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呢？我企盼一种阳光下的交锋，我希望大家有个起码的共事基础。
显然，这样的想法是太一厢情愿了。民主生活会后，情势并未因“交心”而有丝毫好转，倒是我的境遇一日日有了恶化的趋势。我弄不懂天翻地覆的恶搞究竟因何变得如此强势，但心里却愈益明白，自己不能再那样“较死理”了。因为，如此的坚持，其结果只能是事情的阻力越来越大。
于是，我沉默。我告诉自己，退一步海阔天空。既然自己不想所有的事情都在一场没有规则的混战中消耗了全部的元气，那么让紧张的气氛先松弛下来，滋事的人失去了“对手”，较劲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大半年的时间里，我不再对任何事发表看法，也从不提任何要求，甚至连出差的事也不主动安排。我记得，陆成杰有一次曾不无深意地说过“出门也是一种待遇”。既然连这也都成了“待遇”问题，我又何必出门凑热闹？一段时间下来，虽说大的环境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观，但锱铢必较的气氛毕竟稍稍有所缓和了……
回味这一幕，自己真不知该对未来抱何种期待，心中一片茫然。
惑 16（1）
2003…3…12 一线阳光也温暖
上班时间不长，编辑学会秘书长小韩打来电话。她说那天给局里打的《请示报告》，局办公室已给予答复。局里要求提供具体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书和确切的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并问某某领导是否到会。
我知道她说的是中国编辑学会函商来苇开会，申请部分资金支持的事。我说：“把两位副会长一起叫到我办公室来吧，咱们商量一下。正好近期要搞的青年编辑案头加工竞赛和书评评比的事也要碰一下，咱们分一下工，然后分头去落实。”
说话时间不长，学会的三个人便从各自的社里聚到了我的办公室。
在一个大楼上班就有这点好处，总算见缝插针还能做点额外的事。我们几个人都是兼职，小韩是文艺社的总编室主任，陈名晖是人民社的副总编辑，张成是唯一从上届连任学会工作的元老，在科技社任美编室主任。我们几个都在一线干着，心里都清楚各社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但学会工作的宗旨是“干活不越位，帮忙不添乱”，所以，做些基础性的工作便成了我们的共识。说到底又是几个“占着茅坑不拉屎”就心里不落忍的人聚到了一起，所以年初研究工作时就定下了全年要完成的几件事。上面说到的那两件，是上半年需要落实完成的，前些天我们已着手准备，我希望趁中国编辑学会开会之前把竞赛搞了。
待三人坐定，我让小韩先把局里电话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了一遍，大家面露难色，觉得上次把该说的都写在报告里了，剩下的事又不取决于我们，怎么去落实呢？不就是钱的问题嘛！我说：“这件事我们不讨论。既然局里有要求，我们想办法去做就是了。”然后，我请小韩牵头与版协联系，一起将上次呈报的方案细化，包括落实开会地点、住宿标准、会议室租借费用以及租车费用等等与预案有关的事宜。又请张成负责与中国编辑学会联系，落实参会代表的人数、名单及相关事项，毕竟张成作为老人儿，熟悉，有联系的便利。
之后，我们开始商量学会自己的事，大家先将陈名晖提交的竞赛试卷做了分析，他在这方面有天分，主要是他属那种知识积累型的人，不但心细，而且有见解。我们提了些修改意见，比如要着眼基础性、通用性，要兼顾各类编辑的常识和工作规范等等，然后又对竞赛的规定、要求、各单位参赛代表人数、竞赛时间、地点等做了具体安排。总的想法是想通过这次竞赛，促进新编辑业务学习的风气，也为各单位苦于这两年新编辑较多又缺乏基础培训能力，做点辅助性工作。不管怎么讲，做不了大事，尽己所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吧。
小韩还带来了好消息，她说：“我们发通知时，注明竞赛后要公布单位和个人名次，不少社都很当回事，一再打听试卷的内容、范围，张成他们社的总编还亲自布置参赛人选的事。看来，我们搞这个活动，大家挺欢迎的。”
我也讲了与此相关的一件事：“今早我也接到了一家局外社的电话，那位社长说他们为此在社里还搞了一次选拔。”
几个人就为这点事便兴奋了半天。想想真有意思，一点微不足道的响应，竟让人如此开心。看来事情不管大小，只要能顺利推动、能有意义，便是大家的所求了。最后，我对书评评比的事也提了个想法，说请版协协助推荐评委，事情做周全些，我们几个辛苦点，工作穿插着进行。大家没有异义，就由小韩去具体落实。
会顺顺利利地开完了，商量好两天内把准备工作落实到位。
中午随便吃了几块饼干和巧克力，给自己冲了杯爱尔兰速溶咖啡，然后坐下来看看报纸。近段时间来，随着两会的召开，有不少关于经济领域改革和政体改革的观点性文章与理论交锋很是吸引我，感觉得到国家越来越务实的风格了。我很喜欢看的一份报纸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其“新视点”栏目常有一些精彩的内容，这是其他同类报纸少能做得如此个性鲜明的。总之，大环境在变得明朗和活泛起来，刺激出不少想法和思考的快感。只是反观出版界，仍能觉出一种反差，这让我也始终有卸不去的沉重。
惑 16（2）
毛病究竟出在哪儿呢……
看着，想着，电话铃响起来了，竟吓了我一跳。没料到清静的时候，声音是那么夸张，像被放大了一样。神经一下紧张起来，顺手抓起了电话，好在听筒里传来的是远野熟悉的声音：“嗨，大女孩，你好吗？”
“哦，还好。你吓了我一跳。”
“想事呐？”
“是啊，刚才看了几篇文章，在想出版改革下一步可能要面临现实的考验了……”
“喂，林黎，”远野正儿巴经地称着我的名字打断我的话：“你能不能歇一会儿啊！我看你都快得强迫症了。先告诉我你吃饭没有？”
“吃过了。”
“又是凑合的对吧？难得今天打电话你办公室没人，我得跟你谈个严肃的话题。”
“干吗那么正经？”
“不正经不行啊。前些天我去看你，就发现你疲惫得不行，这哪像我当初认识的大女孩了？你现在一点私人的空间都没有，逃避着感性的生活，把自己压缩在唯一的工作状态中，你知道，你可不是铁打的啊！原本那么讲情调的一个人，现在却过着一种那么不讲情调的日子，我不说你应不应该，但是，你至少应该多爱自己一点。上午点点跟我通电话，还讲到你的身体让她担心，她说临走前的一天早上，她还睡着，突然听到一声震响，一下把她从睡眠中惊醒了。发现你晕倒摔在了床前，把她吓坏了。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原本免疫力就比正常人低很多，可天天熬夜，中午还不歇会儿，这怎么行呢！”
“别听点点乱说，没那么严重。”我笑着敷衍道：“那天晕倒，估计是因体位性低血压造成的。你忘了我是学医的？我对自己有数。”
“别跟我打马虎眼，我现在得给你下命令了。你要再这么不懂得照顾自己，我也就绝不再给你自由，一定要接管你！”
“干吗———”我开始耍赖，其实，我也只有这样才能回避他敏感的话头。我说：“好了，听你们的就是了。”
远野到底是一个让我没法拒绝或疏远的人，他总是这么地温存，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达，都是极其让我舒服的。他掉转了话头，说：“我刚给你寄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马克·吐温的侄女简·韦伯斯特的《长腿叔叔》。这个女人很有意思，继承了她叔叔吐温的幽默，写一个孤儿院长大的女孩，却写得极其阳光，不像《简·爱》那么沉重。还有一本《我的野生动物朋友》，是一个出生在非洲的法国小女孩蒂皮的故事，其中一百多幅和动物在一起的照片很特别，内容也好看。我想，你最近得看点这类温馨感人的孩子类的书了，换换脑子。”
“让我返老还童是吗？”我不禁笑了起来。
“当然，还有凌志军等人的书。我知道你对这些感兴趣，正好去书店买书给你带了。不过，先看前面介绍的那两本，这是你目前最好的神经调节剂。记住了吗？”
“遵命，Uncle！”我以点点的口气回应着他。
远野说到凌志军，这的确是我非常喜欢和关注的一个作者，为这点我就高兴。凌志军的《交锋》、《沉浮》和《历史不再徘徊》我都看过，他对现实与历史的记录和思考，让我很是佩服，也欣赏他的独立意识和犀利的眼光。现在，远野又寄来了《变化》，我忽然觉得自己拥有同一作者的书实在是不少，好在还喜欢，也就不觉得是负担了。想想，家里的书柜齐刷刷占据一面墙，顶天立地，但还是不够用，现在连阳台也架上了书橱，更不要说床头和书桌上了。眼见着家居空间日益窘迫，我一直告诫自己，能不买的就不要买了，但是一当看到想要的却还是忍不住。为了这不断膨胀的嗜好，自己不得已相继处理掉了一批版本不太好的书，同时又在家里摆放了几只大纸箱，怪异地与其他家具分享着地盘。
唉，快乐的无奈！我自言自语地为自己解嘲。
说起书，自然就想到了近期在读的樊纲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觉得经济学界热闹非凡，只是有些东西自己一下还不能全消化得了。
惑 16（3）
远野说起了更早一些时候出版的何清涟的那本《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我觉得那称得上是具有个性和思想的，远野认同。
想想近年来思想界和文化界渗透出的气息，觉得理性在人们心中逐渐复苏着，这种气象显然是好事。因为不管怎么说，只有表达的环境宽松了，各种见解都能得以发表，这才会让社会逐渐呈现出一种正常，进而在现实意义上获得一种合理改变的可能。
……
闲聊了后半个中午，让我轻松了不少，萦绕于心的烦恼也暂时烟消云散了。
惑 17（1）
彤非一口气连续读了林黎的五篇日记，这一部分让彤非感到林黎确有一种心理调整的味道。她觉得还真不易，照说那么多的现实压力，更有着一种与其置身氛围格格不入的追求和价值取向，她替林黎感慨，但同时也一肚子愤懑。
要说林黎太拿棒槌当针（真）了，可她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事情就该讲出个理来。她的个性也就如此，干不出“含着冰凌吐不出水”的事。要让她去装糊涂或玩小女人的那一套，还不如趁早把她杀了。她的刚与柔充斥于生活的不同层面，在理性意义上她就是拿不得甜甜腻腻的酸相。彤非知道林黎有多心疼这些年费尽心思搞起来的风华社被人糟践，这让她不禁想到曾看过一篇记载中共党史的文章，里面讲到根据地让“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搞得几乎丧失殆尽，彭老总气愤地大骂了一句：“崽卖爷田不心疼！”彤非想，林黎当时的心情恐怕也正如此吧，不然她何要在所有局党委主要成员参加的“民主生活会”上，去谈什么刺激性的四大“为什么”。也难怪领导不待见，在林黎所举事实面前，不知有多少人心里不舒服，更不要说其中就有某些“冒号”的不便示人的图谋。这年月猜不准的心思太多了！
彤非想到这儿，也就不免又想到了林叔叔。这爷俩那叫紧随，原本路走得好好的，可路突然改了辙，走路的人却相信自己判断的方向，不肯屈从，竟至全身扎满荆棘。她想到了林叔叔工作的最后那段岁月。
林叔叔自调野战部队后，最初的几年应该说还是比较顺当的。他的才华自不必说，能力也有目共睹。70年代中后期，部队重提军事技术，北京军区组织了师以上干部的军事考核，林叔叔力拔头筹。要说军事理论当仁不让算不得什么，因为科班出身，又在院校教了多年的书，可实战模拟他也技压群芳。早年在军首长身边练就了深厚功力，再加之“干什么像什么”的一贯风格，就是在荒废一切的年代，他也从没扔下过自己的本行。所以，重操起旧业，那也就游刃有余。
平日里，他对部队要求很高。下属是颇为敬畏他，但对他的为人和处事风范却又交口称赞。那些年，部队常搞野外拉练，一出去就个把月。一天行军百十里，虽说首长们都有车坐，但那时的装备所限也有后勤保障跟不上的时候。当遇压力大时，林叔叔必是身先士卒，常会把自己的车让出来，然后跟着机关的干部、战士们徒步行军。那种时候，他还会讲些战争年代的笑话活跃气氛，消除部队的疲劳。记得在林黎家听到的一则，彤非就觉得非常好玩。那是林叔叔年轻时身边发生的事，说是战争年代，一次部队执行穿插任务，经过了长途跋涉后，准备打尖，埋锅造饭。军部设在一个村子里，警卫班的战士急着去取饭，却发现盛饭的盆不够大。一个机灵鬼看到老乡院里有个合适的瓦盆，抄起来便向外跑，嘴里还冲着房东的屋喊：“老乡，你院里的盆我借用一下！”老乡急着追出来，喊道：“同志，同志，那是尿盆———”小战士没听清，边跑还边回应着：“我还没用呢，你就说要盆……”
疲劳的时候，这段子无疑是会使人放怀一笑的，可谓望梅止渴吧。
后来，黎阿姨听说林叔叔组织演习常废寝忘食，野外拉练又很少坐车，不免心疼，说：“也好几十岁的人了，还逞那强干吗，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可林叔叔说：“这些年部队耽误得够呛，装备落后了，军事技术和作战能力也下降很多，我看着着急呀……”
在林叔叔身边工作的人，都了解他的玩命劲。彤非常听住院的干部战士说起部队训练和演习中的一些事。那时，她已调回苇城，就在林叔叔师里的医院当护士。他们说，林叔叔对指挥员一向要求特别严格，在演习中，他对计划的制定、指挥员组织实施的能力以及协同意识相当看重，出现了问题也毫不留情面。人们说，那种时候他可狠了，自己不眠不休却有着鹰一般敏锐的眼力，完全是实战性要求，所以指挥机关的人都是加着十倍的小心。不过，人们又说，林叔叔平日对下属是特别好，从没有架子，就连跟过林叔叔的司机、警卫员，也都说和跟别的首长不一样。关于这点，彤非心里其实比谁都更了解。她知道，多少年下来，司机、警卫员中有几个至今都跟林黎家保持着亲密关系，不仅平常有电话，逢年过节也总能在家里见到他们的身影。有的还一直管黎阿姨叫妈妈，他们的孩子更是多年来自然地喊林叔叔和阿姨“爷爷、奶奶”，走得跟家里人似的。
惑 17（2）
然而，让彤非感慨的是，林叔叔为人无可挑剔，但毕竟太君子了，他身上的那种气质也得罪人，愣是让某些人看不惯。
“文革”结束后，部队在地方“支左”的人相继回了原岗位，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军政首长一下子多出了好几位，还有一时不好安排合适职务又放不下在地方端惯了架子的。于是，就不断地整出点故事来。林叔叔身为外来者，首当其冲成了这样一些人的主攻对象。在他们眼里，林叔叔虽然有两把刷子，但这儿可不是他的老部队，岂容鸠占鹊巢？另一层因素是，林叔叔单枪匹马的，却又不擅长搞关系，酒喝不了多少，烟更不沾，总之不是一路人。最关键的是，他们从一些迹象中还慢慢品出了味道，那就是林叔叔不说犯傻也是迂，他以为现在的部队还能跟当年似的，孰不知过命的交情没地儿找了，人与人之间岂能不生嫌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