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 第674部分

　　　　自己的那些“扶危定倾”的大功勋，都还热乎乎的，公事上，也没有任何的纰漏，说翻脸就翻脸，说黜出弘德殿就黜出弘德殿，而且，他心知肚明，黜出弘德殿，仅仅是个警告，自己如果不改弦更张、降心屈志，更严厉的处分，陆续有来。

　　　　靠，这一切，不过就是因为老子养了一个女人！

　　　　君是君，臣是臣。

　　　　臣子荣辱生死，只在君上一念之间。

　　　　惊愤交集之下，关卓凡甚至起了造反的念头。

　　　　反复权衡之后，终于还是忍了下来。

　　　　第一，情势并未糟到必须造反的地步。

　　　　第二，彼时造反，并没有十足成功的把握。

　　　　第三，就算最终成功了，可是，国家元气未复，再罹大乱，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伤上加伤，何时才能复原？如是，不但之前一切兴作努力，皆付诸流水，周围群狼环伺，若因此再次趁虚而入，我的祖国，我的民族，何时才能够重新崛起？我的理想和抱负，何时才能够实现？

　　　　而且，“大乱”是必然的，“大乱”到什么程度，却无法控制，会有多少事情，最终失去控制，更无法预测！如果国家竟因而四分五裂，再也合不拢来，我……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则我穿越过来，所为何事？！

　　　　关卓凡终于选择了隐忍和屈服。

　　　　但是，当他伏在两宫皇太后面前，放声痛哭之时，刻骨的屈辱，已经叫他暗暗的下定了决心：这个君臣的格局，一定要改了过来！

　　　　我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中国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我的手里！

　　　　*（未完待续。）

第六十六章　时空交错，功过是非（）　
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一己的荣辱，安于臣位，依靠慈禧的信任和支持，未必就一定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关卓凡觉得，他冒不起这个险了。

　　　　特别是，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女人成长和变化的速度，愈来愈快，迟早有一天，自己将不再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她、控制她。

　　　　这是非常讽刺的，慈禧“成长和变化”的“速度”，虽然愈来愈快，但是，其“成长和变化”的”方向”，不是保守，而是开放，和关卓凡自己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可是，正因为如此，关卓凡才担心，自己那套玩意儿，在慈禧那儿，终有一天，会不够用了，这个独立意识强烈的女人，终究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独立的主张，进而自行其是。关卓凡如果不追随，就会和她产生冲突，甚至站到她的对立面去。而慈禧对政治对手，会采取何种手段，作为穿越者的他，是清清楚楚的。

　　　　究其竟，这个女人，天赋太高，太聪明了。

　　　　如果慈禧的“独立的主张”，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还好，关卓凡失去的，不过是主持中枢的地位和权力；可是，如果，她的“独立的主张”，分歧于历史的发展趋势呢？毕竟，她再怎么聪明、天赋再怎么高，对于历史的认识和预判，也不能和穿越者相提并论——她没有一百几十年成败得失的经验和事实打底儿呀！

　　　　再想一想慈禧的“成长和变化”，完完全全出于关卓凡刻意的影响和引导，就更觉得讽刺了。

　　　　除此之外，关卓凡也承认，“一己的荣辱”，嗯，我其实也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不能不向“最毒、最坏”的位置上走去。

　　　　至于原先设想的，通过“赎买”的手段，引导慈禧逐步放权，最终退出政治中枢，事实证明，也是一个幻想。

　　　　并不是说“赎买”没有用——事实上，“赎买”非常有用，几年下来，关卓凡“赎买”到了愈来愈多的信任和权力，可是，信任再怎么多，也还是一个君主对于臣子的信任；权力再怎么多，也还是一个臣子的权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慈禧会因此放弃君主的最高、最后的决定权。

　　　　即是说，慈禧没有任何“退出政治中枢”的意思。

　　　　慈禧给他的，只是“办事权”，不是“话事权”。

　　　　而我要“赎买”的，不仅仅是“办事权”，还有“话事权”，乃至最终的“话事权”。

　　　　形势很清楚，如欲“赎买”发生足够的效力，单靠“引导”是不够的，必须加之以足够的外力，等到形势比人强了，你不接受这笔交易，亦不可得了。

　　　　即是说，必须“强买强卖”。

　　　　不过，无论如何，这依旧是一笔大致公平的交易——如果显失公平，那就不成其为“交易”了。

　　　　“交易”若达不成，“名正言顺”四个字就没有了，就算取得了所谓的“话事权”，居于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也是八面来风，摇摇晃晃，大部分的心思和精力，都得放在如何不掉了下去？如何坐稳了屁股下的位子？

　　　　如是，上上下下，又能拿出多少的心思和精力，一致对外，改革开放，发展兴作？

　　　　关卓凡必须正视和尊重以下的事实：

　　　　第一，此时的清朝皇室，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拥有相当的威望。

　　　　第二，国家初臻太平，两宫皇太后，确实厥功甚伟。

　　　　厥功甚伟，唉，关卓凡苦笑了。

　　　　关于慈禧的功过——

　　　　在本时空，迄今为止，慈禧的表现，于国于民，于公于私，都是无懈可击的：

　　　　简贤任能，虚己纳谏，信用汉员，支持洋务，小心翼翼的控制着自己对于奢华享受的欲望。

　　　　由于关卓凡的介入，本时空的中国，国势之蒸蒸日上，远过于原时空的同一时期。但是，不论关卓凡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一时期，政治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两宫皇太后手里，考虑到慈安和慈禧见识、能力上的差异，慈禧其实是整个帝国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最终“话事人”，她对关卓凡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

　　　　关卓凡以为，她的作用和功绩，值得一个颐和园。

　　　　本时空，如果中国最终按照关卓凡的设想，重新崛起于万国，扬威于世界，则慈禧的功绩，不盖棺，亦定论，史书之上，她一定是比拟甚至超越汉之吕雉、宋之宣仁的英明女主，史笔如铁，仅仅为了这个，关卓凡也得善待慈禧。

　　　　更何况，不论两人曾经有过什么龃龉和风波，她，毕竟是他的女人。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胎传遗毒”这种幌子，在目前的中国人的科学认知水平的大环境下，暂时性的拿来做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是，随着民智渐开，科学昌明，这个罪名，一定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与其叫后世史家来翻案，不如自己见好就收。

　　　　关卓凡可不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那种人，他还是非常爱惜羽毛，看重自己身后名声滴。

　　　　所以，他要从那个“最毒、最坏”的位置上，后退一步，庶几，对自己交代的过去，对伊人交代的过去，对历史，也交代的过去。

　　　　以上是本时空，原时空呢？

　　　　我是说，原时空，慈禧的功过是非呢？

　　　　唉，这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而且，也必定是要引起争议的。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应该确认：在慈禧“归政”，将权力正式移交给德宗之时——当然，也不是百分百的交权——她的声望和权威，达到了自辛酉年“垂帘听政”以来的顶峰，朝野中外，都目慈禧皇太后为“贤后”，为“英主”。

　　　　彼时的慈禧，在国人的眼里，浑身上下，闪闪发光。

　　　　这块“贤后”、“英主”的招牌，里面没有任何水分，实在是由慈禧多年来治国理政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打造而成的。

　　　　平定洪杨，将清朝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就不说了，说说之后发生的事儿吧。

　　　　之后，是“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不是虚美，不是“回光返照”，是实实在在的“中兴”，人口，财政，军事，外交，中央的权威，政治的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的活跃和发展，以及遍地开花的新兴事物——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百分百符合“中兴”的标准。

　　　　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定性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直接毁灭王朝，或者，王朝虽然暂时逃过灭顶割喉之灾，但再也不能振作，一路断崖式下跌，名存而实亡。

　　　　秦、汉、唐、元、明……一一数去，概莫能外。

　　　　清朝是唯一的例外。

　　　　这，说明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提及洋务运动，都会给其定一个“失败”的性，不错，洋务运动最后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它不是没有成功过，而且，这个成功，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是“全面”的，这个成功，集中反应在收复新疆和对法战争两场战争的胜利上。

　　　　原时空收复新疆，面对的局面，远比本时空恶劣：阿古柏已经获得了英国的全面军援；同时，沙俄不但已经占领伊犁，兵锋更直逼乌鲁木齐。就是说，较之本时空，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更加稳固，实力更加强大——这也罢了，关键是，要收复新疆，就要冒和沙俄直接开片的巨大风险。

　　　　彼时，放弃新疆，已经是朝廷的主流意见，甚至可说是一边倒的——绝不仅仅是李鸿章的“海防派”的一家之言。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文祥，坚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并且做了勒紧裤腰带、长期战争的准备。

　　　　平叛的过程中，西征大军虽然客地作战，但在军事上，对于获得了“英援”的阿古柏叛军，却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差距之大，仿佛二鸦之时，英法军队对阵中国军队。

　　　　这支军队的表现，获得了列强的高度评价——其中评价最高的，竟认为左宗棠军队的战力，并不在欧洲军队之下；更令沙俄深为忌惮——沙俄就在旁边儿盯着，西征大军的战力何如，老毛子大约比中国中央政府，还要更加清楚一些。

　　　　这是沙俄放弃伊犁的真正原因。伊犁的收复，时人和后人皆归美于曾纪泽，但是，关卓凡认为，真正的功臣，其实是虎视一旁的西征大军。

　　　　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近代化军队，但已无限接近这一标准，而且，就士气和纪律而言，大约还在不少近代化军队之上。这是乾隆之后，中国步兵战力的最高峰。这样一支军队，如果放在甲午的朝鲜战场上，关卓凡以为，无论如何，不可能挡不住刚刚完成了近代化的日本军队。

　　　　西征大军不是石头缝里崩出来的，也不仅仅依赖左宗棠个人的天才、意志和努力，它是彼时中国整体国力的产物，是彼时的中国人的精气神儿的集中体现——不错，中国确实有过一段自信心初步恢复、精神面貌掉头向上的时期。

　　　　这个时期，涵括了即将到来的中法战争。

　　　　*（未完待续。）

第六十七章　成败利钝，非所逆睹（）　
关于中法战争，学术界长期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拿到了”，“中国丢掉了越南”，甚至，“丧权辱国”，云云。

　　　　厚诬前人，胡说八道。

　　　　战争的胜败，最关键的评判标准是：对战双方，谁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法国的战略目标，一共三个，按重要性排序如下：第一，从越南进入中国，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第二，向中国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实现“战争红利”；第三，巩固对越南的统治，迫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

　　　　“巩固对越南的统治，迫使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之所以放在最后，并非这一点不重要，而是彼时——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法国已经基本占领了越南全境，中国只在越北近中越边境地区，保有少量军事存在，越南政府已经彻底沦为法国的傀儡，中国已经不能对越南政府施加任何直接的影响力了。

　　　　就是说，中法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已经事实上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因此，中国对法作战的战略目标，其实只有一个：保证西南边陲的安全，打消法国人进一步的觊觎之心；同时，不受勒索。

　　　　彼时中国君臣，虽然嘴上还嚷嚷着，“越南世修职贡”，“朝廷轸念藩服”，要秉持“以大字小之意”，“保护该国”，其实，谁都清楚——包括调门最高的清流：第一，越南已经落到法国人肚子里去了，逼他吐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力量；第二，也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彼时，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咱们的“藩服”，和人家的“殖民地”，根本是两码事。咱们在“藩服”那儿，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可言，以目下之国情、国力和国际形势，不可以再像之前那样，对“藩服”不计回报的投入了。

　　　　“藩服”不是“殖民地”，更不是“领土”，“藩服”对中国，只有“屏藩”——国防的作用，即所谓“战略缓冲区”。拿越南来说，其最大的作用，不过是保证西南边陲的安全，如果西南边陲无恙，越南，就随他去吧，反正，那也是一群白眼儿狼，“昧于趋向，首鼠两端”，养不熟的。

　　　　所以，中国打这场仗，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越南，“丢掉了越南”神马的，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战争结束，法国不能越越南而北向一步；战争赔款，更是一两银子也没落着；甚至，中国虽然默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但是，《中法新约》中，没有任何明确的中国放弃对越南宗主权的字眼。

　　　　那么，这场战争，谁输、谁赢？

　　　　在军事上，关于中法战争，我们记住的，更多的是马尾海战的全军覆没，但是，马尾海战仅仅是中法战争诸多战役的其中之一，而且，即便拿这场战役来说，法国也没有达成攻取福州的战役目标。

　　　　就中法战争整体而言，中国实实在在，既不输阵，也不输人。

　　　　这场战争，法国投入兵力近两万人，中国大约在三至四万人之间，力量对比，并不如何悬殊。

　　　　还有，战争虽然远离法国本土，但中国并没有明显的“地利”。一来，法国在越南经营已久，并非事事都要求诸国内；二来，中国国土广大，战场在西南边陲，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军需补给、后勤保障，其实非常艰苦。

　　　　中国的参战部队，有的表现出色，有的表现糟糕，但除了战争早期的越北战事，整体上来说，不同的参战部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打输了，再打！

　　　　就算一败再败，也要一战再战！

　　　　一鸦、二鸦的一触即溃，已恍若烟云。

　　　　战争结束的时候，两个战场的情况如下：台湾战场，法国一再受挫，困在基隆一隅，动弹不得；越北战场，中国攻，法国守，中国步步进逼，法国步步后退。

　　　　谁输？谁赢？

　　　　当然，如果像愤青们喷的那样，镇南关、谅山大捷之后，乘胜追击，甚至“收复河内”，那也是不可能的。

　　　　战线一拉长，中国的兵力，必然不敷使用，补给也必然跟不上；更重要的是，越南是法国在远东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失去越南，是法国的不能承受之重，“收复河内”，必然引起法国的全力反击。

　　　　事实上，茹费理内阁一倒台，法国议会就通过了给远东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的决议，而驻远东法军一八八四年全年的军费报帐，合计亦不过五千四百万法郎。即是说，法国已经做好了扩大战争乃至长期战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