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周敦颐的程朱一脉的理学学术主体。
程朱为倭仁所宗，宋版《近思录》，开卷即闻先贤呼吸，老先生怎么能够不激动？
倭仁张了张嘴，到底没有说出“不要”的话来。
关卓凡又随便聊了几句，便说“天色已晚，不便再扰”，于是和翁同龢起身告辞。
倭仁送出大门，看着二人上轿而去。
良久，长叹一声。
言路上对小皇帝功课“改良”的“反应”，如期发生了。
只是，雷声小，雨点更小。
上折子的不止一个，但大多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明确表示反对的，只有一个叫孙东谋的，詹事府的右庶子，正五品。
略出关卓凡的意料，此君首先反对的不是“洋务”，而是“兵事”。
孙东谋引经据典，先说，“《六韬》有云，‘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又说，“《老子》三一章，‘夫佳兵者，不详之器，物之恶也’”；接着再说，“本朝王念孙考，‘佳’字实为古‘唯’字，则‘唯兵不详’，古圣明训。”
然后来了一段很搞的，“亚圣曰，‘君子远庖厨’，不忍见禽兽之将死也，况乎人为万物灵长，涂炭僵仆，肢体分裂，能不衷怀恻然？”
反正就是说，“兵事”这个东西如此邪恶，皇帝怎么可以碰呢？
终于讲到了“洋务”。
孙东谋并没有直接反对“洋务”。形势发展至今，守旧派已经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现实：笼统地反对“洋务”，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折子注定“淹”了；他们的对策，是摆出“就事论事”的姿态，反对、攻击具体的政策。
孙东谋说，“洋务”这个东西，琐碎繁细，自有相关的臣子办理，“何劳厪虑”？圣天子应该垂拱而治，这样自然君臣相安，天下天平。
关卓凡叹息：我真是高估了你们的战斗力。
一般情况下，这种折子，应该“交议”。一旦发了下来，其他的旧派人物就可以这个折子为根据，生发意见，形成声势。
孙东谋算是一个“开路先锋”。
但关卓凡才不会按照这个剧本演呢。
折子前一天递进去，第二天上午，钟郡王奕诒来到了詹事府，“有旨意问孙东谋”。
钟王前不久刚补上御前大臣，恭王和两宫大吵的那一次，钟王刚好当班，还小露了一脸。当然，只是作为慈禧的“人肉布景板”，随班进退而已。
钟王是近支宗室中有正式职司的最年轻的一个，今天也是他第一次办“传旨”的差使，兴头极高，旨意的内容，昨儿晚上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詹事府大堂已经摆好了香案。钟王进来，只见他穿着一身簇新的团龙褂，宝石顶子，白玉翎管里插着一根长长的双眼花翎，微微晃动。冬天的阳光斜入，照在小伙子的身上，愈发显得精神奕奕。
詹事、少詹事、庶子、洗马、中允、赞善、主簿，一众职司人等，心里都在嘀咕：传什么旨呢？居然还派了一位郡王来？
钟王在上首居中站定，朗声说道：“有旨意问孙东谋话，孙东谋跪听！”
已经在边上“敬候”的孙东谋，立即上前，在下首跪好。
钟王说道：“有旨问你，‘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佳兵者，不详之器，物之恶也’，还有，‘唯兵不详’，‘君子远庖厨’——这几句话，问孙东谋，洪杨乱起的时候，你有没有跟洪秀全、杨秀清说过？”
孙东谋“脑子”嗡地一声，背上的汗冒了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旨意的问话不能不答，他颤声说道：“回皇上的话，臣……没有。”
钟王说道：“问孙东谋，英夷、法夷内犯，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这几句话，你有没有和英国人、法国人说过？”
孙东谋头上的汗也冒了出来：“回皇上的话，没，没有。”
钟王说道：“问孙东谋，如果你向洪逆、杨逆说了这几句话，洪逆、杨逆是否会洗心革面，束手就擒？”
孙东谋汗出如浆：“回皇上话，这个……不，不会。”
钟王说道：“问孙东谋，英夷、法夷又如何？是否听了你这几句话，就园子也不烧了，乖乖地退兵？”
孙东谋的头碰到了地上：“回皇上的话，不会，这个，臣，愚钝……”
*（未完待续。）
第六十八章 应激反应（）
钟王说道：“问孙东谋，圣祖三次亲征准格尔，是否多余？是否不该？”
孙东谋的额头碰地有声：“回皇上的话，圣祖天纵英明，臣，臣鄙陋……”
钟王说道：“问孙东谋，朕觉得写字做文章，也十分之‘琐碎繁细’——是否可以通通交给臣子去办，朕从此不须学写字、学做文章了？”
孙东谋的额头已经碰得青了，语不成声：“臣荒唐，回皇上的话，臣荒唐，臣荒唐……”
钟王说道：“孙东谋，旨意的话已经问完了，你有什么话回奏吗？”
孙东谋惊魂不定，喘了几口气，颤声说道：“总是臣不读书，所上折议……愚钝鄙陋，粗疏荒唐，臣……知错了，嗯，这个，圣学渊深，非臣等可窥，醇亲王所奏加皇上‘兵事’、‘洋务’功课事，臣……附议。”
钟王点点头，是满意的神情，说道：“好的，我会代奏。”
小伙子自觉差使办得漂亮，昂首阔步地出了詹事府，兴兴头头地回宫缴旨了。
可怜孙东谋汗湿重衣，几乎站不起身。整个詹事府的人都呆若木鸡，居然也没有人上来扶他一把。孙东谋好不容易自个站了起来，丧魂落魄，走了几步，一个趔趄，竟然又摔了一跤。这时才有人赶快过来，将他扶了起来。
詹事府里这番疾风骤雨，将言路上还存着异样心思的守旧派彻底打蔫了。
孙东谋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但这番刁横狠辣的“问话”，逼得人无地自容，比什么处分都吓人。而且，出于詹事府大堂之上，“杀鸡儆猴”的“立威”意味极其明显。
朝野上下，都有共识：加皇上“兵事”“洋务”功课，上位者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继孙东谋而起的，遭受的，肯定就不是痛骂，而是暴打了。
也是关卓凡运气好，最早跳出来发难的，只是一个詹事府的右庶子。
言路所谓“翰詹科道”，“翰”是翰林院，“詹”是詹事府，“科”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御史道。其中，六科给事中和御史道都属都察院。在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三者中，翰林院地位最高，都察院权力最大，而位置最尴尬、最不重要的，就是詹事府。
詹事府最早是太子的辅佐机构，康熙废储之后，“太子”二字便不存于清朝政治，詹事府的本职消失，蜕变成一个纯粹的清秘之地。在功能上，詹事府和翰林院其实是重叠的，分翰林院的一点活儿来干，有资格进翰林院但暂时进不去的，在这儿先打打杂。
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机构。
原时空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改革官制，实行新政，第一个被裁掉的，就是詹事府。
如果孙东谋供职的地方是翰林院或都察院，就不好派人跑进去大庭广众地指着鼻子骂了。
这种方式的打脸，左右人等也会疼痛，连带着整个部门跟着丢脸。丢翰林院和都察院的脸，打击面太宽，难免使人起狐悲之念。遭受池鱼之殃的许多人地位重要，其中还有立场和己方接近的，不利于建立“统一战线”。
可如果不在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当众对孙东谋“下手”，威慑力就不够。
詹事府就是这样一个不过不失、恰到好处的场所。
钟王来办这个差使，几乎是最好的选择。近支郡王的身份，对外可以强调，这道旨意代表皇族也即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志。同时，年纪轻，办这种差使不算失身份；年纪更大、地位更高的王爷，未必肯办这种差事。
还有，钟王口齿伶俐便给，如果换了别的人，比如醇王，就算肯干这个差事，分量也更重，可是说话结结巴巴，气势上未免不足，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当然，加皇上“兵事”、“洋务”功课的折子是醇王上的，不能由他自个来骂人。
孙东谋其实没有什么背景，真正有背景的人，反倒站在后面，观风望色。
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倭仁，以自己同为“弘德殿行走”，有瓜田李下之嫌，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掌都察院的新任左都御史潘祖荫，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支持醇王；但是，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诸公请自行其事”。
所以，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反对派就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大树可以依靠，行动起来，自然犹犹豫豫，瞻前顾后。
等见到朝廷的疾声厉色，清楚再做仗马之鸣的后果，便偃旗息鼓了。
这一关，关卓凡过的意料之外的轻松。
关卓凡认真分析，认为除了自己事先的种种布局和事后的凌厉态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美国平叛大捷，这个时候，也即1865年前后，本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和原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原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失败者的心态；本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半个胜利者的心态。
关卓凡以为，原时空的排外，除了观念的守旧，很大程度类于生物的“应激反应”，是一种失败者的自我本能防护。
因为恐惧而抗拒，自我切断和外界的沟通、交流，以自我想象和强化出来的优越感，维持本体平衡，构筑防护罩，以使自我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套中人”，其谓也。
或者叫：“排异反应”。
其实，中国的保守，大多数时候，只集中于“制度”层面；“器物”层面，对外一向是开放、包容的。
中国的器物文明，兼容并蓄，有无数的外来因子。这个传统，直到明末，都没有发生实质改变。
晚明的士林，对“格物”、“火器”、“兵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后人很难想像，那个时候的儒生，居然有许多人醉心“设计火器”和“研究战法”。纸面上的“新式火器”层出不穷，“新战法”也时有所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对满洲的军事失利不断，人们希望依靠新式武器扭转战局。
一个是，彼时，东西方文明开始发生直接的碰撞，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了。
当然，没有基本数理知识和工业经验打底，这些设计，“新式火器”也好，“新战法”也罢，绝大多数荒腔走板，没有实用价值，也基本没有走出过书斋，走下过纸面。
但至少，那个时候，少有人把西方的先进技术，仅仅视作“奇技淫巧”。
彼时的中国，面对科学技术已经走在自己前面的西方，心态依然是平和的，依然还是强者的心态。因此，可以从容吸取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只是这种吸取的力度还非常有限。
西方对中国领先的幅度还有限，中国也并不真正了解这种领先的意义。毕竟，在发生中西对抗的时候，依靠地理和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西方技术领先带来的优势。
无论如何，对外来的器物文明，彼时的中国，并不会发生“排异反应”。
彼时的中国，还没有经历自己无法理解的失败，还没有遭受这种失败带来的强烈刺激。
当终于剧痛于这种强烈刺激，不同体质的个体，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应激反应”。
日本的“应激反应”：抛弃这具为自己带来痛苦的躯壳，挣扎化蝶重生。
中国的“应激反应”：缩进这具躯壳的更深处，作茧自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如果这种失败发生在明末，而不是清末，中国又将如何反应？
历史无法“如果”，关卓凡只能庆幸，自己做了一个历史投机者能够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加入美国的内战，并成为胜利者。
*（未完待续。）
第六十九章 都到步军统领衙门来（）
轩军美国平叛的胜利，告诉国人，我们也能够打败洋人；并予国人强烈的心理暗示：对英法的失败，只是“暂时的失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把场子找回来。
中国人因为前所未有的屈辱、恐惧，而生发的对洋人的“应激反应”：或者奴颜婢膝，或者完全排斥——这两种看似相反的反应，其实异曲同工——都尚未固化，这个时候，关卓凡以一场对外的大胜，为中国人扫除心魔，重建信心。
国人的心态，乃从一个失败者，转向半个胜利者；从一个弱者，转向半个强者。则对外来的器物文明的抵抗，自然松动。
为小皇帝加“兵事”“洋务”功课一役的胜利，还让关卓凡获得一个重要的经验：对于这种单纯的观念层面的反抗，绝不要做什么“虚怀若谷”、“倾闻谏议”的姿态。而是要一开始便以行政暴力，自上而下，兜头狠击，将反对意见，“扼杀于萌芽之中”。
就是说，不给反对者说话的空间。原时空的史实证明，这种事情，鸡同鸭讲，根本不可能通过讲道理说服反对者。给反对者说话的空间越大，反对的意见便越多，最终朝堂之上，洋洋盈耳的肯定都是反对的声音。
到了这种时候，如果强行推行原议，反倒以人“独裁”的口实，阻力反倒会大得多，连自己人也会底气不足。事情便可能办得不汤不水，甚至半途而废，无疾而终。
要做的，是利诱、拉拢、威逼、分化、打击，而不是“说服”。
关卓凡乘胜追击，本年度最后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三品衔驻美公使”，波澜不惊地通过了。
这位本时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的驻外使节，叫做郑藻如，字志翔，号豫轩，广东香山人。他是咸丰元年的举人，洪杨乱起，办过团练，打过依附长毛作乱的“红巾军”，乃为曾国藩赏识，入曾幕帮办洋务事宜。
郑藻如和容闳是同乡，轩军赴美之前，容闳向关卓凡推荐郑藻如，说他英语好，熟悉洋务，又打过仗，如果请他赴美帮办军务，正可得其所长。关卓凡于是写信给曾国藩，商请郑藻如入幕。曾国藩很大方，当即割爱；而可以建功于异域，郑藻如自己也很兴奋。
入美之后，郑藻如如鱼得水，襄办军务，调度后勤，折冲樽俎，算是关卓凡幕中最有力者之一。归国之后，又跟着关卓凡剿回、剿捻，已经积功保到了道台衔。
考虑驻美公使人选的时候，关卓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郑藻如。
事实上，轩军赴美之前，关卓凡就有了这个打算。带郑藻如赴美，除了他确实是合适的人才之外，还多少有“考察”未来驻美公使人选的意思在里面。
郑藻如能够在彼时就成为驻美公使的备选，是因为，在原时空，他就做过中国的驻美公使。不过，那是光绪七年，即1881年的事情。那个时候的郑藻如，已经将近耳顺之年了。
原时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的驻外使节，是本时空主持“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郭嵩焘。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
当时，为了这个事情，朝野内外，吵得沸反盈天；本时空，郑藻如出任驻美公使，却风平浪静，鸦雀无声。
极其鲜明的对比。
光绪元年，英国外交官马嘉里在云南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