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 第228部分

　　　　这个园子，是促使慈禧离开权力中心的重要推手。

　　　　在慈禧离开权力中心之前，获得她对于改革朝政的强力支持，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关卓凡认为，只要财政允许，就应该给慈禧修这个园子。

　　　　谁叫咱碰到的君主不是汉文帝呢？

　　　　话说回来了，真碰到汉文帝，关卓凡想，大概未必轮得到我上下其手了。

　　　　那么，财政允不允许呢？

　　　　在君臣对奏的时候，关卓凡算的那些帐，自以为八九不离十。事实上，如果三百五十万两真的够用的话，即便全由国家财政支出，也是可以承受的，只是名声不大好听罢了。

　　　　所以，还是一百万两好了。

　　　　“余数由美国人报效”，只是关卓凡的一个幌子。两百五十万两银子，又不是一次性拿出来，哪儿匀不出这笔钱啊？

　　　　左宗棠打一年仗，就花三百五十万两。而且，和原时空不同的是，陕西已经为关卓凡平定，左宗棠一出兵就可以进军甘肃。平定全回之乱，费时一定比原时空少，估计能比原时空省下近千万两银子呢。

　　　　实在不行，这笔“余数”，俺自己掏腰包好了。存在美国的银子，溯本追源，也是美国人民奉献的，说是“美国人报效”，也不错吧？

　　　　问题是，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真的够用吗？

　　　　原时空，醇王修这个颐和园，后世的学者们，可是算出了“两千万两到三千万两”的天文数字啊。

　　　　对于这个“研究成果”，关卓凡以一个历史系研究生的身份，表示怀疑。

　　　　先不说算多了算少了——修颐和园，因为资金来源不好见光，所以账目极其粗疏，许多明细都刻意销毁了。不晓得这个“两千万两到三千万两”，是怎么算出来的？

　　　　不过，关卓凡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这个数字。

　　　　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那就太可怕了。

　　　　高宗修清漪园，包括挖昆明湖、造万寿山在内，才花了四百八十万两；你不用挖湖造山，修个规模只有清漪园三分之二大小的颐和园，要花五倍的钱？

　　　　事实上，颐和园的建筑，不论是质量还是面积，都比不上清漪园。

　　　　为什么？还不是钱不够用？

　　　　多花了五倍的钱还不够用？

　　　　前文已经说过了，通货膨胀没那么恐怖，银价还在上涨。

　　　　如果真花了“两千万两到三千万两”，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惊人的贪污、浪费、低效率。

　　　　脸上身上，抹了几块洋务运动的红药水；但这个国家的里子，比起乾隆时期，其实要烂得多了，朽败不堪，药石罔效。

　　　　因为没有确实记录，不论哪种结论，关卓凡都只好存疑。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原时空修颐和园，没有挪用北洋海军军费。

　　　　慈禧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在原时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几乎已成的论，连颐和园的讲解词都这么说。

　　　　真正冤枉啊。

　　　　颐和园确实和清末的海军发生了关联，但不是和北洋海军，而是和海军衙门。

　　　　这两者的区别，大致相当于北海舰队之于海军司令部。

　　　　海军衙门的头是醇王，他弄了一个无比奇葩的“水师内学堂”——学员是满洲子弟，训练地点是——你再也想不到的——昆明湖。

　　　　就是说，他要在一个人工湖里面，练近代海军。

　　　　醇王的原意，是不甘心海军为李鸿章等汉员一手把持；于是，就像他当年练神机营一般，弄了一个更不伦不类的“水师内学堂”出来。

　　　　在原时空，关卓凡第一次接触到这段史实时，真觉得吐槽无力；本时空和醇王交往多了，觉得，唉，不奇怪。

　　　　从这个“水师内学堂”身上，醇王生发出一条为修建颐和园筹集资金的路子：在昆明湖里办“操典”，请皇太后和皇上过来阅兵。呃，阅兵要花钱；皇太后、皇上驻跸之地，也不能太简陋了，得稍稍修缮一下——各省督抚，看着给一点？

　　　　督抚们心领神会，踊跃捐输。醇王化缘成功，到手二百六十万两银子。

　　　　这就是所谓“挪用海军军费”。

　　　　那个时候的慈禧，已经开始向着历史的反方向走去了。她如果能够用修颐和园的劲头去建海军，甲午年的中国，不会输得那么惨。

　　　　但无论如何，她没有挪用公款，更加没有贪污公款。

　　　　她还是有底线的。

　　　　没有这条底线，爱新觉罗家族早就粉身碎骨了，根本拖不到1911年全身而退的那天。

　　　　*（未完待续。）

第六十六章　木头和石头（）　
不管怎样，关卓凡认为，修颐和园，三百五十万两白银应该够了。“另起炉灶”，“新人”办“新事”，尽最大可能禁绝贪污，提高效率，也许还用不到三百五十万两。

　　　　关卓凡还有一个重要的减少成本的路子：少用木料，多用石料。

　　　　关卓凡不是学建筑的，但他却知道，中国传统建筑成本中，占比最高的一项，是大件木料。建筑的体量愈大，大件木料所费，在建筑成本中的比例就愈高。

　　　　说到建筑体量，无过于皇家的宫殿、苑囿、陵寝了。

　　　　这些建筑中，大件木料主要用于柱、梁，首先是柱，其次是梁。

　　　　问题是，京城在北方，而中国北方是不产这种可以充作巨柱的树木的。

　　　　这些树木，都生长在中国的岭南以及东南亚的深山老林。

　　　　路途遥远，交通亟乏——或者根本没有“交通”。在前工业化时代，把这些巨大的木料，从南方的烟瘴荒莽运出山来，再长途跋涉地运回京城，不知道要费多少工，花多少钱，死多少人！

　　　　常常为这么一根巨木，就得筑专用的路，造专用的船，劳役浩繁更不必说。到了京城——不一定是北京，哪怕只是金陵这种居南北之中的都城，费银已经数十万两之巨。

　　　　在前工业化时代，修一座宫殿，就把国家修破产了，是一点都不稀奇的事情。

　　　　比如，颐和园里的佛香阁，阁高十数丈，阁内有八根巨大的铁梨木擎天柱，直贯顶部。原时空的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重建此阁，共费银七十八万两，其中相当部分，花在了这八根巨柱上面。

　　　　还有，木结构为主的建筑，成本虽高，自我保存能力却低。

　　　　风侵、雨蚀、虫蛀，木头对岁月最没有抵抗力，更加经不起火灾、兵灾。中国历朝历代，倾无数国力，建成的锦绣宫阙，到如今，剩下了多少？

　　　　真是惊心动魄：除了清朝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以及清朝自己修建的——以前各朝的，几乎荡然无存！

　　　　关卓凡认为，即便只是为了给子孙后代多留下几栋房子，建筑也应以砖石结构为主。

　　　　用石头起大房子，不是当时中国建筑所长，那么就要聘洋建筑师，用“西法”，增加西式建筑的比例。

　　　　关卓凡心目中的颐和园，是一个中西混合的建筑群，和历史上的清漪园，原时空的颐和园，都颇有不同。

　　　　在原时空，关卓凡就有个看法，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外面看着气魄，但里面的空间利用率太低，使用功能更是叫人不敢恭维。

　　　　皇帝后妃的寝宫，外面金碧辉煌，里面昏暗狭小，关卓凡清楚记得初见识时闪过的念头：当皇帝有什么好？

　　　　现在既然由我来修这个园子，就要好好过一把设计师的瘾，且看我如何将现代建筑文明注入古典宫廷苑囿。

　　　　相信御姐一定会喜欢的。

　　　　当然，虽然中西结合，毕竟还是以中为主，北京周边的石场就可以提供足敷使用的石料。部分特殊的石料，关卓凡宁愿进口，也不想求诸国内其他地方。

　　　　还是运输的问题。海运似乎途远，但单位成本却远远低过陆路。特别是，中国没有可能在短期内就建设起发达的铁路网，也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路，长途运输的费用，远远超过海运；就连时间，也未必快得过漂洋过海。

　　　　中国工匠不能制造的石件，如西洋雕塑等，可以一并同船满荷运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伏笔。

　　　　外洋供应北京的货物，当然在天津港卸船。像石料、石件这种沉重的货物，卸船之后如何尽快运抵北京呢？

　　　　咱们在北京和天津之间修条铁路吧？

　　　　单单是为了尽早入住颐和园，御姐也得支持铁路的修筑。

　　　　铁路这个东东，有了第一条，还怕没有第二条、第三条吗？

　　　　关卓凡下值，回到家没多久，翁同龢的帖子就递了进来。

　　　　关卓凡微微一笑，吩咐请进。

　　　　两个人见了面，翁同龢给关卓凡下跪请安。关卓凡很客气，请翁同龢换了便服，分宾主坐定，下人端上茶来。

　　　　翁同龢表示感谢贝子识拔，特来请益。关卓凡见他雍容儒雅，不卑不亢；骤膺大任，却既无谄媚之色，又无轻狂之态，心里也暗自称赞。于是说叔平你太谦虚了，我为国家荐贤，以后“同殿行走”，也要请你多多指教。

　　　　翁同龢表面从容，内心的感受，却真正是“喜从天降”！

　　　　人臣之贵，无逾帝师；从此登上入阁拜相之路——这些都不消说了。更重要的是，翁家现在处于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这个“弘德殿行走”，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说是“叔侄状元”，但“侄状元”翁曾源，身患极严重的隐疾——“羊角疯”，即癫痫，随时发作，是没有出仕的可能的。

　　　　翁曾源的父亲，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做过安徽巡抚，后获罪革职拿问。因为老爹翁心存当时做着小皇帝老师的关系，翁同书幸免一死，“发往军前效力”。迄今，已经在甘肃的瀚海戈壁中，啃了好几年的风沙了。

　　　　因此，翁同书能否生归乡梓，翁家能否重新崛起，全在翁同龢一人身上。

　　　　现在，有望了！

　　　　说起来，翁家因为翁同书的缘故，早已间接地和关卓凡发生了联系。这个“中间人”，是苗霈霖。

　　　　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苗霈霖反水，围攻寿州。寿州城内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对苗霈霖主“抚”，答应了苗的诸多要求，并上奏为苗说好话。苗霈霖乃暂时撤围。朝廷只好顺水推舟，令苗霈霖“戴罪立功”。

　　　　不想苗霈霖没过多久，重新围城，终于攻破寿州，俘获翁同书等大员。

　　　　这下子事情就闹大发了。

　　　　翁同书封疆大吏，守土有责，身负和地方“共存亡”的义务，本该“殉节”的——何况你还被人俘虏了？

　　　　翁同书没有殉节，只好下狱。

　　　　为了大儿子的性命，翁心存以古稀高龄，抱老病之躯，挣扎着每天入直，给小皇帝上课，结果不堪劳累，当年就挂掉了。

　　　　追本溯源，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个苗霈霖。

　　　　因此，苗霈霖覆灭于关卓凡，翁家家祭乃翁，很是痛哭流涕了一番。

　　　　也因此，翁家对关卓凡，极有好感，早生倾慕。

　　　　现在翁同龢又蒙关卓凡举荐，成了帝师，家道亦可因此中兴，对关卓凡，更加感激。那种心态，用二十一世纪的话来说，就是“找到组织了”。

　　　　翁同龢说道：“旨意里边，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的差使也派了给我，同龢不胜惶恐，一切要请贝子指点。”

　　　　关卓凡心里一笑，暗道：这件差使该怎么办，你还真得问我。

　　　　于是说道：“叔平，两宫皇太后虽然圣明天纵，不过毕竟没有读过大书，所以太晦涩的典谟训诂是不好拿来‘进讲’的。总要深入浅出，叫两位皇太后听得明白，听得有意思。不然，如倭艮峰一般，学问再大，‘上头’不明所以，又有什么用？”

　　　　翁同龢微微动容，这段话，真是字字千金！能否“启沃圣聪”，“帘眷”是厚是薄，全在这几句话里面了。

　　　　当下深深受教。同时，心里面也异常欣慰：关卓凡如果不拿自己当“自己人”，是不会说这番话的。

　　　　关卓凡又说道：“说起倭艮峰，以后‘同殿行走’，他是前辈，咱们该去拜访拜访的。”

　　　　翁同龢颇为意外，他自己原本就打算去拜访倭仁的，但没想到关卓凡也要去。

　　　　*（未完待续。）

第六十七章　有话问你（）　
说走咱就走，关卓凡前，翁同龢后，打轿往倭府而来。

　　　　到了西江米巷倭府，关卓凡下了八抬大轿，抬起头来，见所谓“倭府”，不过一个一进的小小四合院，门漆黯淡，墙上泥灰剥落，砖头都露了出来。

　　　　关卓凡大出意料，心中不由叹息：这个倭艮峰，虽然卫道守旧，却真正是一清如水！

　　　　倭府仆人见居然是关贝子亲自登门，吓一大跳，赶忙进去通报。

　　　　关卓凡对翁同龢笑道：“叔平，咱们自个进去，不然倭艮峰老天拔地的，还得出来迎咱们。”

　　　　说罢抬脚进了倭府，翁同龢只好跟着进来。

　　　　关卓凡说的没错，刚进院门，便见须发皓然的倭仁，从正房内掀帘出来，踩着碎步，气喘吁吁地奔下台阶。

　　　　关卓凡赶紧走快几步，在倭仁撩袍准备下跪的时候拦住了他，说道：“艮老，你是老前辈，我还年轻，这个礼可当不起！”

　　　　但倭仁那肯“废礼”？到底扎扎实实地请了安。关卓凡竟不受他全礼，长揖到地，还了半礼。然后搀着倭仁的手，一起走进了正房。

　　　　老倭仁如芒在背，浑身的不自在。

　　　　宾主坐定，关卓凡见四壁萧然，暗暗点头。

　　　　略抿了一口茶，关卓凡说道：“我和叔平新领了‘弘德殿行走’的差使，骤膺艰巨，深恐力有不逮；艮老士林宗镜，久任帝师，特来请益。”

　　　　如果只有翁同龢一人，倭仁一定长篇大论，而起头的又一定是“辨学术当恪守程朱，以外皆旁蹊小径，不可学也”。这个“旁蹊小径”，自然是陆九渊、王阳明，于是便开讲“朱陆异同”。

　　　　接下来，还会诲人不倦，要翁同龢“端庄静一”、“涵养本源”、“察几慎动”、“克己复礼”，等等。

　　　　可关卓凡在座，倭仁能说什么呢？难道说，这个“兵事、洋务”，泯灭华夷，教坏皇帝？

　　　　倭仁只会发“议论”，其实并不善“言辞”。现在被关卓凡堵在家里，情形仿佛同文馆一役，被恭王“请君入瓮”一般——他还不晓得，恭王的“请您来做”，其始作俑者，就是面前这位关贝子。

　　　　憋了半响，老脸都快憋红了，方才讷讷地说了几句，言不由衷，自个也不晓得自个说了些啥。

　　　　关卓凡倒也不在乎他说了些啥，一律口称“受教”，然后向门外喊了一声“来呀”。

　　　　贝子府的听差掀帘而进，手里捧着一个包裹。

　　　　解开包裹，里面是一只木匣；打开匣盖，关卓凡小小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本纸页泛黄的书籍来。

　　　　倭仁老眼虽花，却也心中一跳：像是宋版书！

　　　　关卓凡将书放在倭仁面前，封面上大大的三个字：近思录。

　　　　倭仁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关卓凡微笑道：“前几日，得了一本宋版的《近思录》。我想，艮老儒林领袖，理学宗师，这本书，只有在艮老这里，才算得其所哉。”

　　　　如果关卓凡拿出的是银票，莫说你个贝子，就是亲王，倭仁也会当场峻拒。

　　　　可是，这是《近思录》，是宋版的《近思录》。

　　　　《近思录》为朱熹和吕祖谦合著，辑录所谓“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的学问精义，其编排依朱、吕的理学思想体系，算是尽括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