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亚洲乒联主席后藤甲二等日本左翼友好人士向我国发出邀请，他们认为，中国这样一个“乒乓王国”不派队参加，会让世乒赛黯然失色。
此时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国一片混乱，各项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全面滑坡。在外交方面，与中国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有近30个国家与我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国际地位下降，外交工作陷入困境。
毛泽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考察研究了苏联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视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并确立了同盟关系，外交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但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国关系逐步恶化。1969年3月，苏联武装侵占我国领土珍宝岛，以后又在新疆、黑龙江边境地区多次挑起事端，引起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中苏关系进入低谷。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公开谴责毛泽东，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变得十分黑暗，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新沙皇”！
与此同时，毛泽东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新中国一诞生，美国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出兵直接参加朝鲜战争，派兵进驻台湾。这些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但当今美国已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世界形势使它处于不利地位。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同时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欲拔不能。鉴于此，毛泽东感到“美国将来不会与中国找麻烦”。加之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在竞选时就曾经许诺，如果能当选为美国总统，“想同中国冷淡的关系上画上终止符”。
毛泽东立刻捕捉到了这一信息，指示将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尼克松上台后，更是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发出友好信息。中国方面适时地做出反应。1970年10月1日和12月8日，毛泽东两次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向他表明中国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态度。遗憾的是，斯诺对毛泽东的话还不敢信以为真，这个信息未能及时转达给尼克松。
因为中美两国正处于20余年的敌对关系，两国人员从来没有过正式往来，用什么办法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着。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举行，客观上提供了一个中国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但事情发展的结果却谁都不曾预料。中国队在这次锦标赛上不仅摘金夺银引起轰动。更引起世界关注的是在国际政治领域诞生了一个新奇名词“乒乓外交”。
鲁挺和运动员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中美建交的催化剂：
由于文化大革命，国家体委各运动队基本停止了训练。少数运动项目尽管保留着，也都被打上了政治商标。如：国家体操队集体在天安门前跳“忠”字舞，以表现体育界对领袖的忠诚。或者在首都体育馆伴随着革命歌曲，做一些花拳绣腿似的表演。乒乓球队也经常在首体做一些汇报表演，以娱广大工农兵群众。
当时我国与日本尚未恢复外交关系，在是否赴日参赛的问题上，中央高度重视，做出的决定甚至还有些悲壮。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列出去与不去的利害关系，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我队应去！”并提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和以往比赛不同的是政治性太强。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外交部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班子。由赵正洪任团长，空军在国家体委的“支左”干部符志行任副团长，专职政治思想工作。王晓云任副团长负责外交，鲁挺任副团长主管训练比赛。国家体委也成立了以宋中为首的秘书班子。周总理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准备会议。此事甚至惊动了“中央文革”的康生和江青。江青到国家体委观看球队训练，强调要通过这次比赛，展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作为主管训练比赛的副团长，鲁挺认为，不管情况有多么复杂，只有抓好训练、打好比赛，才能贯彻好毛主席、周总理的部署。因此在训练中做了充分准备，发动群众，尊重教练徐寅生的指导原则。特别是针对当时欧洲新出现的弧旋球，认真研究对策，进行排兵布阵。
到达日本名古屋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受到了各国友好人士的欢迎。训练，比赛一切按计划进行……
4月4日，鲁挺带着球队从练习馆登车到比赛馆参加比赛。车子正欲启动，突然冲上来一个外国运动员。该运动员一身当时国际刚开始流行的嬉皮士打扮，上身着带有USA字样的运动服，下身穿着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留着长长的披肩发，加之长着一副老外脸，模样怪怪的，与身着国旗红，简洁、干净的中方运动员形成明显反差。他的出现让双方都大吃一惊，通过翻译才知道他是美国3号选手科恩，因误车欲求搭车去比赛馆。对于这个突发情况，全车人一时都没了主意，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坐在司机座边上的副团长鲁挺身上。鲁挺认为，在国外打比赛运动员搭个顺风车，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便点头应允了。
开车后，坐在鲁挺身后的运动员庄则栋小声问，我可不可以送他一件小礼物？鲁挺认为这是运动员之间友谊的表现，尽管他们代表国家，更代表人民，便又点头应允了。于是庄则栋把一件杭州织锦赠送给了科恩。科恩很高兴，想回赠点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只好作罢。这个体现友谊的小小举动，立即被敏感的新闻记者捕捉到了。科恩下车时，记者立刻围上来，又是拍照，又是采访，科恩更是感到骄傲自豪。个性张扬又善于自我表现的美国人科恩不失时机地将庄则栋赠送的那幅织锦高高举起，任记者们拍照，并高兴地说，他觉得中国人非常友好，如果他们邀请我，我愿去中国看看，云云。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刊都登出了醒目的中美友好的标题和大幅照片。代表团同志看到报纸后一片哗然，有的领导认为鲁挺捅了篓子。日本友好人士后藤甲二为此还跟赵正洪等发了脾气，认为这么大的事不跟他打招呼，太不够朋友了。然而鲁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举动不必大惊小怪。但代表团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由鲁挺作了一次答记者问。又过了一天，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球场上找到鲁挺，提出赛后要访问中国，代表团立刻将这一动态传回国内。
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4月6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上，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已拟就了一个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总理批示。周写了“拟同意”三个字，但在旁边又加上了一句“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并请毛主席批示。
也就是在4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看来毛泽东也并未打算邀请美国队访华，他要吴旭君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文件退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晚上11点多，吴旭君和张玉凤陪毛泽东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毛泽东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要昏昏睡去。
突然他说话了，嘟嘟嚷嚷的，吴旭君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吴旭君给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不熟悉他口音的人是根本听不懂这些话的。吴旭君一下子愣住了。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中方意见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按毛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完全有可能办错。况且，主席平时曾明确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
吴旭君很为难。假如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来说我没说让这么办，那还了得？这岂不是“假传圣旨”？可又一想，主席这些天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新决定。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吴旭君犹豫了。她既无人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了，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
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吴旭君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证实毛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得想办法让主席再主动讲话。
吴旭君决定冒一次险。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主席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泽东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吴旭君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办？”
毛泽东平时一般都叫吴旭君“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小吴”。
吴旭君故意大声问：“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
于是，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吴旭君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您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您都吃过安眠药了，您说话算数吗？”
毛泽东向吴旭君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吴旭君可真着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
电话通了，她把毛泽东的决定告诉了王海容。王海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吴旭君肯定地说。
通完电话，吴旭君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
吴旭君把刚才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听完以后，毛点头表示：“好，就这样。”然后才上床躺下。
第二天毛泽东醒后刚一按电铃，吴旭君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卧室去，要和主席核对这件事。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您还记得吗？”吴旭君问。
“记得清清楚楚。”
“您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毛泽东慢悠悠地抽着烟，并不着急。
“您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吴旭君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苦笑着说：“唉！主席，您可真行。您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您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泽东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英明决策，通过乒乓球队打开中美之间交流的闸门，可以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国政府邀请美国队访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国际舆论惊诧地大加欢呼：这一举动向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步。
谈起这段经历，鲁老深情地说：“乒乓外交”纯属由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引发的，是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只不过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提供了一个机会。毛主席及时把握住时机，推动了中美改善关系的进程。对于这些，我们下面是不知情的，我们只是做了一个体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一些报刊在宣传这段历史时过分夸大某个运动员的作用，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当然个别人也因此被“四人帮”利用，在政治上发了迹，为此步入政坛。翌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庄则栋成了团长，而体委领导李梦华却成了副团长……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友谊重于比赛
在谈话中，鲁挺多次对我说：体育里面有政治，有辩证法。国运盛而体育强，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不可能有体育的全面发展。一个运动队仅有夺金实力是不够的，体育竞赛不仅是体能和智慧的较量，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传播友谊，展现民族精神。这一点他从周总理身上学到很多……
1961年1月，为参加缅甸联邦独立节和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的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一个庞大代表团赴缅。总团长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轻工业部长李烛尘，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张致祥，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廷锴，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云南省副省长刘明辉等高级军政官员。下辖八个代表团：军事代表团、文化艺术代表团、电影代表团、云南省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佛教代表团、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和体育代表团。
在代表团里不仅有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中将这样的高级将领，还不乏像佛教协会会长喜绕嘉措大师和副会长赵朴初居士等知名人士。鲁挺虽然是体育代表团长，但职位最低，军衔仅为上校。然而，他所率领的八一足球队却格外引人关注。
为了适应缅甸炎热的气候，八一足球队提前半个月到昆明做适应性训练。秦基伟将军等多次到驻地看球队训练，并和运动员一起用餐。这些老军人性格好斗，喜欢以成败论英雄，他们要求八一足球队这次出访一定要赢。球队队员们也摩拳擦掌，决心不辜负首长期望。按常规，与缅甸国家队的比赛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抗，八一队必胜无疑。但是赛前的一件事却改变了人们的初衷。
代表团到达仰光后，缅甸总统吴温貌第一次接见周总理及代表团团长，不谈别的，专谈足球。他当着全体团长的面对鲁挺说：“上次我们球队到你们国家比赛时输了，这次我们一定要赢你们。”在场的人都笑了，原以为只是句玩笑话，【。52dzs。】并没很在意。但周总理却将此事记在心上，回来后专门找到鲁挺商量：这场球不能赢！并第一次提出了“友谊重于比赛”的口号。比赛那天，首都仰光万人空巷，政府首脑全部都到了场，不仅体育场内人山人海，连四周的树上、房上都站满了观球的群众。鲁挺根据周总理的意图及时调整部署，让比赛打了个平手。缅方反映很好，缅甸各报均做了报道，盛赞这场比赛堪称是中缅友好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驻缅使馆的同志评价，这场比赛的结果与中国代表团的访问结果是一致的。
实践证明，由于双方的共同呵护，中缅关系经受了历史考验，中缅边界成为一条和平安宁的边界。陈毅元帅在《赠缅甸友人》一诗中，深情地抒发了这种情怀：我住江之头，君主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优美的诗句至今被两国人民广为传诵。
在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前的准备会议上，周总理给运动员们讲徐寅生的《怎样打乒乓球》，说这篇文章里充满了辩证法，毛主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还问女队员郑敏芝学过没有。他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党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处理好政治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