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 第426部分

　　　　留美幼童的一切费用，朝廷是全包的。特旨从海关税收中，拨出一笔一百二十万两白银的巨款，用于“留美幼童”。每批留美幼童三十人，四批总计一百二十人，则平均下来，朝廷在每一位小留学生身上，花费白银一万两。

　　　　同时，清廷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设“驻洋肄业局”，派驻专员，管理、照应小留学生们。

　　　　“留美幼童”事实上的投入，并不止一百二十万两白银。光绪三年，即1877年，驻洋肄业局以美国近年物价腾贵，原款不敷所需，请求添拨。

　　　　李鸿章立即上奏，力陈美国“税增物贵，束脩、膏火、房租、衣食各费倍于从前，”支持添拨经费。

　　　　奏折中，李鸿章说了这么一段话：“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据报，头、二批学生，一、二年间，已有可进大书院之童，既应专心研究，以裨实用，断无惜费中止之理！”

　　　　然而，四年之后，“此举”便“中止”了，何故？

　　　　确不为“惜费”，而是另有重大缘故。

　　　　后世的史评，一般都认为，“留美幼童”的半途夭折，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所致，但关卓凡认为，事实刚刚好相反，要对此事负最大责任的，不是“旧派”，而是“新派”。

　　　　究其竟，是留美幼童的管理者——“驻洋肄业局”内部，对“办学方针”，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分歧，彼此势同水火，无法协调，以致“留美幼童”整体上有偏离既定轨道、脱幅而去的危险。

　　　　于是，清廷只好自断手足，偌大心力、花费，统统付之流水，空留一声叹息。

　　　　关卓凡认为，此事的第一责任人，正是首倡“留美幼童”、并一直为之尽心竭力的容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容闳自己一手毁掉了自己呕心沥血的事业。

　　　　“驻洋肄业局”内部，分歧众多，但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有相当数量的留美幼童，加入了洋教——基督教或天主教；二是，留美幼童普遍只重“西学”，十分轻视、甚至荒废了“中学”。

　　　　容闳不仅支持小留学生们信教和“轻中”，事实上，他本人就是留美幼童这些行为的幕后推手之一。

　　　　*（未完待续。）

第八十六章　势同水火（）　
容闳的思想和作为，若窥端倪于他的人生履历，以下几点很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从七岁入读英国人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一直到二十六岁于耶鲁大学毕业，容闳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西学”，和“中学”基本不沾边儿。对“中学”，容闳既没有什么深入的理解，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

　　　　第二，容闳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第三，二十四岁那年，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容闳，加入了美籍。

　　　　关卓凡并不怀疑容闳对于祖国的忠诚和感情，不然也不会委以重任，倚为臂膀。但同时，他也承认，容闳这种身份和经历，使其很难对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抱有真正的尊重。不然，容闳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候，先去投靠的，是太平天国，而非朝廷。

　　　　当然，容闳的这个特点，对于关卓凡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倒并不算是什么坏事。

　　　　可是，若容闳因此而支持“留美幼童”信奉洋教和轻废“中学”，却是不能接受的——原时空的朝廷，不论“保守派”还是“洋务派”，包括“留美幼童”最大的支柱李鸿章在内，都不能接受。

　　　　关卓凡更加不能接受。

　　　　关节点在“留美幼童”的年龄上——这是一把地道的双刃剑。

　　　　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读下来，较之成人后再“放洋”之半路出家，所学自然更加扎实、透彻，思路也更加灵活、开通，更少牵绊，用之于“新政”、“洋务”——中国的近现代化建设，自然更加之得心应手。

　　　　在当时中国民智未开、保守势力强大的背景下，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人，对“留美幼童”的苦心设计，是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的。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留美幼童”年纪太小，心智尚远未成熟，极易受外界的影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如何保证他们的族群、国家认同不动摇、不转移？如何保证成人肄业之后，回到中国的，不是一群“黄皮白心”？

　　　　必须承认，对于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彼时美国的教育和生活，吸引力十倍于自己的祖国。更加有趣的学问，更加人性的教学，更加平等的人际关系，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气，没有一个正常的孩子，能够抵御住这些无所不在的诱惑。

　　　　你不能把他们装到套子里——事实上也不可能办得到，因为你是在人家的学校里上学、读书。何况，“增长见闻”——观察、了解、认识留学目的地，从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中汲取养分，本来就是设计“留美幼童”的初衷之一。

　　　　为此，刚开始的时候，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而是分散到美国当地几十户不同的人家中。

　　　　这种做法，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纪的标准，也是顶“时尚”、顶“先进”的。要知道“留美幼童”可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事儿呀。

　　　　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装到套子里，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线了：

　　　　一，不入洋教。

　　　　二，“西学”、“中学”并重。在美国学校教育之外，从国内派出教员，常驻美国，对小留学生进行相当力度的“中学”教育，以此保证“留美幼童”不忘根本。

　　　　朝廷定规：“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作为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过来的人，关卓凡本人，对这些“中学”课程，并不感冒。可是，他承认，在当时的环境下，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保证小留学生们心系祖国，不改族群和国家的认同。

　　　　当然，在本时空，事儿落到他的手上了，具体课程设置，自然要略作调整，譬如，那个《圣谕广训》，大约会拿下来，换上别的。

　　　　可是，大方向不会改变，即以“中学”教育，保证小留学生不变“颜色”。

　　　　遗憾的是，容闳就是要挑战这两条底线。

　　　　“驻洋肄业局”定规：“幼童以三个月一次来局学华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为满，逾期则此十二人复归，再换十二人来。以此轮流，周而复始。”

　　　　这个规定，初初的时候，是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的，效果也不错。但是，愈往后，愈是滞碍难行。

　　　　个中原因，一是因为留美幼童浸润“西学”日久，对“中学”兴趣日减，甚至到了“厌弃儒学”的程度；二，也是更重要的，作为“驻洋肄业局”主要管理者之一的容闳，不但不坚持既有原则和规定，反而顺风纵火，支持学生抵制“中学”。

　　　　对此，李鸿章深感忧虑，致信当时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说：“学徒抛荒中学确属实情，由于莼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莼甫独不谓然。”

　　　　莼甫，容闳的字。

　　　　就是说，不但三个月一次的“轮训”，容闳不支持，甚至学生放暑假了，利用假期补习中文，容闳也从中阻挠。

　　　　轻废“中学”之外，学生纷纷信奉洋教，参加礼拜，而容闳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更是以“信仰自由”为天经地义——朝廷有什么干涉的权力？

　　　　“留美幼童”本人们，不论“中学”、“西学”孰轻孰重，还是允不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不消说，一边倒地站在容闳一边。

　　　　至于美国人，自然明里暗里，支持容闳——在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多发展几个亲美派，甚至“带路党”，有什么不好？

　　　　在这两个问题上，“驻洋肄业局”内部，彼此针对，势同水火，衍生出来的其余问题，譬如什么小留学生变服饰、和美国女孩谈恋爱，与这两个问题相比，都算小case了。

　　　　朝廷终于不能不出手干涉了：将容闳调任驻美副公使，不再兼管“驻洋肄业局”。

　　　　做驻美公使，自然是大大升官，但容闳并不领情，他说：

　　　　“若专就予一身而言，以区区留学生监督，一跃而为全权公使，是政府以国士遇我，受知遇而不感激，非人情。但以教育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今发轫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则继予后者，谁复能如予之热心，为学生谋幸福耶？况予与诸学生相处既久，感情之亲，不啻家人父子，予去，则此诸生且如孤儿失怙，是恶可者？……请政府收回成命，裨得仍为学生监督，以期始终其事。”

　　　　就是说，容闳视自己为“留美幼童”的唯一保护者，中国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是容莼甫的禁脔，不容他人染指。

　　　　朝廷只好退了一步，在调任容闳至华盛顿出任驻美副公使的同时，“驻洋肄业局”方面，给予了他一个含糊的“相帮”的权力。

　　　　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容闳利用这个名义，专门从华盛顿跑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驻洋肄业局”所在地，继续指手画脚，一如其旧。可是，因为他毕竟已经不是“驻洋肄业局”的“总办”、“帮办”了，“驻洋肄业局”现管理层极为不满，积蓄已久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不可收拾了。

　　　　此时，整个“留美幼童”计划，已到了无法正常推进的地步，而朝廷明白，即便和容闳破脸，彻底免去他在“驻洋肄业局”内的任何职务和名义权力，也没有用——容闳对“留美幼童”们的影响以及在整个留学计划中的作用，是无可移替的。事实上，和美国政府、学校、当地各有力人士打交道，全部都是容闳的首尾。

　　　　如果容闳不愿意放手，你拿他一点法子也没有——他是美籍。

　　　　到了这个地步，除了自废武功，已经没有更好的路子可走了。

　　　　“留美幼童”虽半路夭折，但关卓凡认为，这个计划的初衷极好，纵有难度，经过适度调整，还是很值得在本时空再次实施的。

　　　　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换了我，该怎么做呢？

　　　　*（未完待续。）

第八十七章　女人出头天（）　
首先，留学管理层——“驻洋肄业局”的“总办”、“帮办”，必须统一思想——出去之前就要秉持相同的“办学方针”，而不是出去之后再慢慢儿地磨合。异议者，再能干，也不给插手这个事儿的机会。

　　　　就是说，本时空，容闳之流是不可以碰小留学生了。

　　　　对外，直接和美国政府打交道；对内，一切交由利宾负责——这个，上次利宾陪“南非花旗矿业公司”候任总经理拉克鲁斯到天津来的时候，关卓凡已经交代过了。

　　　　其次，是宗教信仰的问题。

　　　　关卓凡对美国人说，中国政府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嗯，你们懂的，如果小留学生们改宗洋教，必然失去政府高层的信任——“政府高层”，呃，可不止我一个人哦。如此一来，必危及甚至破坏整个小留学生计划。这种因小失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儿，绝对不能做。

　　　　美国人承认关卓凡说的有道理，虽然不情不愿，但在关卓凡的坚持下，还是同意把这一条写入“备忘录”，承诺不对小留学生做任何形势的宗教灌输，并同意，如果发现小留学生改宗洋教，中国政府立即予以召回，美国政府不持异议。

　　　　再次，是住宿的问题。

　　　　关卓凡认为，初到美国，将小留学生分散到当地人家住宿，依然是有必要的——这对于小留学生尽快跨过语言关，有着不可移替的作用。但是，负责接待的人家，要好好挑选——说到底还是宗教的问题。美国人并不是都信教，信教的也不都是狂信徒，总能找到合适的人家——不信教，或者虽然信教、但对于“传播主的福音”态度温和、不以为甚。

　　　　到了礼拜天，就将小留学生集中起来，或者补习中文，或者进行远足、郊游之类的集体活动——这样，接待人家就没有机会带他们去教堂做礼拜了。

　　　　事先，要对小留学生和负责接待人家都做足够的“国情教育”。小留学生们不消说了，主人家那边，至少要教他们明白，除了不好随意“传播主的福音”，一见面就抱着中国来的的孩子左啃右啃，呃，也是不大合适的。

　　　　跨过语言关之后，就改为集中住宿。

　　　　适当调整“中学”课程，要想出法子，使之变得更加有趣、生动——至少在形式上。这样，相较于“西学”，不至于叫小留学生感觉到过大的落差，不至于产生逆反心理，出现原时空留美幼童“厌弃儒学”的情形。

　　　　关卓凡打算在这上面很下一点功夫，说不定，能以小留学生的“中学”教育为突破口，找到一条可以行之于国内的“教育改革”的路子呢。

　　　　意义重大，意义重大。

　　　　如此这般下来，这个小留学生计划，应该就不至于如原时空那样半路夭折，而是能够始终其事了。

　　　　关卓凡不排除，小留学生计划，还会遇到眼下估计不到的、原时空未曾记述的困难和麻烦，但是，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后世的史家，对“留美幼童”计划的必要性，是有争议的，主要是觉得花费太钜，见效太慢。

　　　　关卓凡认为，类似计划，放到二十一世纪，肯定是没有必要的。可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虽然勉强睁开了眼睛，但依旧迷离朦胧，庞大的身躯，依旧臃肿疲惫，因此，这个计划，绝对是有必要的。

　　　　这个时代的中国，最开通的人士，最出色的人才，如郭嵩焘、李鸿章之流，也没有接受过最基本的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教育，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相对于中国目前亟亟以求的工业化、近代化，依然有着结构性的缺陷，而且，几乎无法后天弥补。

　　　　一张白纸才好画图，远赴异域的小留学生们，归国之际，将是中国第一批不存在这种结构性缺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一万两银子买一个，怎么能说太贵了？

　　　　还有，十五年听起来长了一点儿，但以历史的维度看，十五年之后，中国依然处在工业化、近代化的“初级阶段”，正是对人才需索孔亟的时候，怎么能说费时太长了？

　　　　另外，小留学生计划，在政治上，有着强烈的宣导作用，能够将人们的视线，强行牵引至国门之外——这方面，同为留学生，未成年留学生产生的效应，远远大过成年留学生。

　　　　十来岁的孩子，都可以远赴异域，骨肉一别十五年，还有什么是绝计不能够出入国门的？还有什么是绝对不能够改动的？

　　　　因此，虽然有难度，虽然投入大，但是，绝对值得一试。

　　　　既然投都投了，为了进一步提高“产出”，关卓凡打算，给小留学生计划，再增加一点儿“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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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氏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是说……送小芸……去美利坚……留学？”

　　　　关卓凡郑重地点了点头：“是。”

　　　　白氏的眼睛睁大了，嘴巴也微微张开着。

　　　　这副神情，可以叫做“张口结舌”了。

　　　　关卓凡极少见过白氏这个样子，心中暗暗说道：似乎不大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