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想来，我觉得自己原先的想法还是太本位了，眼界被风华社一亩三分地的事困着，一脑子是是非非的乌涂气，忘了大势在一点一点发生着根本性的扭转。照这样的推断，民营当前虽然还要借助国家出版的政策优势和专业出版的技术实力，但这些非高精尖的优势在他们自身强大起来的事实面前，只要政策松动，就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我们眼前的合作就更具有一种为自己未来铺道的意味了。谁能说在不远的将来，不会看到一种更出乎想象的变化呢。我觉得，在与鹏远集团的这次合作中，自己该借周鹏远的诚意，表现出一种更积极务实的态度才对。
见到周鹏远时，彼此先是寒暄地聊了一些近况。毕竟上次在北京的接触，彼此的印象也是相当不错，这之间又隔了个“非典”，此次见面自是有种机缘巧遇后的熟稔与亲切。
吃饭的时候，我给他点了最有本地特色的海螃蟹，还有两吃的皮皮虾。这些在别的地方即使见得到，形似而味不同，更不要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吃的文化，其烹饪的手艺，对于不同的师傅来说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至于别的海鲜及配菜那是随意点的，总之量足菜也精。
周鹏远吃得不错，席间我让张智、陈尘陪着周总喝了一瓶当地的特酿。周鹏远一如往日的实诚，给我的两个部下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饭后，我们找了个可以谈话的地方，我与周鹏远各自都拿出了之前起草的关于合作的预想方案。此后，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我与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沟通。借着谈话中的默契，我适时地还提出了深入合作的想法，那是鉴于对当初南华经营部构想的蓝图，想要构筑起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经营空间。我说：“除了我们沿各自的轨道运行，彼此提供必要协助外，我们也可尝试共同开发和在项目上的延伸合作。这样可以使资源最大化地利用，还可以联手开创一种双赢互补的大局面。”
周鹏远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知道，我说的“延伸”具有介入的实质意义。对出版社来说是分享他的渠道，抑或是相关项目上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但对他而言，则可以扩大选题领域，实现出书结构的切实改观。这无疑为他提供了一个开拓多元化教育选题的捷径，同时更是一种介入主战场的过渡性保障。周鹏远一笑，说：“这个建议我曾想过，但未敢奢求。以往，出版社很少有能站在平等的立场来谈合作的，大家建立不起伙伴的概念，一直以来都停留在书号交易的层面，形成的是一种简单利益的置换。林总，今天你提到要设置一个平台，以双赢互补为基础，共谋发展，这真是对了我的心思。”
我也笑了：“目前只是一个想法。我们还得先走建立关系的第一步，这是基础。如果我们幸运，客观环境许可，我们可尝试的方面还多着呢。也许有一天，我们甚至可以走出真正实质性的发展之路。”
打造共同体的前景，这让我们更深了一层默契。
交换过看法后，周鹏远对我说：“下次正式签合同到我那里去吧。”
我答应着：“好啊。但愿我们能尽快再见！”
之后，我和周鹏远握别，他继续驱车奔赴北京了。
惑 58（1）
2003…7…18 风云乍起
事情开了头，就不由人不紧锣密鼓地进入实操程序。几天来，我和手下紧张地对方案做了修改和完善。两项合作中，与鹏远集团的方案问题要少些，重点在于合作过程中如何达到最佳的配合，工作穿插如何将延伸性目的一点一点凸显出来。我的宗旨是眼前利益要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眼前解决立身的问题，长远解决立命的规划之需。对于杂志的合作，我组织了社内几个脑子活、想法多的室主任，开了一次小型分析研讨会，着重理顺合作案具体环节中可能出现争议的几个谈判问题，为此做出几种设想，也制定了几套预选方案。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今天上午向陆成杰做了详细汇报，也分别与北京通了电话，商定下周正式签约和进入实质性磋商。
一周来，我的心情可以说是相当正常和舒朗。又值周末，身边的部下插空和我碎碎地念叨明后两天是否该有点什么节目，我笑着调侃他们死性不改，说刚刚有事忙活了，就又想该怎么找出点玩法了。我说：“真该把你们再打回到‘非典’时期才对！”不过，看着大家这么活跃，总算扫去了前时低迷的颓丧，我答应明天找辆车带他们去几个月前萧启、彤非几人曾带我去过的那个远水涧景区。
下午3点半左右，事情来了。局办公室打来电话，说领导叫我立刻到局里去一趟，要找我谈话。我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事要这么着急。顺口问了一句，办公室的人说，他们也不知道。我只好撂下电话，通知司机在楼下等我。
两地距离并不远，4点一过我就到了。上楼后，得知并非书记、局长召见，而是副书记袁仲要约我谈谈。进到他的办公室，见组织部长方敏也在，这二位同时出现，我心里有点预感，知道要谈之事不同寻常。不然何要组织部长在一旁见证呢？这一刻，我似乎感到会涉及到我个人的什么。
简单地打了招呼后，我被请坐在沙发上，方敏主动给我沏了一杯茶，眼睛看我的一瞬间，让我觉得那神情有些爱莫能助。我的脑子便快速转动着，我清楚，在自己身上没有某些人那种胡作的乱七八糟，所以不用担心被诬告或是因此引出什么不实之词。而说到工作，近段时间来更是少有授人以柄的事，大家互不交叉，为了避其锋芒以利做事，我甚至不去计较总编辑的职责被分化和瓦解。那么，还有什么呢？难不成……
袁副书记这时发话了：“林黎，我们今天找你，是想跟你谈谈风华社的班子……”
他的话说得有些含糊，语气并非如正常谈班子问题时的镇定，表情也有些模棱两可。
我不插话，在等他的下文。方敏也不搭话，她知道自己的角色。
袁仲开始继续往下说：“你看，风华社的现状你比我们都心里有数，你在风华社毕竟也待了那么多年了。最近，局里准备搞一下各单位领导的轮岗。你也知道，各个社今年以来出现的问题不少，有的社现在很困难，经济压力很大，需要派一些更得力的业务领导去支持。”他用眼睛看着我，看我的反应。我依然等着他把话挑明。说实在的，此刻我已多少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了。
略沉了片刻，袁仲继续着刚才未完的话：“林黎，你是局里公认的业务能力强的社领导，组织上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想调你去电子音像出版社任总编辑。你看怎么样？我们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终于在沉默中让他把话全部说了出来。这一刻，我明白，听我的想法虽是一种组织程序，但这阵势无疑透出了动真格的意味，否则谈话就用不着如此不自在。因此，严格说来，这更像是换了一种说法的通知。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也必须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才行。
我说：“你们今天约我来，谈到让我调离风华社的事，这让我感到很突然，没有想到。但是，既然话说到这儿，我希望组织也能向你们刚才说的那样，认真地听听我的意见。”
惑 58（2）
我首先表达了不希望调离的愿望，这理由很明确，就是风华社现在正处在关键时期，何去何从且不说，但不进则退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说，目前风华社与其他社相比，虽说压力不在是否吃得上饭这个方面，而是发展，但面临着跨越沟坎的重大考验，也存在着一种悬疑。我为此举了一些例子。
说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分明知道，这不是调离我的问题所在。问题的关键是有人想让我让出风华社总编辑这个特殊的位子。但是，我仍不能不讲上面的问题，我分析了当前社内外的形势，也说了近期在着手做的事。而后说：“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我去别的社是不太合适的。再说，电子音像与纸介质的出版是两种不同的出版概念，我对电子音像丝毫不通，怎么去做那儿的老总呢？连自己都不懂的事，指导下属是不可能称职的。说到把关，那就更做不到了。我想，在这方面局属各单位中比我精通此道的人有不少，即使在风华社，这方面强于我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建议领导能从实际出发，重新考虑。”
袁仲与方敏不能说不清楚这其中的意味，但是，此次他们代表组织出面，显然说话也不能依照自己对于事物的理解。他们了解我说的句句实情，想法也无出格之处，但是上方的意思总得要贯彻，他们无权做主。
于是，副书记袁仲就又说：“不懂的事情总可以学嘛。你当初干出版的时候，不也是改行从头做起的？”他这话说出口，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心虚，脸上的表情不免尴尬。
我说：“那意义不一样。当初我年轻，确实有从头做起的资本，投身一种事情，好坏也都只影响到我一个人。所以那时没有什么压力，不像现在承担着一些责任，一个人有可能影响到一片人，更可能给一个单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代价。这种从头做起，风险太大了。再说，事业不是哪个人的试验场，容不得个人以自己的无知去换取一个集体的受损害。”
袁仲与方敏不自然地笑笑，表情里有着说不出的味道。
主谈的袁副书记跳过了这个话题，转而说：“反正我们今天也就是跟你聊聊，你回去也再考虑考虑，下周一我们再听你的答复。”
“下周一？”我问了一句，然后立即说：“那不行！下周一我约了去北京谈合作项目的事。”其时，我心里有些恼火，说是听听我的意见，又说让我考虑考虑，此刻竟连最后拍板的时间表都定了出来，而且还逼得那么紧。我话说得有些硬，口气也比较没商量。
这时，袁仲做了必要的让步：“你先回去安排安排，若要实在不行，就顺延到星期二。”
……
离开出版局，我坐上车，简单地说了一句：“直接回家。”
一路上，我再未说一句话。杨子似乎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从后视镜看了看我，便专心开车，不曾言语。
我在心里琢磨着，这个“突发”的调动怎么就一下发生了，直接的导火索究竟在哪呢？
其实，一切都并不难想象。把前后两三年来发生的事串起来，难道还不可以说明问题吗！尤其是这几个月来，社内种种不安定的迹象，正好是为再度调配人做了必要铺垫。在风华社，我的占位从任何一方利益的满足上，都妨碍到钱唯强的终极部署。他要牢牢控制住风华社的钱袋子，就必须剔除一些障碍，而隆重推出自己的大公子也需要造成职位的空缺。人们知道，自谢社长退休后，我在风华社仍算得上是有影响力的人，而我百毒不侵的个性，又让钱唯强感到心里很不舒服的。所以，一段时间来，他容忍甚至纵容胡威的折腾以及刘世荣的算计。在他想定的盘子里，只要他们家的那个少爷进了班子，再加上有吴友道里应外合，那就是陆成杰和韦建超也不在话下。因为，但凡遇什么事，那两人都是要考虑箍在头上的紧箍咒的。至于刘世荣，他不过是个出版中的半拉子，虽满肚子小算盘，一切为自己打算，但正是这点，就可以通过给个甜枣，然后作为玩偶加以控制和利用。这种人懂得权衡利弊得失，会瞄着上方的眼神做事，即使心有不满，也决不会太岁头上动土。因此，必要时就是可用来替代的傀儡。至于胡威，他虽心气挺高，也懂得出版中的各种道道，但狭隘和急功近利也限制了他“明事理”的官场智慧，因此，只要将其人放在夹缝中，那就妨碍不了大局。所以，胡威虽表面看来条件优胜于刘世荣，但却少了真正与刘世荣比拼的优势。
惑 58（3）
我想，如果分析与预料没错的话，下一步出版局在强行宣布我调出的同时，该是从风华社现有的人员中“推举”总编辑了。出版局是决不会走“轮岗交流”这条道的，因为外派还是造不成现任领导班子的空位，大少也就还没有机会挤进班子。
那么，从当前的情况分析，不难推断，“推举”的倾向性人选无疑要加戴于刘世荣的脑袋上了。正是这个顺势的分析，使我忽然参悟了，这几日刘世荣何以一下子又变得那么“乖顺”的原由。从大少与其频繁接触的迹象看，显然是有人已对他许下愿，同时也支了招。因为后面要走一个民主推荐程序，即使是走过场的，此刻得罪老百姓那也是万万不明智的。所以，刘世荣才又夹起尾巴做人了。
我想着这些，同时就也意识到，这个“突发”的变数其实老早就在钱唯强的心里装着了。若非前时“非典”急至，恐怕这个赶走我的计划在5月份就已实施了。回想4月间所开的那次工作会，钱大书记不是早打了预防针吗？那一次显然就是一个信号，只因世事难料，才推迟或延缓了我在风华社滞留的时间。若要追溯到更早，这件事在把我的社长任命无原由地作废时就已开始了。与我有着过节的吴友道，私下里恐怕早盘算好了这一步，他号得住钱唯强的脉，自然也会早与其达成共识。当时若非碍着不便把事情做得太离谱，哪里还会有延续至今的缓手之招。
是啊，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就算完的！在这一刻，我终是想明白了，所有我做的事之所以件件不合上方心意，事事要予推翻，其实也就是要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达成一个目的，没有一定的过程和算计怎么会顺理成章，而若没有其间点点滴滴的苛刻与诱导，又岂会有个别人肆无忌惮的推波助澜！
不过，这次为何又非要办得如此急呢？挑在周末临下班的时间跟我谈，还要求星期一就必须回话，这里面的奥妙在哪呢？照一般性推理，我既已是权贵手中的猎物，其实早一点或晚一点都不过是看我如何挣扎，何惧再度挣脱，即使等我把北京的合作都谈成了也不迟啊！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家后，我没敢跟哥哥提及此事。哥哥脾气急，眼睛里揉不得这样的沙子。他从十六岁就当兵，秉性中有着太多正派的耿直。到地方后，曾不断有人因此提醒他，说地方与部队不同，要看得惯，想得通，还要受得了。只是他的秉性也不那么好改。
记得曾有多次，他在家中给我们讲过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那是发生在防洪抗洪的急迫事件中。那时，他以部队指挥者的身份去找当地政府接洽，想落实抗洪的具体方案。正值中午，此方神圣的小办事员把他拦在了门外，说领导在休息，谁也不能打扰。哥哥听后，当时就急了，对着那个挡驾的办事员正言厉色地说：“你认得不认得我的军衔？马上把你们的县长、书记找出来，否则耽误了抗洪的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县长、县委书记听见喧哗，各自从自己的屋里出来了，喝退手下，把事情抹了过去。
那次小插曲之后，县委大院倒是再没人拦他了，但当地衙门办事的能力与效率却是让哥哥大为感喟的。他说：“那么急迫的形势，有可能危及到当地上百万人口的身家性命，安危系于一线，可遇到的竟是那么一些拿共产党的钱却不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事的人。”
后来，他回到部队，向上级汇报这次抗洪工作时，忍不住愤愤地说了一句：“与地方打交道，我才算知道了，什么叫政令不通，什么叫各行其是，什么叫瞎胡闹！”
……
晚上吃过饭，我有些坐不住了，心里烦，没法再像往常那样闲闲地陪妈妈聊天，便早早回了自己的家。
我需要静一静，再想想后面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