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事儿，譬如宣帝和赵充国，未必要费这么大劲儿、花这么多钱，不过，无论如何，不会有什么太实质性的区别。
第二次征伐大宛的成功，即有赖于汉的雄厚国力，又和当时政府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分不开。
组织、动员这个事儿，可不是谁都能做得好的，有钱不会花、花不好的事儿太多了，譬如隋炀帝征高丽。应该说，彼时的中国，国力是可以支持这场边疆战争的，但是，在“组织、动员”上面，杨广同学却掉了链子，弄来弄去，最终，把自己的脑袋给弄掉了。
平心而论，炀帝办成的大事不少，勉强也配得上“雄才大略”四字，他犹如此下场，那些真正的逗比就不必说了。
譬如前明的英宗，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逗比。土木堡之变，三十万精锐大军，根本就是自己把自己给饿垮了，蒙古人不过是最后推了一把而已。英宗和他那个没卵子的小伙伴，根本就不晓得，什么叫做“后勤”，什么叫做“组织、动员”？这样的一个逗比，居然在后世的某部电视剧中，变成了一个英明神武的情种——你妹！
这些史实，左宗棠自是熟知的——当然，不包括那部电视剧。左季高从少年时起，就对“边事”，有莫大的兴趣，对西北的政治军事，涉猎尤广、钻研尤深，以致林则徐认为，“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左君谁属。”——林则徐说这句话的时候，左宗棠还不过是一个从未出过仕的举人。
因此，左宗棠对关卓凡“进军新疆，粮秣不乏，子药不匮，转运不绝，实为胜负之第一要务”的见解，是高度认同的，慎重考虑之后，他接受了关卓凡的意见，自己留在肃州，全盘统筹粮运军需，各军入疆后的作战指挥，委托给了“总理各营营务”的展东禄，并郑重声明，展东禄“相机办理”，他“不为遥制”。
不过，进军新疆的整体作战计划，是在入疆前的军事会议上就定下来了的，一共两条原则：一，先北后南，即先定北疆，再克南疆；二，先迟后速，缓行速战。
先北后南，是因为：
第一，从甘肃入疆，北疆的路，比南疆的路，要好走许多。
第二，朝廷在北疆，还有几个据点，西征大军入疆之后，可以有所接应。
第三，北疆的敌人，比南疆的弱，更易打一个“开门红”出来。这入疆第一战，对双方都是很紧要的，我军的士气不必说了，南疆的阿古柏，刚刚削平异己，国内人心未定，北疆拿下来了，他那个“哲德沙尔汗国”，自然更加人心浮动，这个时候，由北而南地打下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至于“先迟后速，缓行速战”，所谓“迟”，所谓“缓”，都是指，作战部队和辎重粮路之间，决不可两相隔绝，粮秣子药没有跟上来，作战部队宁肯停下来等候补给，即，宁肯“迟”，宁肯“缓”，也不可冒进。不然，失去后继的补给，就算一时得势，接下来，在新疆那种地理环境中，也几乎意味着陷入了绝境。
这个“迟”，这个“缓”，亦指作战之前，须对敌情和战场环境进行详尽的调查，做出周密的部署，谋定而后动。
一切准备妥当，正式实施作战的时候，就要“速”了，即火力全开，予敌军雷霆猛击，务求一战全歼，不要打成添油战，也不要打成击溃战——原因呢，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因为后勤补给的缘故，在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中，长距离追击，将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总之，这个“先迟后速，缓行速战”，强调战前准备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后勤保障的重要性。
让我们来看看，关卓凡和左宗棠两个，是如何如文祥所说，“军粮转运，万里不匮。遍读史书，历朝历代，用兵西域，军粮供给，无一时绝，无一日乏，如是次进军新疆者，前所未见！”
要做到“军粮转运，万里不匮”、“无一时绝，无一日乏”，说一千，道一万，摆在第一位的，是一个“钱”字。
不同于现代军队的军费开支、后勤保障，这个时代的中国，作为方面统帅，最主要的工作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两个字去掉——是自己替自己筹集、争取军费，有时候，这个工作，甚至比指挥作战还要重要。
洪杨乱起，几仗下来，国库就见了底儿了，从那个时候起，支撑中国军队大小规模军事行动的，就变成了“协饷”，即不经过中央，各省直接向某支军队解付钱粮。
协饷数量的多少，原则上和省份的贫富程度挂钩，但具体的数目，朝廷一般只在省份和军队之间做协调的工作，少做硬性的规定——事实上，你就算做了硬性的规定，人家两手一摊，说俺就是没有钱，朝廷也没有法子。
对于朝廷来说，能保证各省的“京饷”按时、如数到位，就很好了——皇家的开支、百官的俸禄，全靠这笔“京饷”呢。
既然在“上头”那里，“协饷”比不得“京饷”，军队的统帅就不能指望朝廷了，就得自己出面，同各省督抚套交情、拉关系，第一，保证已经商定的“协饷”，按时、如数到位；第二，游说对方，提高本省“协饷”的额度。
“协饷”制度，为敉平洪杨之乱及之后的历次军事行动，提供了基本的财政支持，但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却是极其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的“老板”，由中央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原因非常简单，给我发工资的，是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
地方由此坐大，军队由此离心。
“协饷”制度是中央财政匮乏的“便宜之举”，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不能继续饮鸩止渴了。
不然，谈何中央集权？谈何……“大事”？
关卓凡下定决心，从收复新疆开始，把这个格局彻底地扭转过来。
取消“协饷”，暂时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这笔钱，地方不掏，就得朝廷来掏，在对现有的财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之前，叫朝廷来掏这笔钱，不论是阎敬铭的户部，还是郭嵩焘的顾委会，都还是很吃力的。
财税改革，那是伤筋动骨的事情，目下，尚未到条件成熟的时候。
关卓凡能做到的，是切断军队统帅和“协饷”的直接的联系。
这一刀，就从左宗棠西征始。
前文有过交代，西征的军费，是关卓凡安排、胡雪岩经办的“借洋债”。
经过一番折冲，出借这笔款子的银团，领衔的银行，由英国人的汇丰银行，换成了关卓凡做幕后老板的花旗银行。不过，领衔的银行虽然换了，但担保条件并没有变：依然是由中国各地的海关做担保人，向银团开具“印票”，然后，各省的“协饷”解给海关，由海关代为还款。
这样的安排，好处多多。
第一，银团不必担心收不到还款，海关的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各地海关的税务司也大多由洋人担任，海关的“印票”，银行是信得过的。
第二，各省的“协饷”解给海关，而非直接解给西征大军，左宗棠呢，是从银行拿钱，而非从各省督抚那儿拿钱，“协饷”虽然还是“协饷”，却不和左宗棠发生直接的关系。
如此一来，军队统帅和“协饷”的联系，便被切断了。
这一刀砍了下来，别人不说，左宗棠本人，可是以手加额！
左宗棠一向自称“生平以用饷为忧，争饷为耻”——这个话，半真半假，“以用饷为忧”是真的，以“争饷为耻”，就不见的了，若真的以“争饷为耻”，就不会“英雄欺人”，为了广东的饷源，将儿女亲家郭嵩焘，从粤抚的位子上挤走了。
不过，那是“争饷”，更多的时候，是“求饷”，不但要向督抚求，还得向藩司求，俺这个陕甘总督、三等侯，论爵衔，早已是超品了，却还要向从二品的的藩司赔笑脸，那是什么味道？
求到了还好说，问题是那帮子鸟人，一个个“深藏若虚”，常常是求来求去，啥也没求着，白腆了俺这张老脸了！
现在，好，好，痛快，痛快！
当然，关卓凡这么做，朝廷的责任——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责任——就重了，原先军队统帅和督抚们扯的皮，就该他自己去扯了，不然，协饷不能按时、如数解给海关，洋税务司们可就有意见了。
不过，关卓凡不打算扯什么皮，他的对策很简单，将“协饷”调升到和“京饷”一个地位，不能按时、如数解交的，该降级的降级，该撤职的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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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一百字大章奉上）
*（未完待续。）
第一四七章 钱，钱，钱！（）
钱是有了，不过，虽然说，这笔钱是从银行直接过付给左宗棠，不必再经北京的户部或顾委会的手，但借款人不是左宗棠本人，而是朝廷，因此，如何过付，第一笔是多少，第二笔是多少，都要经过朝廷的首肯，这里边儿，还是大有讲究的。
在确定军费数目这件事情上，朝廷大员对军队统帅，抱有一以贯之的严重的不信任，总觉得你在“报花头”，不论军队统帅报一个什么数目出来，都要打你一个折头，拦腰一刀、砍下一半，也是很常见的。
这是缺乏数目字管理能力的无奈之举，朝廷无法确定军队统帅提出的预算的合理性，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好尽量讨价还价。
大多数情况下，朝廷并没有冤枉军队统帅，向军费预算中“注水”，是很普遍的情形，但这种商人议价般的制定预算的方式，会将双方逼进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军队统帅既知道朝廷一定会打自己的折头，便向预算中“注”更多的“水”，以求拦腰一刀之后，所余尚敷所需；朝廷呢，既怀疑你“注”了更多的“水”，便砍价砍得更狠了。
在这种情形下，本该最严肃、最认真的军费预算，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嘴巴官司和数字游戏，对此，军队统帅的“心法”是：不管数目多少，先把第一笔钱拿到手再说，仗既开打，难道还能半途而废？想把仗打下去，后续的粮饷，就得照我开出的数目，不然，就上折子，请朝廷“另简贤能”。
这套要挟的手段，或多或少，都会不同程度地奏效，可是，也真有“半途而废”的时候——那是朝廷真拿不出钱来了；更多的时候，是朝廷左支右绌，拆东墙补西墙，前线的军队，则吃了上顿等下顿，有钱就开打，没钱就窝着，拖拖拉拉，本来一年能够打下来的仗，拖拉到三年、五年。
关卓凡下定决心，这种恶劣的“故事”，也要从这次西征开始，彻底地扭转过来。
对于左宗棠开出的一年五百二十万两白银的预算，关卓凡不但没有打一两银子的折头，还说，应该留出一定的“冗余度”——这是一个新词儿，意思说，你要十两银子，我给你十二两，真用不完，你再还给我。
顿了一顿，补充了一句：第一年，我给季翁六百二十万两银子。
左季高的眼睛瞪圆了，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我这是上辈子积了多大的德啊？竟然遇到了如此体贴的上司？
留意，左宗棠一年五百二十万两银子的预算，并不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年三百五十万的预算——那是平定甘肃回乱的预算，新疆的距离更加遥远，各方面的条件更加艰苦，所费自然就更多。
关卓凡此举，并非为收买人心，也不认为多出来的那一百万两银子会打水漂，相反，他认为，这才是最经济的预算之道。
作为穿越者，根据历史资料，关卓凡知道，左宗棠一年五百二十万两白银的预算，并不过分，没“注”多少的“水”；另外，新疆地理，遥远殊异，未知之数太多，这个预算，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只着重距离长短的计算，对“未知之数”的考虑，其实并不如何充分，因此，留出百分之二十的“冗余度”，是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泥于旧例，遵照制定军费预算的“潜规则”，也跟左宗棠讨价还价，就算把预算砍了下来——譬如，从五百二十万两，砍下来个五十万两、一百万两，砍到四百七十万两，甚至四百二十万两，又如何？
本来，新疆的叛乱，今年年内就能平定，结果因为粮饷不继，仗打到了明年、后年，就算一年四百二十万两，两年、三年，不是要八百四十万两、一千二百六十万两？较之六百二十万两，孰多？孰少？
最、最、最重要的是，明年还有明年的事儿——明年，我要和法国人大打出手，可不能北一摊，南一摊，两线作战啊！
就不考虑明年同法国人开片，新疆的战事，也必须在今年年内奏凯！这是因为，我需要一场“金瓯无缺”的辉煌胜利为自己“加持”——今年下半年，很可能会有巨大的政治风波掀起，多一场胜利，多一个筹码。
所以，无论如何，今年事，今年毕！
钱到位了，剩下的就是怎么花的问题了。
“花钱”——后勤保障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环，就是军粮的采买和运输。
用兵西域，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一部分军粮——比例愈高愈好，在当地采买，这样，可以大幅度的减少运输的费用。
这就是本书中提到过的赵充国的法子。前汉宣帝时候，羌人做乱，朝中主流意见，以辛武贤为代表，是仿卫、霍故事，“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遂行扫荡，唯赵充国反对。
赵充国的策略是：
一，彼时金城、湟中谷贱，一斛不过八钱，他建议朝廷在当地大肆收购，既可用最低的成本充实己方的军粮——如果从关内转运，所费会十数乃至数十倍之多；同时，这一招又绝了羌人的粮路，“羌人不敢动矣”。
二，屯田，步步为营，一点点向羌人蚕食。
第二个法子“屯田”，左宗棠一到陕西，尚未进甘，就开始着手实施了。但陕西在回乱中被祸甚惨，大乱之后，恢复元气为第一要务，屯田的收成，首先要用在本地的军食和民食上，暂无余力接济新疆前线；甘肃呢，被祸之惨，不输陕西，且去年才刚刚靖定，屯田神马的，缓不济急。
至于新疆，绝大部分地盘，眼下都不在自己的手上，至少得等到打下乌鲁木齐，进而攻取喀喇沙尔，将北疆最膏腴的那部分拿到手了，才谈得上“因粮于当地”。
所以，赵充国的法子，暂时是行不通的，还是得老老实实从外地采买，然后一斤一斤、一里一里运到前线。
关卓凡和左宗棠一起，规划了两条采买、转运军粮的路线。
第一条，东起归化、包头，西至射台、大巴一带的蒙地，粮食产量较为充足，在此采买，经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运至巴里坤，各种费用均摊计算，每百斤脚价七两五千有奇。
第二条，在宁夏采买，经定远营、察罕庙、巴尚图素庙，与第一条路线中的归化、包头来的运输队会和于巴里坤，每百斤脚价需银八两有奇。
计算下来，只靠这两条路线，军粮还有相当缺口，左宗棠在地图上比来比去，比出了第三条路线来：
在凉州采买，经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安西至哈密、古城。
可是，这条路线，全长七千余里，细细计算下来，每百斤竟然要脚价十五两有奇，较之前两条路线，足足要多花一倍的钱，左宗棠不由大费踌躇。
正在彷徨无计，关卓凡的建议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