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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心虚？自因理亏！
如此一来，醇王方面，便可以借此大做文章了。
“请太后放心，”关卓凡说道，“吴可读这个人，性子虽然倔，大约可称‘憨直’，但是，脑筋并不死板，理路也很清楚，这种人，是能够同他讲道理的，道理讲通了，自然就‘服善’了。”
“哦？”
“譬如，”关卓凡说道，“当初英、法、俄、荷四国公使觐见，言路上颇有人以为，‘殿陛之下，自古无不跪之臣’，如果四国公使不肯行跪叩礼，大行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就不可以接见四国公使。吴可读却认为，各国使节觐见，不必强令行跪拜礼，‘宜随各国礼俗以示宽大’，争论些些末节小事，徒然害损国家邦谊大计，殊为不智。”
慈安又“哦？”了一声，露出了意外的表情：“这么说，这个吴可读，真正是个脑子清楚的！——不过，他上的这个折子，我倒是不大记得。”
“回太后，”关卓凡说道，“吴可读没有就此事上折，彼时，他还只是吏部的一个郎中，并没有专折建言之权，这些话，是他平日议论的时候说的，传了出来，在士林之中，颇激起了些波澜。”
吴可读就此事上折是有的，不过，那是在原时空，不是在本时空。这个“原时空”、“本时空”神马的，就没有法子同姐姐您说清楚啦。
在原时空，吴可读做的“颇激起了些波澜”的事情，不止于上折赞同泰西使臣觐见不行跪拜礼，他做的真正的“颇激起了些波澜”的一件事，如果给慈安知道了，一定会被吓到，甚至，真的可能动摇立荣安公主为新帝的决心。
事实上，当吴可读的名字出现在反对者的名单中时，关卓凡是高度紧张的，而他对醇王本人，却只能说是“重视”——虽然重视，却从容不迫，谈不上“紧张”，更加谈不上什么“高度紧张”。
那么，原时空，吴可读做过的什么事情，会真正吓到母后皇太后？何以一介书生，两袖清风，会叫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轩亲王，如临大敌？
吴可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尸谏。
先写好“遗疏”，然后上吊自杀。
不是玩儿虚的。吴可读找了一间没有人的破庙来干这个事儿。破庙的屋梁太过朽烂，支撑不住他单薄的身体，没死成；于是又服毒，这一次，终于求仁得仁了。
朝野震动。
那是光绪五年的事情。
如果以吴可读的性子，真的和“立女帝”较上了劲儿，提前十一年来这么一出，“立女帝”这件大事，就算最后成功了，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非常难看的一个污点。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因此，一定要摆平吴可读。
这个“摆平”，不能走为小皇帝开“洋务”、“兵事”功课时对待孙东谋，以及铁路大辩论时对待徐应祥的路子，就是说，不能单靠打压、恐吓。吴可读这个人，既然能够豁出命来，自然就不是你居高临下张牙舞爪大声嚷嚷几句便吓唬得了的，弄不好，你打压的愈重，他反弹的愈厉害，真的给你来个“尸谏”呢。
对症下药，见招拆招，首先得搞清楚，吴可读尸谏何事？又何以会选择如此决绝的一条路走呢？
在原时空，关卓凡曾找过吴可读的“遗疏”来看，但细细看了之后，却不禁愕然。
当时，他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吴可读之死，呃，不晓得该算是什么分量呢？
遗疏很长，但最重要的只有两句。
一句是，“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
这一句，是陈述五年前德宗继位时的事实，即德宗既继统，也承嗣——德宗本人，承文宗的嗣；德宗的儿子，则承穆宗的嗣，同时，兼祧本生父德宗。
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兼顾了宗法和人情，拿吴可读“遗疏”里的话，就是“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同时，德宗自己的儿子，还是自己的儿子，不至于像他本人那样，不能认醇王这个“本生父”做爹。
另一句，则是整篇遗疏的核心，亦即吴可读的“谏求”——“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
就是说，德宗驾崩之后，大位要传给过继给穆宗的那个儿子。
看到这里的时候，关卓凡愣住了：这不是……废话么？
当然，也不能百分百说是废话，德宗继位的时候，上谕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可是，这是不言而喻的呀！
这顶多算一个小小的漏洞，想补上它很简单，吴可读只要上一个折子，要求两宫皇太后另行降旨，做“补充说明”，两宫皇太后一定准奏。因为，这符合“立法原意”，也符合两宫皇太后的利益。两宫皇太后是穆宗的皇额娘，穆宗的儿子，继德宗的位，她们当然是乐意的——不如此才不乐意呢。
另外，这么做，也不损害德宗的利益，因为这个儿子，因为兼祧的关系，也是他自己的儿子。
本来皆大欢喜的一个事情，怎么搞到要“尸谏”，白白赔上自己的性命？
这不是，有点儿……莫名其妙吗？
至于有人说吴可读“尸谏”，是要“谏”慈禧“撤帘”，那根本就是扯淡了，吴可读的遗折里，没有一丁半点儿这个意思。
再细论吴可读生平，关卓凡发现，吴可读“尸谏”，其实另有原因，而这个原因，和这个“谏”字，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未完待续。）
第二三四章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关卓凡认为，吴可读死志早萌——早在“尸谏”的五到六年之前；“尸谏”，不过是他为自己寻找的一个最合适的弃世的藉口。
“五到六年之前”——也即同治十二年到十三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叫吴可读觉得生无可恋了呢？
本书不止一次，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彼时，驻甘肃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畏敌如虎，苛民亦如虎，横征暴敛之外，更杀良冒功，屠戮无辜民众两百余人，终为主持西征的左宗棠所劾，被逮入京。
成禄的罪，是不折不扣的死罪，可是，他的后台是醇王，穆宗亦有意庇护，最终不过拟了一个“斩监候”——这个“候”字，基本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死缓”，有了这个“候”字，死罪也就不是死罪了，命是一定保得住了。
将来，寻个什么合适的机会“起复”，也不算稀奇。
身为甘肃人的吴可读，激动义愤，上折痛陈“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大呼，“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这封奏折，彻底激怒了穆宗，认为吴可读不仅欺他年轻，更暗指他是桀纣之君，于是，亲政之初的穆宗，大张天威，竟然不但不杀成禄，反要杀吴可读了。
这是穆宗做过的最荒唐的一件事情，是真正的桀纣的作为，单凭这一件事，关卓凡就认为，本时空请他早些“大行”，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最负责任的做法。
穆宗震怒之下，两宫皇太后苦苦相劝，充耳不闻；慑于天威，三法司上下震栗，一片诺诺，唯有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不肯阿上枉法，吴可读才终于捡了一条性命，贬官回乡，这些，就不再赘述了。
要强调的是，事实上，吴可读并无心欺穆宗年轻，更没有任何指斥穆宗为桀纣之君的意思，相反，他一心以为，今上是圣明天子，不过是一时为佞幸所蒙蔽，才放过了成禄，只要看了自己的奏折，自然幡然醒悟。
他的奏折的激烈的用语，一是因为性子“憨直”，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不过，再愤怒，也是针对成禄免死这件事情，而非针对穆宗本人；另一个，也是文人惯用的“故作惊人语”，以此来增加行文的气势、力量——他自己笔下痛快，至于受众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多少，抱歉，不在考量之列。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您是这样的“圣明天子”啊！
打个不甚恰当的比喻，犹如男女热恋，女子对男子一片痴情，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包括抛却性命。然而，一夕之间，突然发现，男子其实根本不爱自己，不仅一直对自己虚与委蛇，更在暗中和小三合谋，要致自己于死地。
比喻未必十分恰当，但贬官回乡的吴可读，和发现了真相的女子，两者经历的打击和“幻灭感”，却一定是相差仿佛的。
关卓凡以为，吴可读的死志，就在这个时候，萌发出来了。
不过，吴可读很清楚，他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死，更不可以拿成禄的事情来“尸谏”，因为，这样做，是真正的“致君于桀纣”了——史笔如铁，今上会在青史上留下抹不去的一个污点。
这，绝不是他“致君于尧舜”的本意。
还有，这么做，一定会激起穆宗更大的愤怒，吴可读的身后，一定不可收拾，所有荣衔，都被剥夺，一贬到底，自不必说，除此之外，子女家人，也会受到重大的牵连。
而那个成禄，还是杀不了，穆宗的牛脾气上来，无罪释放也说不定。
如此一来，被打脸的，就不仅仅是吴可读这个小小御史了，正在主持西征的左宗棠，也会受到某种形式的牵连——成禄是被左宗棠弹劾落马的。
乱子如果闹大了，自己的身后，就一定有“不知轻重、沽名钓誉”的讥评，未必尽是“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之类的赞誉了。
吴可读必须等待时机。
光绪五年，穆宗和嘉顺皇后奉安惠陵，百官送葬，“随扈行礼官员”众多，其中就有吴可读。就是这一趟，从惠陵回来的半路上，吴可读“尸谏”了。
吴可读选择此行、此时、此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明显的“殉葬”的意味；他的遗折，主旨在主张以穆宗的嗣子接德宗的大位，并无一字批评穆宗之语，则左看右看，都是一心一意，为“先帝”打算，在“先帝”曾经要杀他的背景下，吴可读此举，愈发显得拳拳忠爱，赤心不改，真正是“可昭日月”了。
吴可读所谓“尸谏”，虽然动天下、惊鬼神，但是，没有任何人被打脸，反而替上位者补上了一个小小的漏洞，因此，他的身后，相当不坏。
两宫皇太后下旨，“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复起”之后，吴可读仅仅是一个六品主事，一直到“尸谏”的时候，也没有动过窝。
同时，准许为吴可读建立专祠。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上谕中明确指出，“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
这就是说，吴可读的“谏求”，获得了“上头”的首肯，并在煌煌懿旨中确定了下来。
至此，吴可读之死，虽然有点儿“莫名其妙”，结果却是“皆大欢喜”，这个情形，真不晓得叫人说什么好了。
关卓凡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吴可读此人，虽然性子倔，不怕死，但是，并不会真的和“上头”对着干，他是那种典型的“吃软不吃硬”的角色，“道理”说通了，再给他些脸面，甚至捧他一捧，这种人，是可以收服的。
还有，吴可读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其行为，也是一向独立的。这一次，他貌似站在醇王一边，但究其竟，除了有小部分理念彼此契合外，主要还是却于刘宝第的情面，吴可读并不是醇王的人——当然不是，原时空，主持对他的审判的，正是醇王，他差点死在醇王的手里呢。
唉，可惜的很，原时空的这个事儿，没法子跟您说呀。
总之，关卓凡认为，吴可读此人，现在虽然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但是，如果应对得法，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反作用力”呢。
好吧，咱们“王大臣会议”上见。
*（未完待续。）
第二三五章 你是爱新觉罗家最好的朋友（）
举国上下、中外瞩目的“王大臣会议”，终于要召开了。
是日，军机“叫起”之后，一众亲贵重臣，假座内阁大堂，准备与会。
之所以说“假座”，是因为，偌大一个紫禁城，找不到一间正经的“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型会议室，所有轩敞的殿廷，都是君臣奏对的格局——一大堆臣子，总不能在乾清宫明殿的“正大光明”牌匾下开会吧！
上一次，亲贵重臣“议立嗣皇帝”，“假座”的是军机处。事实上，军机处的地方并不大，平日里，在军机处内会议的，除了军机大臣自己，若有外人，不过再多出二、三人而已，其面积、设施，都不适合召开大型会议。
不过，彼时，大伙儿刚从太极殿“辟踊”出来，附近是找不到比军机处更适合的会议场地了；时已近晚，也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寻找、准备更合适的“大型会议室”了。
结果，“议立嗣皇帝”一会，真正开的“气闷无比”——不是形饰之辞，不仅仅指会议的凝重氛围。
彼时，天时虽热，但为保密关防，门窗不能不紧闭；屋内逼仄，与会人数众多，空气混浊，若不是恭王福晋“闯宫”打岔，大伙儿连风带雨的透了口大气，开到后来，有人因为缺氧出点儿什么状况，都不稀奇。
“王大臣会议”的与会人数，又远远多过了“议立嗣皇帝”一会，军机处是无论如何塞不下了。这种国家最高层级的会议，又不能像“铁路大辩论”那样，搬到宫外面去。找来找去，最后决定，“假座”内阁大堂。
“内阁大堂”，听起来颇为气魄，其实不过一个一进的小院子，僻处紫禁城东南一隅，第一次到内阁大堂的人，很难想象的到，这个小小的院子，居然就是有明一朝以及本朝前期的国家政治中枢。
不过，再怎么说，内阁大堂也比军机处轩敞的多，勉强可以塞的下“王大臣会议”的与会者。另外，因为内阁大堂是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保密、关防都很方便，院门一关，即便窗户打开，通风透气，亦无泄密之虞。
如此一来，与会者就舒服多了。
内阁大堂的东、西厢房各三间，东厢房为汉票签房，由北至南的三间，依次为中书缮写真签处、侍读拟写草签处、收贮本章档案处；西厢房则为蒙古堂。这些地方，都提前打了招呼，是日上午，不必入直。
参加“王大臣会议”的，除了大行皇帝龙驭上宾那天，参与“议立嗣皇帝”的近支亲贵、远支亲王、军机大臣之外，在京的大学士和各部正堂、左都御史等一品大员，亦“奉旨”与会。
这其中，包括了“署理外务部尚书”钱鼎铭。
载治、载漪，这两位已被排除在嗣皇帝候选人之外的“近支亲贵”，亦在其列。“嗣皇帝”虽然已经没有你们的份儿了，但是，做“人肉布景板”的权利和义务，两位贝勒爷还是有滴。
除此之外，就是奉“特旨”与会的宝廷和吴可读了。
今天与会的亲贵重臣，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同吴可读谋面。因为“吴大嫖”名声在外，大伙儿都在想，不晓得吴柳堂是一个如何风流倜傥的人物？见了面，才发现这是一个干瘪瘦小的老头子，彼此招呼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