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待续。)
第一一八章 黄雀行动和榫卯计划()
朝内北小街,轩亲王府。
关卓凡面前的书桌上,摆着军调处送来的一封密件,密件的右上角,盖了一个小小的红色印章,标志着这封密件的密级——一个标准的等边三角形,里面是一个希腊字母“Ⅲ”。
轩军的情报密级,共分六等,由低至高,分别是蓝一、蓝二、蓝三、红一、红二、红三。蓝一至蓝三,标志为蓝色等边三角形,内置对应的希腊字母;红一至红三,标志为红色等边三角形,内置对应的希腊字母。
“红三”,这是轩军情报体系密级最高的标志。
当然,红一至红三的标志,酷肖原时空某地对某种艺术作品的某种成分的分级标志,至于轩亲王为什么会选用这种可能令本书读者产生误会的标志作为轩军情报密级的标志,呃,狮子也不晓得。
来看看密件的内容。
乍看上去,属于“每一个字都认得,但摆在一起就不晓得什么意思”那种,但对照过密码本,再按照特殊的规律“翻译”之后,就变成了以下的内容:
“黄雀行动、第三阶段、B计划。顺利。黄雀入笼。青雀、白雀、紫雀各安其位。开始投食。”
“投食”两个字,叫关卓凡右眼皮轻轻的跳了一下。
他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密件,火焰窜上来之后,将其扔进了一只浅口的青瓷盆中,密件在火光中扭曲、翻转,很快化为灰烬。
看着袅袅的青烟,关卓凡无声的叹了口气。
箭已离弦,再也不能回头了。
“黄雀行动”,是军调处成立以来,实施的最重大、最秘密、最复杂的行动,关卓凡亲自领导,陈亦诚主持实施。“黄雀行动”倾军调处全处之力,但行动的终极目的,只有关卓凡和陈亦诚两个人知晓,连马丁内兹都不甚了了。
“黄雀行动”由多个环节组成,分成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准备了两到三套方案,军调处内部,以“A计划”、“B计划”、“C计划”谓之。现在,正进行到第三阶段,实施的是“B计划”——经过对“A计划”实施效果的评估,陈亦诚和马丁内兹都认为,“A计划”不可控因素过多,增加行动成功的难度,甚至可能导致关键信息的外泄,报关卓凡批准,改行“B计划”。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黄雀行动”正式定名成案之前,这个行动便已开始实施了,特别是对几个关键角色——青雀、白雀、紫雀的选择、确定。只是,那个时候,还不叫“黄雀行动”罢了。
“青雀”的人选,是一早就准备好了的,但需要合适的时机,把他变成“青雀”。一年前,宫内一次小小的“意外事故”后,这个时机出现了。
“白雀”由关卓凡亲自选定,之前,甚至没有经过军调处的“背景调查”。不过,军调处的“补充调查”,以及之后“白雀”的表现,都证明王爷目光如炬,如果叫军调处自己去找,只怕都找不到这么合适的人选。
王爷素来洞鉴万里,小陈和小马,除了打心眼里佩服之外,倒也没想别的什么。他们不晓得,“白雀”的确定,对于穿越者关卓凡来说,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有足够的历史资料表明,某某某是“白雀”的不二之选,轩王爷这边儿要做的,只是因势利导罢了。
真正不好办的,是“紫雀”的人选。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另一项秘密行动“榫卯计划”。
“榫卯计划”和“黄雀行动”有密切的关联,但并不从属于黄雀行动,并且,远在“黄雀行动”定名成案之前,便已开始实施了。
“榫卯计划”的目的,是向紫禁城的侍卫和护军,渗入轩军自己的势力。
护军还好办,难的是侍卫。
紫禁城的侍卫,由“领侍卫内大臣”管领。这个位子,以前,肃顺是坐过的,恭王也是坐过的,后来,恭王御前咆哮失礼,一跤跌倒,复出之后,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的差使恢复了,但“议政王”的头衔不复,同时丢掉的,还有“领侍卫内大臣”。
接恭王“领侍卫内大臣”的缺的,是醇王。
后来,又加了一个伯彦讷谟诂。
关卓凡入玉牒,贝子、贝勒、郡王、亲王,一路青云直上,领班军机、独掌国柄,终于到了小皇帝口中“专固国朝、胁迫内外”的地步。但有点奇怪的是,他的头衔中,和紫禁城相关的,或者更准确的说,和内廷相关的,却只有一个“御前大臣”。
由始至终,两宫皇太后没有表露过叫他兼署“领侍卫内大臣”的意思。
留意到这个情况的人不多,就算注意到了,也不以为意:轩亲王身上的差使太多、太重了,现在连入直弘德殿的辰光都拿不出来,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去照应宫中的宿卫?
但关卓凡自个儿,却不能“不以为意”。
“御前大臣”也是非常重要的头衔,带上这顶帽子,就意味着成为了“上头”最亲信的重臣、近臣。外臣入觐,要由御前大臣“带班”;御前大臣自己觐见,却不必“递牌子”,直接请见可也。
另外,御前大臣也能够代表“上头”,管理“乾清宫侍卫”和“御前侍卫”等“内廷侍卫”。
紫禁城的侍卫中,“乾清宫侍卫”和“御前侍卫”这两种“内廷侍卫”,地位是最高的。从乾清宫开始,就算进入内廷,宿卫内廷,是最受信任的亲贵子弟才能充任的差使。其中,“御前侍卫”,顾名思义,在御前“行走”,和“上头”的距离最近,较之“乾清宫侍卫”,又更进一步了。
不过,乾清门以南,属于外朝,外朝的宿卫,就不归御前大臣管了,统领紫禁城宿卫全局的,还是“领侍卫内大臣”。
“领侍卫内大臣”并不止一人,满员的时候,上三旗每旗二人,一共六人——当然,满员的时候很少,即便满员,起核心作用的,也只有一到两人,譬如文宗时候的肃顺。
现在的格局也差不多:几个领侍卫内大臣中,真正掌握实权的,只有醇王一人。
关卓凡确实没有时间,去一手一脚的布置、安排、管理紫禁城的宿卫,不过,有时候,叫某人兼署“领侍卫内大臣”,并不一定要他负责什么具体的工作,更多的是“上头”对其信用的一种表示——领侍卫内大臣负责皇宫的保安,只有最亲信的大臣,才可能被赋予这个重任。
祺祥政变后,恭王兼领“领侍卫内大臣”,就属于这个性质。
如今,两宫皇太后对关卓凡的“信用”,本应该在当年的恭王之上,却没有兼领“领侍卫内大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也许,什么问题也不说明,仅仅是两宫皇太后没有想到兼领“领侍卫内大臣”的特殊含义,觉得关卓凡忙不过来。
慈安念不及此,并不奇怪,可是以慈禧的细心和精明——
也许,当年,两宫皇太后根本不想恭王兼领这个差使,不过迫于形势,不得不作此安排罢了。
垂帘听政之初,恭王势力,笼盖朝野,实在是凌驾两宫皇太后之上的,朝廷上下,进退黜陟,秉承的全都是恭王的意思。
派恭王兼领“领侍卫内大臣”,不是什么真正的“信用”,而是不得不行的虚与委蛇。
恭王跌倒,两宫皇太后不再需要与恭王虚与委蛇了,他的“领侍卫内大臣”,便和“议政王”一起拿掉了。
两宫皇太后没有叫关卓凡兼领“领侍卫内大臣”,难道——
若说这姐俩儿对关卓凡的“信用”,达不到叫他兼领“领侍卫内大臣”的程度,甚至还不如醇王,似乎并无是理,那么,只剩下以下一种解释了:
再“信”,再“用”,哪怕已经有了肌肤之亲,在她们眼里,关卓凡也还是一个臣子。既为臣子,就有适度“抑制”的必要,外朝,已经“托付”给了关卓凡;内廷,不能够还叫他掌握,不然,真正叫“胁迫内外”了。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关卓凡台面上的权力,不及于宫中宿卫,可是,他又有插手宫中宿卫的需要——既为“交通消息”,更为“有事之时,缓急可恃”。
那么,就只好暗地里渗透了。
这个“渗透”,如果仅仅限于“交通消息”,难不到哪里去,愿意巴结轩亲王的侍卫多了去了,可要做到“有事之时,缓急可恃”,就难了——这意味着,必须在侍卫中找到真正肯拿命出来卖的人。
国初的时候,紫禁城侍卫,全部出自上三旗,后来,范围慢慢扩展到下五旗,不过,全部都由满蒙亲贵子弟充任,普通的旗人,几乎是没有的。康熙朝,侍卫中开始出现中、下层的旗人,汉军旗也加入了进来。雍正朝以后,由武举一途,再替汉人开了个小小的口子。不过,如前文所述,汉人侍卫的数量极少,从没有能在侍卫系统内做到高位的,整体来说,无足轻重。
这些措施,基本保证到了大内侍卫对保卫对象的忠诚度,也为关卓凡对侍卫系统的渗透,大大增加了难度。
不过,既开了口子,再小,也是有机可乘的,军调处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
这个目的是如何达到的,容后再表。
至于“黄雀”,嗯,没错,就是小皇帝。
*(未完待续。)
第一一九章 平均分()
小皇帝,小皇帝。
以小皇帝为“黄雀”的念头,关卓凡很早就有,但是,“黄雀行动”之类的计划,只是他对待小皇帝的诸多选项之一,且排位并不靠前。这一选项的排位逐步前移,最终成为第一和唯一选项并付诸实施,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
刚开始的时候,关卓凡对待小皇帝的基本方针,是“观察、了解、影响、控制”。
他要看一看,这个小皇帝,和历史资料中的那个早崩的穆宗皇帝,是否能够对的上号,有没有改变的可能?
当然,是按照关卓凡的想法、符合关卓凡的利益的改变。
为此,他毛遂自荐,入直弘德殿,做了小皇帝“洋务、兵事”功课的师傅。
不过,入直弘德殿,更直接和更重要的目的,还不是“观察、了解、影响、控制”小皇帝,而是以下两个:
其一,为自己上多一道保险。
清朝对于储君和皇子的教育的重视,大约是中国历朝历代之冠,因此,在清朝的政治中,帝师的地位,超然而崇高,某种意义上,帝师的资历,算是一种“丹书铁劵”、“免死金牌”,这一点,到了清朝的中后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祺祥政变时,顾命八大臣中的杜翰,是肃顺集团的谋主,打压两宫和恭王的谋划,大多出于其手,慈禧和恭王,衔之次骨。本来,除了肃顺,他们第二个欲杀之而后快的,就是杜翰。可是,因为杜翰的父亲是文宗的师傅杜受田,不但不好杀他,还不好给予过重的处分,法司“议革职戍新疆”,但“诏原之,褫职,免其发遣”。
就是说,从拘留所出来就直接回家了,一天正经的牢也没坐过。
杜翰本人并非帝师,不过是帝师的儿子,就占了偌大的便宜,恭王和慈禧,宁肯去杀载垣和端华这两个铁帽子王,也不来动他。
如果本人就是帝师,待遇就更好一些了。
翁同龢是光绪新政的核心人物,康、梁等人的大后台。戊戌变法,新旧矛盾激化,维新派欲铤而走险,不利于慈禧,袁世凯出首,慈禧发动政变,恢复训政,幽禁德宗,杀六君子,但翁师傅的处分,不过是“革职,永不叙用”,而且,在其逝世五年后的宣统元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宦海沉浮,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关卓凡做的,改革也好,权争也罢,都会遭遇力道极为猛烈的反抗,有时候甚至是千夫所指,实在是极需要替自己多上一道保险的。
杜翰、翁同龢和政治对手的矛盾,都接近你死我活的程度,落马后,却都因为帝师这个因素而得保首领,帝师,就是关卓凡替自己上的一道保险。
此其一。
其二,以增加小皇帝“兵事、洋务”功课为契机,打压守旧势力,加速推进新政。
“兵事”不是重点,重点是洋务,如果连皇帝都学“洋务”,今后,还有谁不能学、不该学“洋务”的?
这是最好的“标杆”,如果这一关能过去,之后,“新政”就可以大踏步地向前进了。
守旧派的反对如期而至,办个“同文馆”,还要吵得沸反盈天,皇帝学“洋务”,真正是如丧考妣了!
然而,关卓凡布置得宜,抢先一步,封住了守旧派领袖倭仁的嘴,蛇无头不行,守旧派乱了章法,待钟王宣旨,劈头盖脸,将第一个上折反对的詹事府右庶子孙东谋一顿“锥心之诛”后,守旧派气焰大减,不得不消停了下来,关卓凡无惊无险地闯过了新旧之争的第一关。
其三,才轮到“观察、了解、影响、控制”小皇帝。
首先是“观察、了解”:看一看,这个小皇帝,和历史上的穆宗,是否真的是一码事?如是,有没有改变他的可能性?值不值得做出相关的努力?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话,就要确定:自己有“影响、控制”他的可能性吗?
“原时空那个早崩的穆宗皇帝”,是个什么样子的皇帝呢?
先来看看穆宗的前任、后任们。
有人说过,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平均水准,以清朝为最高。这是一个注定会引起争议的说法,但是,若仅以封建社会的维度而言,关卓凡是认同这个说法的。
乾隆之前,国势强盛,对于皇帝水准的争议较小,不去说他了;乾隆以后,国势陵替,内忧外患,但皇帝的水准,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
中国的大门,是在宣宗手上失守的。这倒不算是他真正的责任——以彼时之时代差距,换了哪个做皇帝,也必定是守不住的。宣宗真正的历史责任在于:战败之后,面对时代大潮,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思和改变,白白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宝贵时光。
不过,“若以封建社会维度而言”,在道德水准这一项上,做人也好,做皇帝也罢,宣宗却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侍母至孝——还不是生母;自奉至检——到了变态的地步;尊师重道——甚至为此一脚踢死了自己的皇长子。
如果排一个“中国皇帝道德榜”,历朝历代数百位皇帝中,宣宗一定名列前茅。
还有,宣宗虽然保守,但绝不是一个昏庸糊涂、无所作为的皇帝,不然,也不会有禁烟之举了——在当时的情形下,禁烟,其实是帝国一次重大的自我更新和救赎的努力,如果面对的不是英国这个和当时的中国几乎不算一个位面上的对手,未必就不会成功。
晚清的皇帝,文宗大约是被诟病最多的一个了。这位被关卓凡戴上了一顶又一顶绿帽子的皇帝,脾性较之他的老爸,刚刚好倒转了了过来:喜好声色,热爱享受。可是,平心而论,文宗在这上面花的钱,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他坚决支持肃顺的紧缩开支、裁汰冗员的政策,以致八旗上下、朝野内外怨声载道,也为肃顺种下了日后的杀身之祸。可是,不如此,哪里均得出军费来平定洪杨的大乱?
平定洪杨,在慈禧和恭王手上收功,但是,底子却是文宗和肃顺打下来的,不论是裁减八旗钱粮,还是重用曾国藩等汉员,慈禧、恭王都延续了被他们杀掉的肃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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