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扬四海的关逸轩，真正是名不虚传。
那个僧格林沁，也是旗人，和这个关逸轩比，真是“两世”的人！
还有，“金句”二字，真是打入心坎，搔到痒处，郭嵩焘入耳，痛快得不得了。
换了便服，延入书房，关卓凡款客的，不是茶水，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葡萄酒”，不过，这一次，没扯“法国”就是了。
关卓凡说道：“筠翁，洋人饭前饭后，都要喝酒，咱们也学一学。先喝一点酒，我再请你用一顿便饭，大冷的天儿，羊肉火锅如何？”
逸兴遄飞，这么痛快的一顿酒，这么痛快的一顿饭，郭嵩焘不记得，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了？
为人攻讦去粤，以为横遭波劫，正在悲愤莫名，突然发现：原来是天降大任于我之前的琢磨！那种痛快，已经不是“人生得一知己”所能概拟的了。
郭嵩焘的感觉：原先自己面前有一扇门，开了一条缝，门外的光芒透缝而入。自己扒着门板，从门缝中看出去，但见光景绰约，已足够动人。
现在，关卓凡替他将这扇门完全推开，明日世界，豁然开朗，万千缤纷，目不暇给。然后关卓凡携着他的手，说道：“筠仙，咱们一块儿走出去！”
郭嵩焘的心念是：怕什么粉身碎骨？
关卓凡启用郭嵩焘，是在左宗棠入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章程。关卓凡暗中怂恿左宗棠驱郭，一方面是要谋广东这块地盘；另一方面，是要借左宗棠的手，把郭嵩焘赶进自己的怀抱中。
关卓凡的眼中，若论目光之犀利透彻，观点之卓妙超远，清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这位郭筠仙。什么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都得向后排。
首先，郭嵩焘对清末的积弊的认识，极其深刻。
这可以从他评价肃顺的一段话中窥得端倪。
郭嵩焘为肃顺所信用，但他对肃顺严刑峻法的政策的评价却并不高。
“国家积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以例文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
“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清末的问题，已经是“体制”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整个机体都腐败了，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极可能，切下来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甲乙同体，以甲攻乙，不过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没有用。
不久，肃顺就以“弃市”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
这个时候，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崇实政”。
原时空，到了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适足以自弊”。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未完待续。）
第五十六章 驱龙入海（）
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陈大计疏》，也是光绪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汉、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同时认识到了，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这一点，郭嵩焘的见地，又过于文祥了。
郭嵩焘对于关卓凡“另起炉灶”的设想，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口中却难以名状，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
那份痛快和惊喜，无可言语！
正是！原先的那个“制度”，既然已经腐败不堪，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抽旧“制度”的血，慢慢地“阴干”他，等到新“制度”茁壮长大了，旧“制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制度”感染旧“制度”的病菌，大家离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离”？
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旧人”，新“制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个是新“制度”里边，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保证“新人”不会“泄气”而变成“旧人”。
这方面，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
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可是用人不当，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盘剥商旅，竟至发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打死绅董的事情，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
这个事件，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
郭嵩焘谈及此事，长叹一声，说道：“真正是‘请君入瓮’！”
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是“难堪繁剧”，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不适合做政务官。
这个评价，关卓凡认为，只说对了一半。
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清理积弊、整顿政务，都是立竿见影。而郭嵩焘的“问题”，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总要“清理积弊、整顿政务”，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东，和文煜不和；在广东，和瑞麟不搭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说，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在旧“体制”中，确实“难堪繁剧”。
在新“体制”中呢？
郭嵩焘这种人，难道还嫌太多不成？
何况，在关卓凡的设想中，“顾问委员会”实行“垂直管理”，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顾问委员会”联系的对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顾问委员会”需要的权力，由关卓凡出面，拿过来交到“主任委员”手里。
所以，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避郭嵩焘所短。
郭嵩焘的“出身”，对“顾问委员会”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别的帮助。
一般认为，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但是，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
郭嵩焘的年纪，虽然小曾国藩七岁，但两个人却算是“同学”，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时间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出山”，是郭嵩焘一力促成。
洪杨乱起，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犹豫不决。郭嵩焘几度登门，反复劝说，曾国藩终为所动，出面创办湘军。
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焘于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郭嵩焘，实在是时代风向最敏锐的感知者。
“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桩差使，是筹办“奉恩基金”。关卓凡打的算盘，除了“赎买”宗室对“新政”的支持外，他还要通过“奉恩基金”，实现一桩同样重大的图谋：控制所有“新政”的企业的财务。
因为“奉恩基金”的来源，是从各地新式工矿的盈利中抽成；而要抽成，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就是说，要盘你的帐。
如此，就掌握了新式工矿的财务。
关卓凡决定，新办企业，一律采用西法财务制度，就是“损益表”、“资产负债表”那一套。
原时空的洋务，办的不伦不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财务制度老旧混乱，缺乏符合近现代企业制度的“数目字管理”，多少资源的浪费，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都根源于此。
建立了统一的近现代财务制度，企业自己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亏了多少；而关贝子呢，也才好查你们的账。
还有，现在的中国，西法财务人才是奇缺的，哪儿有呢？
上海的洋行里有。
上海的广方言馆的西洋会计科里有。
广方言馆下面的“会计速成学校”里有。
嘿嘿，现在晓得俺多么高瞻远瞩了吧。以后中国的新式企业里，管财务算账的，都是从俺那疙瘩出来的人。
原时空那些名字响当当的企业，现在大多还没有开办。话说在前面，而不是中途插进去，事情就好办的多。新的财务制度的推行，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
但如果有人不理解甚至反对，郭嵩焘的“出身”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办这些企业的，除了“轩系”，不是湘，就是淮。
用郭嵩焘有大把的道理和好处，但也是有隐患的，最大的隐患，是他的和左宗棠的恩怨。
这两个人，都是意气用事的人，同时，也都不是仰承上官鼻息的人，不是关卓凡说一句“你们别闹了”，就会乖乖坐下来合作无间的。
这个心结，不能系得太久，不然迟早误事的。
既然意气用事，就是性情中人，由此突破，未尝不能演一出“将相和”。
关卓凡说道：“筠仙，我知道左季高对不起你！”
关卓凡举荐左宗棠西征，为左宗棠摆平洋人银行、筹借洋款的事情，也已经传到了北京，则关逸轩和左季高的关系不言自明。郭嵩焘不能在关卓凡面前诋詈左宗棠，只好沉默不语。
关卓凡说道：“左季高给我写信，说起这件事情，有这么几句话，嗯，‘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他晓得对你不起，‘于亲’、‘于私’，都说不过去，只好以‘义’、以‘公’来自况了”。
郭嵩焘轻轻地“嘿”了一声。
关卓凡继续说道：“‘左骡子’的心肠还没有变成石头——且不论他的心肠是硬是软，左季高的眼光可从来是好的，筠仙，你晓得他是怎么品论你的？”
郭嵩焘还真想知道，自己这个生平第一位“冤家”，人前人后，是如何讲说自己的？
关卓凡微笑着说道：“左季高说，‘筠仙大才，非一省一地之格局。粤抚之位于筠仙，犹龙困浅滩。某驱郭去粤，乃驱龙入海也！’”
郭嵩焘心头大震，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说什么好？
关卓凡说道：“左季高确乎‘英雄欺人’，但唯有英雄能识英雄！筠仙，说起来，我倒要谢一谢‘左骡子’——非如此，你我又何能在此相见？”
说罢大笑。
郭嵩焘既感动，又尴尬。心里想，难道就此“放过”左宗棠？又好像太“便宜”了他！
*（未完待续。）
第五十七章 复出（）
笑声甫歇，关卓凡说道：“最紧要的是，左季高不晓得那两句话真正的出处。”
他顿了一顿，朗声说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郭嵩焘大愕，这确实是他对左宗棠最不能释怀的一个地方——问题是，关卓凡是怎么知道的？
关卓凡说道：“这是潘伯寅跟我说的。此事萦绕伯寅心头多年，他可是掠人之美的人？筠仙，你也太为难伯寅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
咸丰四年，即1854年，左宗棠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骆秉章倚俾极殷，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左宗棠愈发独断，自行其事，甚至拜折发炮之前，都不通知骆秉章。
左师爷权过督抚，以致得了一个花名，叫“左都御史”。
从二品的巡抚，一般会挂两个衔头。一个是兵部右侍郎，正二品；一个是右副都御使——这个品级倒不高，正三品。挂兵部右侍郎衔，乃为管辖军事将领方便，尤其是从一品的提督；同时，“右副都御使”意味着巡抚可以参劾官吏，不论级别。
左宗棠叫“左都御史”，意思是他比骆秉章这个“右副都御使”牛多了。
这么大包大揽，终于整出事情来了。
咸丰八年，即1858年，当时的湖南总兵樊燮，不合得罪了左宗棠，左师爷乃以巡抚的名义，上折严劾樊燮，“贪纵不法”，“目不识丁”。
这个折子，骆秉章事前也是不晓得的；事后索了稿子来看，见所劾事项都是事实，也就罢了。
樊燮自然革职。他怀恨在心，先后向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北京的内阁、都察院提控，告左宗棠“骄纵不法”，湖南巡抚衙门“一官两印”。
上面派员查办。樊燮上上下下使足了银子，形势对左宗棠相当不利，颇有人曰左某“可杀”的。
当时郭嵩焘已离开曾国藩幕中，进京入直南书房，文宗和肃顺对他都甚为器重。郭嵩焘内外奔走，联络同官，全力替左宗棠疏通。
可郭嵩焘和左宗棠是同乡，台面上如果由他来说话，分量大减。郭嵩焘乃说动江苏籍的潘祖荫，为左宗棠上了一个后来流传全国的折子，其中最著名的两句话，就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两句话，文宗大为激赏，左宗棠就此过关。
这个折子，其实是郭嵩焘和潘祖荫两人合拟，而且是以郭嵩焘为主。但既然由潘祖荫具衔，郭嵩焘就严守秘密，内中详情从未对第三人道过，左宗棠自然也就无从知晓。
左宗棠驱郭出粤，是地地道道的“恩将仇报”，可是左宗棠自个却不知道。
以潘祖荫对左宗棠有恩，郭嵩焘抵京之前，关卓凡就请潘祖荫设法，调和郭、左的矛盾。潘祖荫乃对关卓凡说了这段公案。潘祖荫的打算是，左宗棠进京陛见，自然要来拜访自己的，到时候将实情和盘托出，看看“左骡子”有什么反应？
甚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关卓凡含笑说道：“筠仙，我倒想看一看，目高于顶的左季高，磕头认错是一副什么样子？”
郭嵩焘微微苦笑，既然“目高于顶”，怎么可能“磕头认错”？他感激关卓凡苦心孤诣，调和鼎鼐，但并不相信左宗棠会真的在自己面前屈膝。不过，有左宗棠“驱龙入海”那几句话，郭嵩焘内心芥蒂虽然还在，但胸口那股无以宣泄的积愤，却已经消了大半。
当下郑重说道：“请贝子放心，不论左季高认不认错，我和他的恩怨，都是私人纠葛，绝不会带一丝一毫到公事里面。郭嵩焘身为朝廷大臣，当报贝子知遇之德，决不能这点子道理都不晓得。如果言不由衷，自无颜尸餐素位。”
关卓凡眼睛一亮，说道：“筠仙，你言重了。来，为上下同心，早臻大治，咱们干了这一杯！”
郭嵩焘自然不知道，左宗棠说“筠仙大才，非一省一地之格局。粤抚之位于筠仙，犹龙困浅滩。某驱郭去粤，乃驱龙入海也！”——这几句话，是关卓凡编出来的。
第二天，关卓凡上折，以为恭王虽有过失 ，但已有悔意，“观其心性行径，尚为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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