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些什么，会不会犯法呀？麦淇姐，你说，主编会不会开除阿俊？”
“难说。”尽管我愿意表现出和于晓婕那样动容的表情，但我显然掩饰不了淡漠，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气急败坏了。而事实上，我又绝不是如此洒脱之人，最简单的例子，一个闻屿便可以将我的平静打碎。
“那怎么办？”
“既来之，则安之，还能怎么办？我早就劝过小贝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于晓婕涨红着脸，不再说话，也大约找到了贝明俊的稿子，专心地看起来。
我来到窗台边的饮水机处接水，窗外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阳光落在笔挺锃亮的城市现代化建筑和来来往往的车流间，泛出刺眼的光晕，让我有种恍恍惚惚的感觉，好久没有下雨了，我突然怀念起滴滴答答的雨声。
我坐回办公桌前，桌子上摆着好些读者来信，我随意地翻阅过去，里面有一封市展览馆的邀请函，打开了，上面竟然赫然写着“闻屿人体艺术摄影展”。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将悬浮不安的心压了下去，闻屿嘲笑的神情在我眼前晃了晃，他的高傲和张扬像寒风撕裂着我的柔情与暖意，我似乎没有勇气再见到他了。
我把请柬递给于晓婕说：“下星期三，有空你替我去一趟吧。”
“闻屿的摄影展？”于晓婕惊讶地说。
“是。对了，手术不受影响吧？”我问。
“今天就去医院了，应该没问题，不过我心里挺害怕，人家说很痛。”于晓婕掩饰不住焦虑。
“傻瓜，放心吧，有无痛手术的。”我安慰道。
“一点不痛？”
“听说是的。”
《红衣》第二章（12）
正说着，贝明俊晃悠着走进来，橡皮人似的没有筋骨地歪歪扭扭地把自己往椅子上一搁，嘴里不停地小声骂骂咧咧。
于晓婕着急地凑上去询问情况：“怎么样？快说说。”
“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贝明俊没好气地回道。
停了停，气氛缓和一些，我问：“主编怎么说？”
“没怎么说。”
“事情了了？”
“那王八蛋要十万，后来两万了了。”他囫囵地说，突然又清晰起来，“他妈的，过了这么久还来找老子麻烦。”
我莫名地有些笑意，像是看着一个不小心掉进河里成了“落汤鸡”的孩子，在岸边大骂那条弄湿他的河。“主编没开除你吧？”我半真半假地调侃。
“他敢！”贝明俊蓦地挺直腰板，“告诉你，那两万块钱也不用我自己出，主编替我扛下了，公家出钱。”
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不知所云地说：“那倒真让我刮目相看！”
“没事就好了，真让我虚惊一场。”于晓婕插进话来，“阿俊，那趁现在没事，早点陪我去医院，好不好？”
贝明俊顿了一下，大模大样地把腿搁到桌子上，翘起凳脚，一摇一晃地说：“不去，你自己去吧。”
“怎么啦？昨天不是说好的。”于晓婕显得意外又恼羞。
贝明俊挑衅而得意地瞥了我一眼，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
于晓婕已经声泪俱下：“好，我自己去，有本事你别跟来！”说完，跑了。
我也只得手忙脚乱地拽了包，匆匆忙忙扔下一句：“你太过分了，赶紧过去！”然后，出门去追于晓婕。
她在报社门口放慢了脚步，看起来几乎像是在原地踏步了，虽然没有回头看，但心思却显而易见。
我快步赶上去，安慰道：“等等吧，别着急。”
“嗯。”她轻声地答应着。
“晓婕，我看小贝其实对你挺不错的，你们该相互珍惜。”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对了，你以前怀疑小贝有外遇，有什么证据吗？这样的怀疑可是会伤他心的。”
“我听到他打电话给花店，订送红玫瑰，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他送的花！麦淇姐，你说，是不是不对劲？”于晓婕说着，又激动起来。
事情果真如此，原来一直以来贝明俊和于晓婕的“第三者”竟然是我！尴尬的感觉让我几乎不敢正视于晓婕，心情似乎坠入了无底的深渊，在茫然而幽暗中寻找出路，我的眼前看得见一丝微弱的亮光，我拼命奔向它，但是一切都是徒劳，光芒滞留在我仿佛垂手可及却永远无法达到的地方。
“也许，是花店出了问题，也许，是你听错了，这不足以说明问题。”我虚弱地规劝道，“你该对他有信心。”
“我知道……”于晓婕感激地点了点头，眼睛里的泪水还没有干，在光芒底下楚楚动人。
我们假借等出租车的名义在路边站了约有五六分钟，看着好几辆空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我和于晓婕心领神会地谁都没有伸手去拦，可还是没有等到贝明俊的身影。于是，我们俩先去了医院。
办完手续，送于晓婕进手术室的时候，她忽然抱着我哭了，“其实我真的很想要这个孩子！”她哽咽着对我说。
我的鼻腔里也猛地涌上酸楚来，静默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等待于晓婕能平安无事地出来。医院里的空气始终飘着一股浅灰色的冰凉的酒精味，让我的神经末梢在不断地回避中触及到了一块久未开垦的记忆土地。
那一晚，夜空里黑漆漆的，校园里的路灯也不知为何坏了一大半，除了余下的几盏在树丛里若隐若现和远处宿舍楼隐隐约约的灯光，视线里几乎连一个萤火虫也没有。常斌和我在学校最繁华的林阴道上踱步，我们各走各的，没有往日的相依相偎，只有凝结在时空里的夏日的寒气。
“麦淇，我得走了，你比我想象得更出色。”常斌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他总是夸奖我根本不存在的优势。
我一直在流泪，幸亏黑夜成为我的遮羞布。“是因为输给了我，耿耿于怀吧？”那时，我和他同时竞争免试研究生的机会，我得到了，却失去了爱情。
“不是，我是指你将来一定会是个真正的女强人，你宁愿要你自己得到的，而不要我给你的，相信我，你会成功的。”他善意地说着，“不过，我也会证明给你看，我不会比你弱。”常斌要和我较劲，他选择自费留学，又像个救世主那样要求我跟随他陪读，我没有答应。
“什么时候走？”我问。
“快了。”他轻捷地说。
“我们还会见面吗？”
“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洒脱地调侃。
我们最后一次相拥而别，望着他远去的毫不留恋的背影，压在心底的酸涩喷涌而出，我突然泣不成声。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常斌我怀孕的事情，走完了校园里最悠长的一段道路，终究还是没有开口。但我觉得，不说是对的，那时，我们都太年轻，一个孩子远不能牵住一份爱情。
去医院做手术的时候，我也百感交集地哭了一回，带着能拥有与心爱男人的爱情结晶的幸福，带着即将失去它的失落，带着一种生命体验的兴奋，带着对女性角色思考的悲凉，因而，对于晓婕的哭泣，我深有体会。
《红衣》第二章（13）
我又想起了常斌说的“女强人”这个词，我轻声地羞愧地笑了笑，一别好几年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我有时想，生命真像是一列由生开往死的列车，列车里望得见两边流动的风景，也时常有停靠的驿站，每个驿站会有上来的新朋，亦会有下车的旧友，旧友们挥挥手走了，也许我的生命列车永远也驶不到他们再次等候的那个驿站。
我正在混沌的思绪中感慨，发觉身旁有个晃晃悠悠、一瘸一拐的身影急匆匆擦过去，有几分像梅玲。我试着叫了她一声，对方停下了脚步，四下瞧了瞧，继续颠簸着向前去，看起来确实是梅玲，于是，我赶上去唤住了她。
梅玲看见我，有几分焦灼的尴尬，也不多言，只是说有点急事，先走一步了。
我猜想她有几分回避我的意思，而她对我来说，却始终是个尚未解开的谜面，引诱着我一步步探询下去。
我直接截了当地友善地询问她，是否有什么难为之处？
她矜持了一会儿，告诉我她儿子病了，医生说要住院，她少带了钱。
我连忙拦住她，说：“我这儿有三千块钱，够不够？”
她犹豫着，不敢答应。
我便把钱塞进她手里，劝慰道：“先给孩子看病要紧。”
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乌黑的大眼睛里流淌着二月河的薄冰溶解时清亮透明的声音。“谢谢，我会尽快还你的。”她淡淡地说。
梅玲拿着钱焦急地去给儿子办住院手续了，我坐回到刚才的座位上等候于晓婕。无所事事的时间变得特别漫长，两个小时，我像是拽着时间度过的，筋疲力尽。
贝明俊终于在于晓婕步履蹒跚地从手术室出来的前一分钟出现在医院里。
我推了推他，轻声说：“看见了吧，做女人容易吗？你要不来，回去我一定宰了你！还不快去扶她。”
贝明俊与我边走边说：“我是因为你才来的，记得昨天我说过什么吗？”
我觉得背脊骨发凉，狠狠地小声警告：“贝明俊，你别给我添乱！”
走到于晓婕跟前，她也加入进来：“你们在说什么？取笑我是不是？”
“哪里敢？你现在是英雄，为世界人民受苦受难。”贝明俊搀扶着她，嘴里依然调侃。
“什么意思？”于晓婕问。
“你舍了自己儿子来拯救地球，还不伟大？”
“那也是你的儿子！”
“啊呀，没想到，我也成了英雄了。”
“英雄有什么了不起，你不一直觉得自己是救世主吗？”
“言之有理，幸亏你提醒，不然我还忘了呢！”
他们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逗弄下去，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我顺势停了脚步，从他们中间退出，心情也陡然舒畅起来，仿佛一个大麻烦迎刃而解了。贝明俊怎么可能丢掉于晓婕来和我纠缠不清呢？我为自己多余的担心暗自好笑。
我到住院部找了两个来回，才在一间普通病房里看到了梅玲。她望见我，微笑着平平静静地迎出来，刚才的焦虑不安已经明显消退了，想必是儿子安稳地睡在了大医院的病床上，细嫩的手臂上打着点滴，白衣天使般的护士进进出出，这对她来说多少是一种可以信赖的依靠。
“孩子怎么样？”我悄声地问。
“医生说可能是脑膜炎。”她递给我病历卡，“说是流行性乙型脑膜炎，麦小姐，这病严重吗？”
“我也不是太懂的，脑膜炎看早了不是什么大病，医生怎么说？”我看见病历卡上孩子的姓名叫“闻小雨”，心里猛地被这三个字刺了一下。
“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几天。”
我在孩子的病床边坐下，忘情地凝视着他的小脸，虽然儿子看起来更像梅玲，但他有深棕黄的微微鬈曲的头发和稍稍翘起的性感嘴唇，那是闻屿的特征。
高烧使得孩子的脸蛋温热通红，我正忍不住想伸手抚摸，他却浑身抽搐起来，像一头受惊的雏仔颤抖个不停。梅玲惊恐地抱住儿子，哭唤着安抚，我也不知所措，立即找来了医生、护士，他们给孩子注射了一针镇静剂。
“高热和惊厥是乙型脑膜炎的典型病症，应该是中度到重度之间了。”医生对我们说。又问：“孩子呼吸怎么样？”
“还算正常。”护士小姐回答。
“必要时输氧。”医生吩咐着，走出病房。
等护士也走了，梅玲和我对坐在病床的两边，她缓慢而镇定地对我说：“我怕我的孩儿闯不过这一关了。”眼泪却默默地滑下来。
“你别担心，小雨会好的。”我说。
她听见我叫“小雨”的名字，突然抬起头来不解地望着我。
我明白她目光的疑惑，我说：“你刚才给我看孩子病历时，上面有他的名字。”歇了歇，我继续问：“孩子姓‘闻’？”
她揉捏着儿子的小手，没有接话。
“是闻屿的孩子，对吗？”我又小心翼翼地追问。
她用回避的目光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几下，但终究没有发出声音来。
我握着孩子的另一只手，怜爱地抚弄着，我说：“记得你曾经嘱咐过我，不要在闻屿面前提起你，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也明白你的复杂感受，你不说，我不强求。只是我们喜欢的是同一个男人，你告诉过我，他是个好人，我该珍惜他，可我对他说了，我爱他，但他不接受。”我说着，有点心酸。“你既然把他让给了我，你能再帮帮我吗？跟我说说他吧，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他，他太封闭自己了，我无从入手。”
《红衣》第二章（14）
也许我说得坦率而诚恳，将自己的脆弱暴露无遗，我们两个同命相连的女人之间，突然有了一条息息相关的筋脉。没有想到，这条脉络一旦疏通，梅玲脑海里储存的记忆却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
14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一条蜿蜒在青山绿水间的小路上，梅玲被夫家迎亲的队伍热热闹闹地簇拥着，回旋在山谷间的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路边奔腾的溪流一唱一和，为她演奏着浑然天成的婚礼进行曲。
三月的山里还飘着丝丝寒意，梅玲穿着一件农村女人结婚时才穿的隆重的大红缎子绣花锦袄，在刚刚吐出的绿色春意里，格外粘人视线。
那天，梅玲有点晕乎乎的，她哭泣着告别父母和一个念初中的弟弟，被热情而又陌生的人群拥挤着送上一辆装满嫁妆的大卡车，卡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风风光光地驶了一段，停在这条狭小的山路底下，跳下几个健壮的小伙子抬起嫁妆，大队的人马开始步行。梅玲记得和潘家伟谈恋爱的时候，不止一次走过这条路，但那个时候，除了听得见耳边闹哄哄的声响和跟着人们随波逐流之外，她几乎已经迷路了。
她尽力仰起脑袋，挺拔身子，踩着轻松的步点，显出一个新娘子该有的愉悦神态，可就在这一瞬间，眼前这片灰暗暗的身影里突然有张脸孔跳了出来，那么鲜亮，那么新奇，让梅玲的思绪猛然冲破了混沌，甚至忘却了这场婚礼。
那个人是谁？梅玲想不出来，而那神奇的影子也转瞬即逝，消失在四周乱糟糟的人群里。
那个人就是闻屿，他正在山路上采风，碰巧撞见了梅玲的婚礼。他第一眼望见新娘子的时候，心里有种酥酥的感觉，就像自己慢慢融化在空气里了，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他不明白自己到底怎么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幸亏手里的相机提醒了他，才有了闻屿家墙壁上那幅经典的新娘。
其实，那天闻屿远不止拍了梅玲这样一张照片，或者是因为梅玲的缘故，也或者是因为陌生的农村婚礼对他的吸引，他一直跟随迎亲队伍到了梅玲的婆家。那是一个半山腰的两层小楼，门口有一块百来米见方的泥水晒谷地，这样宽敞的住处对城市人来说真可谓望尘莫及。晒谷地的尽头种着一圈碗口粗的樱桃树，楼房的两边是延绵的桃林，粉白的樱桃花和粉红的桃花争艳斗丽，甚是惹眼，这场闹哄哄的婚礼便像是花丛嗡嗡嘤嘤的蜂蝶聚会，点缀着这个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
闻屿被这里难以置信的景色迷住了，被晒谷地上成排的帮忙洗菜的农妇们的笑声迷住了，被厨房里可以睡下整个人的大铁锅子迷住了，被由屋里到屋外、由水泥地到桃林里的上百桌粗犷的婚宴迷住了，更被这个羞涩而鲜艳的年轻新娘迷住了。
他不停地按动快门，而这个陌生的闯入者也被好客的村民们拉上了喜筵，新娘梅玲和新郎潘家伟挨桌敬酒的时候，梅玲和闻屿有了第一次对视。新娘脸上的任何一个器官都灵活得会说话，可她却默默无语。新郎粗壮健康、面红耳赤、言辞笨拙，不管来人是谁，只顾敬酒。他们三人匆匆喝过一杯，新郎牵着新娘离开的时候，闻屿心里那种酥酥感觉融化成的液体开始翻腾起来，他起身不辞而别。
两三个星期后一个暖洋洋的上午，闻屿背着相机和梅玲在田野边再一次“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