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借好人的力呢？平心而论，我更希望借到的是体制正常运转与监督的力，可这在目前几乎也是一种妄想……
想来想去，还是缺乏更直接的办法。我知道自己此时面对的其实不是哪个人，而是一种权力与利益扭结中套连起的一类势力，所以，个人的力量是很弱小的。没有办法，能依靠的还只能是自己。最实际的做法，是凭借智慧，去一点一点克服，尝试用“曲线救国”的方式，慢慢改善小环境，拯救残局。
我看了看张智，说：“我先约陆成杰认真谈一次吧！”
张智满脸狐疑：“能管用吗？”随后嘀咕了一句：“要是行，早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我无从解释，知道张智说的没错，但不如此又如何呢？
张智走后，我陷入了沉思。想到这些年来风风雨雨的一路艰辛……
大约十来年前，也就是谢社长调风华社之际吧。一切都从那时开始。这个做过老牌出版社副总并当了几年局图书处长的人，一上任就提出了要搞“大教育”的出书理念。他深知风华社存在怎样的欠缺。赴任之前，局长闻汉声也曾明确指示，要改改风华社的门风。大家知道，闻局长曾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风华社老陷在单一做教材教辅的套子里，改点错别字、统一一下体例没什么出息。他说，当年他在文艺社时，第一任社长曾有过一个出色的主张，就是编辑要成为邹韬奋、鲁迅那样的大家，要有学养，不能只是些涂涂抹抹、剪刀加糨糊的文字匠。所以，文艺社多年来业务风气一直很浓，几任社长也都为之努力，最后，社里不仅出了几位小有成就的作家，而且编辑们眼界高了，书自然也就编得有品位了。
谢社长可谓深有同感，他与局长观念不悖。不过，到风华社后，不久就发现这里习惯势力很强，尤其是原班子中个别成员本以为自己能成风华社的一方之主，而局里偏偏另派了大员，心里不舒服，工作中就不免处处抵制。最让谢社长没想到的是，胡威这个由自己最先提拔的年轻室主任，竟也是持老观点的人。这在其后的工作中，让谢社长没少费了周章。
其实，要说胡威记恨谢社长，那是缘于当初局里考察后备干部。谢社长曾说，他思维面有些窄，开拓性不够强，主张再磨练磨练，不急于马上进班子。谁知事后没多久，胡威从局里某人的口中得知了谈话的核心内容，这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那时，钱唯强已从市委机关调出版局当书记，他耳朵里不知灌了些什么，找到谢社长，说局里考虑了各方意见，决定还是让胡威进班子比较好。理由嘛很简单，就是班子中不能都是你谢熙原看着好的人啊。对此，谢社长并没做争辩。他是受五六十年代传统教育出来的人，早在50年代末读高中时就入了党，所以在他看来，组织听自己意见并真实地谈想法那是党性，而服从组织决定也是党性，全为工作，没什么好说的。这之后，胡威顺利地进了班子，不过疙瘩也结下了。
在班子做具体分工时，谢社长的安排让胡威再一次感到了不满。他认为，谢社长分派他主抓发行而我管编辑部，是谢社长对他抱有成见。因此，这又加剧了原有的那点“小过节儿”。此后，谢社长虽跟他私下交换过看法，可最终也没起多大作用。
惑 26（3）
要说分工，此事并非谢社长未经深思熟虑。征求意见时，我不知别人是如何表达自己愿望的，我当时曾明确表态，愿去管发行。我的理由是，编辑部的工作近两年已上路了，不管谁分管，有谢社长把关就不会出现大的偏离。至于教材那是收入最大的一块，也相对稳定。惟有发行，弄好了会有助于编辑工作，而弄得不好则会制衡全局，影响到向市场化发展的意图。我说：“目前社里发行的状况，大家心里都有数，无论架构、格局，还是意识、能力，都存在着相当明显的问题。我们要提高发行人员的素质，去改变一种习惯了的工作思路，特别是重新去架构一个工作平台，我想，由我去做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谢社长听着也默默地点着头，我知道他认同我的分析。只见他笑着，随即说：“班子成员若都这样想问题就好了”。
几天后，当他再次同我交换看法时，不成想，我之前的主动请战被他否定了。
谢社长说：“这两天，我思考再三，分析了你们几位的优劣短长，还是觉得由你分管编辑部最为合适。你也清楚，刘世荣调来不久，对业务不是很熟，再说他是机关出身，协调性可能比你们都强，但攻关怕是魄力不足。胡威在业务方面无疑比刘世荣有优势，他在出版社干了多年，出哪门进哪门都清楚。不过，他的想法比较定型。现在，是编辑部要劲的时期，想要夯实整体规划的基础，恐怕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
我清楚谢社长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仔细想想，头几年爬坡的过程何其艰难，心中自然就会有数。自己刚进风华社那会儿，那叫一种什么状况？不夸张地说，凡有些心气的人，恐怕没谁会想主动到这个社当编辑的。风华社不仅人员的构成七拼八凑，干的事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编辑含量。完全是教育部门给什么出什么，怎么写怎么出，编辑加工就像工厂流水线的一道机械工序，说难听了类同于早期作坊的简单劳动。如此状况，何谈策划选题和独立组稿？当然，好处也很明显。不必操市场销路的心，反正系统发行、学生人手一册，每年四五百万的利润，没有吃饭的压力，而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时至今日，小富即安的惰性不也依然存在吗？
那段日子，对于“大教育”思路，社内反对的声音一直不在少数，只是谢社长也一直坚持。在全社大会上，他曾多次强调：“作为现代出版社，不能没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产品和市场号召力。说到底，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增值，都是要靠品牌影响力，也就是我们的编辑创意与个性化图书逐渐积累出来……”
记得，书记楚牧天也是反复地谈市场意识。他擅长打比方，对大家推心置腹地说：“有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我们以出版精神产品为己任的人来讲，什么是我们的粮草呢？那就是观念和意识。我们的观念、意识若是落后了，早晚有一天，我们现在守着的这块蛋糕，也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和腹中食的。所以，谢社长的主张，我是完全赞同的。我们不能只守着一亩三分地，满足于眼前这点利益。再有，作为出版人，我们还有责任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所以眼睛就不能只盯着鼻子尖底下的这点地方，要思进取！”
应该说，谢社长和楚书记的话，明白人是有所触动。不过，习惯了旧的思维方式，行为能力的改变并没那么容易。我当时还是个普通编辑，但也是第一个在风华社中，脱离了教材教辅轨道尝试独立策划一般图书的人。要说，也是我的运气好，在不满足现状的时候，恰恰遇上了心无旁骛的业务型领导，于是就有了进行尝试和实践的机会与空间。
那两年，我几乎很少有每天睡过四五个小时觉的。从选题策划到组稿、案头加工，再到媒体宣传及市场运作，一个人贯穿全程。让我欣慰的是，最终我没有辜负老社长的期待，也没有辜负自己，算是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在当时，一套领市场风气之先的“十作家随笔”在社会上激起一波涟漪，其后一套作家与教育家连手打造的“作文与阅读书系”又全面走红。凭借纯市场化运作，一套书在短期内为风华社净赚了大几十万，上了全国优秀教育图书畅销书排行榜。这个开端，结束了风华社在历次省市级以上优秀图书评奖中榜上无名的历史，也由此打开了学生课外读物的选题领域。这件事，让许多人受到了触动，由此，固有的观念开始松动。
惑 26（4）
然而，“种自己的地”还是“耕种他人田”的争议，这其间也始终没有断过。胡威一直抱着瞧好戏的心态，一位当时分管生产的副社长，甚至把堆在库房一直无法消化的高价纸，也都一股脑地用在了我做的书上。目的很明确，让我领教不知深浅的下场。
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
虽说，此后社里的情形是好多了，那之后有了像张智、柳枚一些业务骨干的跟进，编辑室也做了重新调整，但谢社长显然仍是不敢掉以轻心。
就听他接着说道：“一种指导思想的确立，能延展一个出版社未来发展的空间。现在，虽然起步了，但也是立足未稳。特别是编辑能力的再造与提高，还要付出很大的心血才行。所以，发行的问题虽然是个裉结，但我不能不在编辑部与发行这两方面，做个先后取舍……”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于是接受了谢社长的安排。
分管编辑部后，我始终不折不扣地延续老社长的思路，着力打造着编辑部的实力。那段日子，工作是愉快的。最可喜的是，坚持与努力使社里呈现出拼搏向上的气象，工作氛围大有改观。而那期间，因“三角支架的稳定性发展构想”得到了谢社长和书记楚牧天的支持，在经营上，我们开始尝试多条腿迈进。其后便有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效益项目的双赢思路的实践，有了借力推进新课标教材立项以分解经济投入压力的选择，有了南华经营部计划的施行……社里的经济效益开始连续翻番，社会效益也逐渐显现出来。最让编辑们开心的是，出门再不会因羞涩而不敢承认自己是风华社的人了，从此也再没听到过“苇城还有一家出教育书的风华社啊”这样的尴尬质疑。
回想这一路走来，一拼就是十来年。不说其中甘苦只有亲历者才能深切感知，仅是当今仍处在爬坡过程中的现实，便人人知晓，这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而，仅仅是因为人的揪扯和利益权衡，风华社就再一次面临着考验。
想想，若近年来风华社没创造过那么瞩目的经济效益，没成为让人眼红的一块肥肉，那么，还会有今天班子调整中煞费苦心的一劫吗？还会有热衷于乱中取利的事情发生吗？然而，假若不是当初，我想，今天风华社恐怕连几年前的那度辉煌也难有吧。
说到底，事业重不重要，在一些官员心里，关键取决于欲而非取决于理。事情往往就那么难以说清，体制下造就的强悍的个人权力使一切都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而权威者的风范，规定了事物的走向和轨迹。识时务的人自是看得明白，中国人几千年来心理上本就畏惧权威，大众与民意有时并不像说的那么有力量。那么，即使有人不赞同当下的某种做法，却也不会站出来找不自在，更何况还有小人作祟呢！
看看原本不足为道的一些瞎胡闹，居然就有了一种摧毁一切既定努力的力量，我知道，眼前的麻烦虽说很小，但历次的经验也早暗喻了，想要逆转并非易事。因为小事其实不小！
我困惑，后面究竟会怎么样呢？
惑 27（1）
2003…3…22（周六） 理想主义者的哀默
近日来，我越来越对周末感到有种依恋了。在这时我才能感到自己还属于自己，能把一周的压力暂且放一下，让自己稍微喘口气。
已经有好几年没纯粹为自己过活了，惯性的驱使和做事过于投入的个性，使我忘了自己也有权利享受一种松弛、散漫的日子，以至纯天性的部分被挤压、缩裹得紧紧的，不知如何张扬。持续的专注导致慢慢累积着疲惫，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大的耐受力，还有多强的精神能源可供撑持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今天给自己放假，懒懒散散地休息一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就这样为自己盘算着。可能是因为想到了乌托邦，于是脑子里划过了“理想主义者”一词。这个词曾经无比地辉煌，可现如今却让我有种久违了的感慨。思绪顺着这一点漫延下去，想到了理想主义者的激情，想到了它感人的强悍，然而，在那巨大的光环之下，理想主义者的脆弱是否有人关注过呢，还是根本就没人肯于正视？
躺在床上，脑子忽然闪现出一个很久以前曾对我有过重要影响的人———汤姆叔。
时间闪回到70年代末期———
军营绿色的视野，一切如同往常。我借军医学校最后一个假期回部队，想看看我离开了近两年的医院，看看我想见的人。从外面回来，感觉还是有点新鲜，穿越大操场时，我不经意地便把目光投向后勤部右前侧那片小杨树林。正值夕阳唯美的时刻，那片幼林沐浴着一抹金色，带着一种特别的生气。我被那炫目的光与色吸引了，也就在同时，我还看到一个同样披着光影的人的侧影。那人独自徜徉在小树林中，仅那特有的额头和棱角分明的剪影，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汤姆叔”。
我远远地站定，就那么看着他……
汤姆叔直至离休前，一直是师后勤部的副政委。认识他是多年前的一次偶然。那年月，大家都在学哲学，我的一篇读书笔记被选中代表医院参加师里的汇报交流会，稿子被指定交政治部理论组。奇怪的是，这次理论组的组长不是政治部的领导，而是一个刚刚从某处调回的后勤部副政委陈墨达。我到底是少不经事，没想那么多，当一个年轻的干事指指点点地说我的稿子需要如何如何改的时候，我有些不服气，认为那种理解有偏差，不是我的感受，于是径直去找组长陈副政委评说。
陈副政委在一间简单的办公室里正伏案写着什么，桌上堆着一些文件资料类的东西，散散落落的，使陈设显得颇有些临时感。我走进去，径直站在了他的办公桌前。他抬起头时有点惊异，好像没想到会有人出现在这里。
我很冲，说明了来意。他几乎是审视般地看了我许久，我觉得这人有点令人敬畏，或许是表情不那么柔和的缘故，也或许是他眉头间那两道明显的竖纹，一看就知道习惯皱眉头，还有他的嘴部线条似乎也太显个性了。这些都使我感到有点发怵，说不出究竟是什么竟让我一时间张不开嘴。
陈副政委这时低下头迅速地看了一遍我递过去的稿子，然后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好像是面对着一位主考官，心里有点乱，因为原本就知之甚少，那年代学哲学，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囫囵吞枣，我由于受爸爸的影响还算多看过几本书，但也经不住正式的考问。他没对我的回答做什么评价，只是在某一刻我似乎觉得他的表情有过那么一瞬的柔和，但我不敢确定。之后他在我的稿子上改动了几处，并删去了一些带感性色彩的句子，递还给我。我正正规规地向他敬了个军礼，然后转身出去。
回到理论组后，我把稿子交给宣传科的邢科长，他看过后没说什么，但刚才指点江山的那位干事却不屑地甩了一句：“那老家伙改的东西也作数？”
我一脸疑惑，在部队，上下等级是十分严明的，这位年轻的干事如此不敬，让人觉出了些不一般。邢科长示意我可以把稿子留下，然后送我出门。后来，我才得知，陈副政委曾被隔离审查和劳动改造了好些年，在50年代他就是师宣传科的科长，现在的师政治部主任还是他当年的部下。不久前，他刚被解禁回来，安排在后勤部当一个不疼不痒的副政委。听说，他原是军里有名的笔杆子，而遭审查的直接原因，是因他一篇影响很大的散文，说是有为什么人鼓吹和翻案之嫌，还有不健康的小资情调等等。
惑 27（2）
不管是什么，我直觉对他有种好感。也许是他的气质在许多人身上是见不到的吧，也许还由于他的才气或是被当下人们认定为有罪的那点“小资情调”。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