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自身收益需求而放宽条件，收取管理费后予以方便。但作为教育类出版社，一般是不看重这种蝇头小利的。所以申报选题时，多数人都对此不感兴趣。我当时说，选题若真有创意，且符合出版社选题结构的要求，不妨控制流程的前提下纳入计划，不需一概排斥。这之后选题被采纳。此事之所以到今天还有印象，是因为周鹏远的书稿提出了一个“优化”的概念，那在当时一窝蜂投入低层次重复与粗制滥造做教辅的发迹期，是让我觉得可取的。他的用心使我感到，个体做书的人中也不都是些不上道的人。后来，随着出版社机构调整，这套书稿随调离的人一起被带走了。从此，周鹏远与风华社也再无关连。
我接着说：“周总，当初迈第一步恐怕挺难的吧？”
周鹏远坦言：“是啊，当初涉足这个领域，许多事我都不摸门。谈了几家出版社，人家只为要管理费，至于编辑、印刷、发行一切都自理，而当时我甚至连出哪门进哪门都搞不清楚。后来，是你们社给了我机会，纳入了出版计划，虽说钱是没赚多少，但质量得到了保证，也算领我入了门。”
我们对视一笑，随即我将话题转入到当前上来：“公司发展到今天，我想，你早摆脱了初创时的艰难，现在是着眼重新规划和思考迈台阶了，对吗？”我以征询的口吻说着自己的看法：“我知道，事实上这已在你的筹划之中。最近，我注意到了你公司结构性调整的一些变化，特别是你对梯次人才的整合和对高管人员的引进。这很重要。我觉得，你总是走在同僚意识的前面。”我传达出自己的一份认同。
惑 43（3）
他不做多余的掩饰，实实在在地说：“其实，这都是环境和形势逼出来的。回过头看看十年所走过的路，虽说不容易，但到现在我才感到真正是压力最大的时期。”他讲了公司目前框架中其庞大潜存的缺陷：“目前，公司运转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其基础架构也已成型，但是，要谋求更大的发展，单靠传统思维模式和初创期对人才的要求显然是不行了。我现在已感到力不从心，这样也就考虑到梯次人才整合以及引进优秀高管人才的问题。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发展起来之后，通常都免不了走一条家族式企业的道路，这不是说不行，但弊端也很明显。我希望公司能有更好的一种成长方式。”
周鹏远的坦率让我愿意以同等的坦率予以待之，我说：“在我看来，中国出版业在未来的两三年中，会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微妙时期，变化会以特别的方式或倏忽间的速度加以体现。也就是说，一切都可能蕴育于一种敏感的状态中，分化将会以不同以往的方式进行。换句话讲，就是这一阶段的企业战略，将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品质。那么，未来能否继续于潜在机遇中赢得优势，或是在复杂、微妙中丧失先机，这阶段将会是企业领导者之间进行心智较量的考验期。我觉得，你目前的忧虑及思考都是很有必要的，我很看重你的这种意识和敏觉。”
我略微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周鹏远的神情。看他脸上那份专注与我的意料有某种切合，于是便继续说：“有不少出版人，当前还注意不到这种风雨欲来的真正意味，一般的民营老总在顺利完成了创业之后，也还停留在志得意满的沉醉中。所以，将来的近忧取决于今天的远虑……”
我没有点明国有出版社比民营更艰难的命运困境，平心而言，在这一刻我甚至对周鹏远有几分羡慕。毕竟他只要意识到便有可能将其变为现实，而我却是心有余力不足。
接着我们沿着这样一种思路，继续交换了不少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周鹏远自始至终以一种坦诚的态度在面对与我的沟通，这样，话题就很自然地触及了优势互补与合作这个本次对我来说“会见”最关键的目的上来。
我有些庆幸，谈话不能说没有难度，因为正如之前所料，他的优势使他目前正同时面对几家出版社寻求合作的谈判中。而令我吃惊的是，他这些年不仅在图书方面有大的长进，更具诱惑力的是他这些年潜心构建了自己庞大的发行网络，这正是我当前最为需要的！
……
结果比预想更接近期望值，握手道别时，我终于深深地吐了口气。
惑 44（1）
2003…4…8 事在人为
其实，说服周鹏远，从众家出版社中脱颖而出谈成合作的意向，完全赖于对出版的理解和此前充分的准备。
在与多家出版社的接触中，周鹏远明确感觉到了来自出版社一方想要合作的殷切愿望，而在出版权尚未放开的当今，毫无疑问，他也确是需要这样的支持。不仅如此，他甚至必须与出版社之间建立起较为稳定的长久的合作关系以及良性的互动。他谈到：“现在情况真是好多了，不像当年，找出版社总处在下风口，很被动。现在是出版社主动地降低管理费，以维持合作的可能。”
我说：“关系的改善这是靠实力赢得的。不过，当产品达到了规模的程度，企业的品质就越来越要依靠产品的品质，也就是不断提升的品牌效应来实现了。”
“我们目前图书的品质应该说是得到了社会认可的。”
“那当然。你们一套书的发行码洋，几乎都超出出版社本版书的几倍甚至十几倍，特别是你历来坚持一种做书的理念，注重教辅品牌的建设和维护，所以没人能否认你麾下产品的质量。”
我研究过他的教辅读物，他有两三个系列的书都是很有品质的，可以说，在这方面他也叫术业有专攻了。不过，我也知道他的弱势在哪儿，只是此刻我要与其探讨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我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引申着自己的用意：“不过，到迈台阶的时期了，我认为，合作伙伴的选择也是影响你产品含金量的重要因素。”
周鹏远认同地点了点头。他心里无疑比谁都清楚，他当前的合作伙伴，虽说比当初要稳定多了，但大多的合作者是一些小的、边缘化的杂牌军，更与教育不沾边。就公众心理来说，哪类出版社出版与其对应的哪类图书，才算得上地道，就像一种身份标识一样，有着“血统”的权威号召力。也正因为如此，周鹏远才在近期的寻求合作者中进行着主动的接触和过滤。他的直觉告诉他，在产品的规划上，他未来一定要在体制内借助更专业的力量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拓展。这不仅仅是个书号来源的问题。虽说他还想不太清楚究竟怎样的合作才是最恰当的，但是，多轮接触下来，他却总感觉到有哪儿不对劲。总之，是无法令他兴奋起来，似乎彼此的需要还是停留在一种旧有形式的拼合上。
我深知他的需求，也留意到了他这种情绪上的困顿，在交谈中便更大胆地指出了“双赢”这一概念的深层次意味，说到了共创性合作的想法。
我说：“这是瞄准未来图谋的出发点。太表面化的一般书号性合作，利益也会是表面化的。从出版的角度讲，非专业性出版社它能够给你提供的需要，也仅限于书号这个层面；而专业性出版社与之相比显然要强多了，但是，若对于合作的意愿仅仅停留在互相利用这一简单商业化利益需求上，这个起点便也低了。人做事是要讲求目的性的，你当前不是要解决‘找饭辙’的问题，而是关心发展，也就是潜力和空间在哪儿对吗？那么，不说多种形式的合作，或者未来可能实现的股份制模式的探索，仅就专业出版本身的角度，一些好的合作伙伴，可能在产品的规划以及产品结构合理性的设计方面，就可以为你提供有益的支持。而且从出版正规化建制以及它的运作规律来讲，好的传统也是经过多少年磨砺并固定了下来的，这些在你未来发展的过程中，也将是十分重要的。”
我不加保留地说着我的看法，周鹏远凝神静听，并不插话。我继续讲：“现在，你置身行业之中，虽然目前国家政策还不允许民营书业以业内人士自居，其身份有着种种尴尬，但是这不可能会是一种永久性的状况。那么在形势快速发展的今天，你的业务体系建设以及人员素质的养成，都不能永远停留在游击队的水平。这些缺陷，从眼前讲虽然还算不上致命伤，但在未来就会制约你的发展。所以，合作的着眼点以及合作伙伴的选择，我认为应该建立在能够共赢同时共进的基础上。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周总，你是否能够认同呢？”
惑 44（2）
周鹏远被我的见解说得颇受启发，他毫不掩饰地说：“林总，你这一席话让我受益匪浅。我其实一直在琢磨这些事，不过就是觉得思路还不能成型。这期间，我还同业内的一些人讨教过，不过，我是第一次听人能这么透彻地分析这个问题。”
周鹏远谈话的兴致这时已被调动起来，他继而友好地说：“林总，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
我说：“别客气。”
他便继续道：“对我的集团而言，目前架构基本上是搭建完成了，但从运行的角度说，一些辅助性的机构或公司，像教育研究院、培训部以及信息技术公司等，都还在培植期，集团的运作可以说依然要靠主业，哦，也就是图书这块来支撑。所以，我对这块的发展也就犹为关注。不过，让我比较焦虑的地方是，想要更快更好地发展，却感到底气不足。你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两点。”我说：“一是人，二是思路。”
我对他讲了书业不同于一般经济领域的某个行业，比如不像快速消费品领域运作方式的特殊性。我说，尽管我们一直讲编辑是杂家，但它是指这一行业的从业者在知识领域和职业素养方面的博闻与识见。所以，不能说其他市场领域的通用人才就可以取而代之。这正对了那句老话———隔行如隔山。所以，当发展越接近于行业规律所要求的高度，对行业专业人才的需求度也就必然越高。在这方面，一是引进，二是对现有人员加强培养。关键是要建立起一种符合专业要求的意识。这显然要费点工夫，可磨刀不误砍柴功，还是要做。
至于思路，我说，自己历来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教育是一个外延最大的领域，想要更快更好地发展，就需要给自己找到更大更广的可发展空间。我分析了他的图书结构，说他在教辅方面已做得相当到家，从品种到规模，甚至做到了比专业出版社还具气势。而且，效益完全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资产的良性度也高。但是，仅靠教辅一条腿金鸡独立，是不是也有点自己锁定自己，显得单一化了呢？我强调这仅仅是针对他而言，假如是面对一些小的文化公司，我就不会给它这样的建议，因为这取决于实力以及发展战略的需要。对他而言，开辟一两个新的可具有成长空间的相关选题领域，这会是有益的，从防范风险的角度计，也是必要的。我点明，我们国家学生对教辅的巨大市场需求，其实仰赖于当前教育体制的特殊现状。抓住这一体制赋予的巨大操作空间，自然不错，但也该给自己加一道保险。说句很私人的话，假如是我，我会调整我的选题结构。
“你说的很有道理。”周鹏远有点兴奋，感慨着：“在今天这样的背景下，谁的想法更成熟，动作更快，命运之神可能就会对谁更加眷顾。”但转而，他又显出了点忧心忡忡，说：“不过，你也知道，民营走到这一步，不管是想法还是操作力，现在都面临着一个关口，或者说是一种考验。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真正懂出版的人能助我一臂之力。”
我点点头，说：“我很理解。正因为这样，我也觉得现在出版社寻求合作的愿望，恰好是一种可以实现你意愿的契机。你可以从这个出发点来确定合作的伙伴和方式。”
在这一刻，我已十分清楚地摸到了周鹏远的脉搏，也清楚自己的话对他构成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还感觉到，他“更上一层楼”的心气和坐稳民营老大位置的祈望和想法。所以，心里自有几分把握，静静等待着他的一种邀约和决断。
果不其然，他随即提出了一个我很乐于接受的提议：“林总，我们今天谈得很投机，我不知道关于合作，你是否有兴趣参与呢？”
我从始至终没有直接地表达过我登门的意图，在一种强弱优劣多种因素参杂的条件下，我知道直接的切入并不一定就有好的谈话效果，所以采取了水到渠成的心理导入方式。此刻，我接过他的话说：“我很乐意。”
惑 44（3）
我们俩会意地一笑。接下来便开始讨论一些具体合作的问题，其中也包含了涉及利弊得失等一些可能性因素及相应的解决对策。在我的心里，我希望无论是与任何人合作，出发点都要建立在充分沟通与共识的基础上。所以我不愿意让缺乏了解而造成的人为偏差，在日后影响到合作的结果。但出于谨慎，我开诚布公地告诉周鹏远，这次接触仅仅能够算做一种个人意向性的会晤，最终的决定还要待我回去商量后再正式答复。
周鹏远表示理解，他略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问了句憋在心里想证实的话：“林总，听说你们社现在由一位副局长坐镇，是吗？”我点头，他接着解释道：“我前些天和出版圈里的一些人吃饭，饭桌上有人提起的。”
我一笑：“已经一年多时间了。”
我们没有沿着这个话题再聊下去，看看时间已不知不觉过了中午，我起身告辞：“不好意思，耽误你吃饭时间了。”
周鹏远做出制止的手势：“我请你吃饭！”
他的诚恳，我能感受到。但想想谈了这么多内容，彼此都需要再消化一下，于是便说：“下次吧。下次若可能，我在苇城请你！”
其实，当周鹏远提到风华社现状，我想我们俩之间都明白，这个合作的达成还有很多环节性的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我，心里既为这次会谈的成效感到满意，同时却也更多出一分悬而不定的担心与不安。越接近结果的真实，我对自己社的事就越拿捏不定，不知事到要劲的时候，又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我心里在想，其中的变数又有谁可以预料呢？
下午，还是按事先想好的，去看望了一直心存敬意的出版界前辈丁先生，然后准备返回。
回程的路上，车子驶过一段拥堵的路面后，司机杨子显出了几分闲逸，他感慨着刚才见丁先生时的印象，说：“丁先生还是老样子，还那么好，一点都没变。”
我也感慨着：“是啊，丁先生一点都没变！”
在圈内，丁先生是个风格独特的人。他是国家老牌部委出版社的社长，也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熟悉的人习惯尊称他“先生”而非官职，是因他身上那种有容乃大的气度，让人非常受感染，也着迷。听说，他的一生中命运也是一波三折，可他心态却始终非常超然。在执掌出版社的近二十年间，治社与治学也都可圈可点，口碑极好。三年前，他退休了，可交班后很快召集起了一些有共同志向的老伙伴们，在几间简陋的屋子里，开始了心仪已久的规范辞书编纂工作。他说，规范现代汉语他有不能推卸的责任，工作的时候无暇专注于此，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初期的一段日子，我曾多次看望过他，每次见到他泰然处之的风范和不苟的工作精神，都给我很大触动。几年下来，这个一头银发的前辈，硬是带着他的特别团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以不休不眠的方式，完成了令人们瞠目的艰巨工程。
这一次，看望丁先生，他把凝结了心血的集大成之作郑重地送到我的手上，上面题写了赠言：“事在人为。共勉。”
告辞时，先生坚持把我送出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