才，能力也比较强，故此一度
职权甚大。
汪敬煦担任过台湾“驻外武官”、“宪兵司令”、“情报局长”， 1978 年6
月，他一上台，就制定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组织规程”，以明定“警总”的权责
和“法定”地位。其次，他要求“警备研究委员会”将“警总”适用的“法律”，
提出完整的报告，以确定“警总”执法的“法定”职掌。
据悉：汪敬煦布建在各阶层的线民比郑为元任内要多出一倍，它的触须可延伸
至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影剧界，甚至连党外“主要人物”身边的朋友，都是
他亲自布的线。
可是他也是历任麻烦最多的“总司令”。因为，从他上任后，党内外的冲突，
就不断的发生。从“中山堂事件”、“余登发案”、“许信良事件”到“美丽岛事
件”都是在他任内发生。
汪敬煦做事勤快，搜集“情报”十分积极，他广泛布建，几乎无孔不入，令人
心惊。可惜的是，他能控制事件的发展。却无法阻止事件的发生。从林宅灭门血案、
陈文成命案至今悬而未破的过程看来，汪敬煦作为最高负责人，实在难辞其咎。
第八任“总司令”陈守山：合籍将领出掌“警总”时代1981 年11 月25 日，
由于陈文成命案等影响，蒋经国为改善“警总”的形象，特意拔擢台籍将领陈守山
出任“警备总司令”。所以，陈守山上台后，喊出“大家的警总”的口号，可是，
时间证明“大家的警总”，却成为“查禁的警总”，这是陈守山“力不从心”还是
有违诺言呢？
陈守山的女儿，嫁给台湾大富豪王永庆的儿子，因而与王家归姻亲，但陈守山
的儿子因倒闭而卷进债务丑闻。陈守山能有今天的地位，他心知肚明。
所以，他上任后，只能无为而治——“对上负责、对下服务”，造成“政战势
力”与“科员政治”再度崛起，而当局有意剥夺“警总”的权势，将原先“警总”
承办的业务，尽予分割给其他单位，使陈守山难以插手过问。
事实上，从陈守山上任后，“警总”成员多半是听命于“副司令”刘弋仑指令
行事；或一切以政战部主任马首是瞻。如1932 年3 月，陈守山上任不久频频与外
界的沟通之际，“警总”政六处却邀集部分右翼人士及线民，发动围剿陶百川的计
划，此事件经王宠钧披露后，舆论大哗；事后陈守山查办有关人员，并向陶百川道
歉了事。从这事件可看出，陈守山在“警总”内部的地位是相当的脆弱。
陈守山5 年的任期，可谓是“警总”挑战不断的时代。在他任内，“小案”不
断，如查禁杂志风波，取缔结社风波，拘捕党外人士等问题时常波折迭起，当局心
目中，虽能肯定他在军方的”地位”，却无法让他放手一搏，尤其在李亚苹事件处
置不当，又被美国“将军”后，他似乎从公开场合中消失了，有人说他善于“明哲保
身”，也有人说他在“韬光养晦”以待晋升，可是以陈守山所处地位而言，“有职
无权”，正是具体写照。
附录二
神秘的“军事情报局”据台湾有关资料披露，现制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是个新机构，它是1985 年7 月1 日成立——由原来的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及
“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而成。这两个机构合并时的“情报局”局长是汪希苓，
中将衔，而“国防部特情室”主任是张健人少将。合并后，第一任的“国防部军事
情报局”局长由汪希苓担任，张健人为副局长。不久，汪希苓因“江南案”受囚，
张健人则退休，继任局长是黄世忠中将。
“国防部情报局”乃是由“军统”系统演变面来，它的前身为“军统局”和
“保密局”，至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则是赖名汤当“参谋总长”时所成立。
据说，曾任“警备总司令”、“参军长”的汪敬熙是第一任“国防部特情室”主任。
“情报局”与“特情室”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内容完全相同，都是“敌后情报作战”，
分为两个机构的原因乃是以往情报特务“双轨制”的传统所致，俾使其内部竞争，
达到内部的制衡。但自两者合并之后，“军事情报局”的权力已开始集中于“参谋
总长”手上。
作战单位分为9 处
目前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所在地仍是芝山岩老“国防部情报局”的旧址，
其内部组织架构如下：
（一）作战单位：主管均为少将衔。
（1 ）一处：政策规划以及总体情报作战计划。
（2 ） 处：情报研整与指导：研整之情报资料分别发送及呈阅“总统”、
“总长”、各军种。
（3 ）三处：主管海外地区基地的发展、人事、作为、指导等。
（4 ）四处：“敌后”情报人员的发展与派遣。
（5 ）五处：主管“敌后武力”组织之发展。
（6 ）六处：主管心战策反及谋略。
（7 ）电子作战处：主管电波侦测、通讯截听、防制“匪波”、破解密码等。
“电子作战处”在台湾许多地方都设有军事情报专门电台。
（8 ）交通中心：主管与“敌后”及海外基地的联络事项，包括联络办法的制
定、通讯材料的送达、情报人员的进出等。
（9 ）情报研究室：主管专门作战计划之研究、情报资料之研整与汇编等。
（二）行政支援单位：主管亦均为少将衔。
①人事室。
②军法处。
③后勤处。
④主计室。
⑤军事情报学校：由原“情报局干部训练班”扩大而成，校址在阳明山碧湖农
场附近。
“军事情报局”的局长为中将衔，有两名副局长，分管政战及后勤支援。
除此之外，从1988 开始，各军种强化作战业务，所有情治系统（包括安全、
情报、治安警政）均纳入政战范围，因而各机构原来的“督察室”相继改隶，“军
事情报局”的督察室也改名为“政战部”，其人员由“国防部总政战部”统一调派，
亦为少将衔。
在“国军”的军种分科里，有所谓“步”、“炮”、“装甲”、“政战”……
等兵科，但“军事情报”却没有专科，而是纳入“通讯”兵科，因此，“军事
情报局”的人如果穿军服，佩戴的军科徽章均为“通讯”。专业的军事情报人员来
源则有下列几类：
①“情报局”时代的各期“干部训练班”，招考高中毕业生，受训期间为一年
半至两年半不等。
②“国防部特情室”时代的“基干班”。
③“情报局”时代以迄目前的“军事情报学校”，为大学毕业生所办的“文职
班”、“军官班”、“特别班”等。
④“情报学校”成立后所办的各种班次，基本干部受训两年，有专科毕业学历。
军事情报工作，由于接近权力核心，加以传统深远，各种班次种类杂多，这个
系统多年来一直有几个特色：
①内部斗争剧烈，历任局长几乎都是干到局长之后即仕途结束，主因即是被斗
垮台。
②军事情报工作由于机密度甚高，因而父子相承、夫妻相随等情况特别明显，
据称，“军事情报局”内的“父子档”、“夫妻档”、“兄弟档”为国民党一切机
构之冠。
③“军事情报局”在台湾的“权力等级”上排名极高，因而蒋介石和蒋经国对
这个机构都甚为重视，局长任命均由他们自行选择，除此之外，他们更是经常巡视
这个单位。
与美情报合作极多
六、七十年代初期，是“情报局”的黄金时代，当时仍是冷战时代，“敌我对
峙”严重，台湾军队突袭活动亦经常进行，这些活动并非正面的军事作战，而是试
探对方防务并藉机从事情报支援的情报作战的一部分，因此，这些突袭，差不多都
由情报局策划兼执行；除此之外，当时美国与中国关系尚未解冻，美国的“中情局”、
“国家情报局”等军事情报机构也都需要以台湾作为军事情报搜集的重心，因而情
报局与美国的情报合作极多，除了U —2 高空侦察机的合作之外，尚有广泛的情报
合作、人员代训、情报交换等。台湾当局也曾意欲在大陆发展所谓的“敌后武力”。
根据原则自行布建
不过，由于中国本身的稳定，以及后来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解冻，上述的许多工
作都逐渐有了改变。据透露， 80 年代以来，“军事情报局”的工作，主要的内容
已变为：
（1 ）由于两岸关系已趋向缓和，台湾军方已奉命不得挑起紧张，因而“军事
情报局”几乎已不再派遣自己的专业人员进入大陆，以免这种被称为“基本同志”
的自己人失风被捕，造成两岸关系重现紧张。
（2 ）由于“直遣”停止，对大陆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依赖电子作战，包括截
听、破密等。近年来，“军事情报局”大力强化“电子作战处”，可以经由卫星、
载波电话的截听等搜集到极广泛的军事情报。
（3 ）强化“海外基地”的建立。据了解，由“军事情报局”在差不多的国家
都有这样的据点，这些据点不透过外交途径建立，也不请求地主国同意，纯粹是
“军事情报局”根据“地下工作”的原则自行布建，因此，有时候失风，会被地主
国发现而遣返或驱逐，香港即是个例子，“情报局”时代，它的地下组织曾多次被
查获而驱逐。这些“海外基地，除了在当地搜集中共的军事情报资料外，另一重要
工作即是吸收大陆人士作为（情报细胞）。”（4 ）对大陆的情报工作，目前以吸
收大陆人为主，“海外基地”以及金马“情报局”工作站的人员，在吸收到了之后
（金马主要以吸收大陆渔民为主），一般都就近施以两个星期左右的训练，训练重
点不外军事情报的搜集方法以及未来联络的方式等。除了特别重要的情况外，双方
未来的联络都以通信为主。“军事情报局”在某些地点也找到了一些“敌后志士”，
设立了“情报电台”，但因电台发报极易被侦测，危险度太高，因此，这些电台设
置了之后，一般都只联络一次，用以证实可以联络得上，然后即停止发报，开始潜
伏，以备将来有特殊需要，他们才能拍发“预警情报”，发挥作用。
（5 ）据透露，自开放探亲后，常理上，“军事情报局”必然藉机大量派遣情
报人员进入，或者利用探亲人士来发展情报组织，其实则否。一位“军事情报局”
高级人士表示，一个未受过专业情报训练的人进入大陆工作，由于心理负担，行为
必然怪异，很容易被大陆的反情报人员识破，因此，情报局极少利用探亲人士从事
情报工作；同时，利用探亲人士从事情报工作，被捕获后，很容易造成政治后遗症
（例如大陆停止对台胞开放等）。但这并不表示近年来“军事情报局”从未直接派
人进去过，“情报局”直接派人大都是找一些绝对安全的人士（例如华侨等）。
（6 ）早年，“情报局”曾试图在大陆发展“敌后武力”，但几乎全无效果，
甚至没有意义，因此，此种“敌后武力”的工作已告停止。
根据一位娴熟情报工作的人士表示，“军事情报局”已吸收大陆人从事情报工
作，再由这些人发展组织。不过，他认为，大陆的社会形态与台湾不同，它们除了
少数大都市之外，人口流动慢，街坊相熟，反情报工作容易展开，台湾情报人员去
后很容易被识破，这也显示情报工作的不易。这位人士甚至指出，1988 年，一位
情报局退休的“督察室”副主任回大陆探亲，一到故乡，大陆即有来人出面接待，
并主动表示知道他过去的职务，尽管态度友善，并无刁难，这也显示出大陆反情报
单位对台湾情报部门的熟悉。
这位人士透露，“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乃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它与各军种的情
报署并无隶属关系，纯粹自行作业，也不受“国家安全局”管辖。由于它总计专职
可聘雇人员多达4000 人，而且电子设备良好，已有自足的情报收集能力；加以海
外基地多，活动亦相当活跃。自1989 年大陆政治风波之后，台“国防部军事情报
局”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往介入大陆“学运”及“民运”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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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破例出席中方招待会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是一幢带有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2 月14
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