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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会开始了，方敏作为会议主持最先讲话。她常规性地阐述了意图后，强调各社近期的不稳定影响了局里的正常工作，因此，局党委要求班子成员认真查找一下自身原因。还说，今天主要领导都在场，希望大家敞开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毕竟是党内民主生活会，不必顾虑，可以畅所欲言。
惑 15（2）
会议室受刚才气氛的影响，出现了短暂的冷场。陆成杰作为局领导加社长的双重身份，自然不能任这样的冷场延续下去。他首先打破沉默，环顾一下四周，眼睛最终朝向钱唯强，笑着说：“书记，风华社一直是不错的。从年初调整班子以来，大家都在挺用心地工作。这些局里也都了解的。”他尽量缓和着气氛，然后，把目光收回到社里的一班人身上，示意韦建超带个头。
韦建超用眼睛看了看我，我摇了下头，说：“我最后讲。”他只好先开场了。
韦建超微蹙着眉，一脸苦瓜菜的表情：“我到风华社的时间不长，这几个月就觉得这儿的情况比想象中复杂。当然，我作为社党委书记，工作不到位。特别要说的是，社里的党建工作没有开展起来，在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上，我没尽到责。”
他眼巴巴地瞧着钱唯强，像是在对他一个人做检讨。
我不想观看这一幕，知道他指的是钱大少入党的事，目光移回到眼前的桌面上，随手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
在韦建超发完言之后，刘世荣、胡威也不疼不痒地说了些。最可笑的是，刘世荣还装模作样地拿着笔记本念了点什么数字，一副惺惺作态的谄媚相。不同的倒是新上任的副社长马亮，他一门心思地说着自己刚接手的发行部门存在的问题以及工作设想，大有亮相的披荆斩棘之势。
轮到我发言了，早憋了一肚子的话，不想文过饰非。于是开诚布公地谈了四方面问题。
我说：“这段时间来，我的困惑很多。局里召集这次生活会，我很期待，一直就想有这么一个机会，来交换一下对问题的看法。其一，纯粹对企业生存发展有利的事，何以非要毁之而后快？其二，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的行为是应遵循市场规则，还是该因人废事？其三，究竟什么是生产力？其四，何为公正、公平与公开？”
要说这几方面的问题我直言陈说，那是有原由的，而且非说不可。
我先讲了南华经营部的事。因为，那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不仅动静大，结果也叫超乎常理。起因是1999年底教育部下达了“减负”令后，课本限价、限成本、限利润率随之而来，这对一贯指靠教材教辅吃饭的风华社来说，构成了直接的利润冲击。风暴来临之前的头两年，我们虽对选题结构早做了预防性调整，但是，“吃天饭”与“自己刨食”这两大块图书的比例构成，仍是主次悬殊，系统发行以外的市场化份额依然有限。为了保证完成教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个政治任务，自主项目及一般图书的总量与政策性的教材教辅比例，份额不足3∶7。因此，不具地缘优势的我们，也没有人口大省遇上风风雨雨不算什么的底气。从相对意义和绝对意义上都叫损失惨重。为了控制利润急速下滑的趋势，老社长谢熙原要求大家积极想办法，并通过与各方协商的努力，也实现了一些应急性补救。但他心里清楚，这种急救是不能解长久危困的，所以，他也一直忧心忡忡。就在那段日子里，谢社长愣是给急出了一场病，可挂着吊瓶却也没舍得喘口气。
我考虑再三，随后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南方发达省份建立一个分支机构，开设一个自己的窗口。我的基本想法是借用教育大省人才及市场的资源，为自己扩张市场地域。我说了三个有利因素，即方便组织教育大省的优秀教辅作者队伍，开发高品质教辅，为我所用；可以形成一个窗口，让社内图书在当地全面上架，扩大我社图书在江南的影响力；再就是可借此开拓整个南方市场，由原点向周边辐射，逐步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市场营销网络。
老社长觉得这个主意思路不错，只是存在难度。因为，苇城的管理体制有其特殊性，那就是不能自主决定投资或创办社外机构。所以，他提出了原则性意见，说：“可在南华市建立一个纯粹隶属性质的经营部，经理可从当地人中选，但必须接受社里的直接管理。不许独立行事，不搞松散式结合。”由此，2001年初，经营部正式运作。
惑 15（3）
为了业务的顺利启动，社里先期注入5万元用于注册和购置简单的办公用品，而后在项目落实的情况下，又借给经营部20万元启动资金。条件是首期回款后，立即偿付包括5万元投资在内的全部预注资金。一年下来，经营部创效百余万，发货码洋近千万元，而且，借助项目初步搭建起了周边县市的网络平台，也促成了社内图书在当地的着陆。可以说，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为此，当地省新闻出版局十分诧异，说没想到你们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干成了这件事，不容易。毕竟，有我们这种想法的出版社并非一家，有的甚至是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大社，但最终做到合法化注册并实现有效经营的却唯此一份。这让当地出版管理部门不得不惋惜地表态：“既然注册了，那就好好干吧。”然而，不成想，“逐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我们没在市场割据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却在自己的人事纠葛中自毁了基业。我想不通，经营部的成效且不说该如何评价，仅这种外向型发展的思路是否有误呢？
在新班子公布之初，胡威一度曾为此闹得很凶。他说经营部成立有违上级要求，雇用社外人任经理更是变相的利益转移。在向上的反映中，还说经营部冲击了社里在南华市的销售份额。刘世荣旁敲侧击，也没少花工夫。他知道，这次班子格局变化给自己带来了好处，他不想让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自己头上。所以这个一向与胡威不和的人，便也暗中使劲，推波助澜。
对于胡威的发难，我心里其实并不觉太出意料。毕竟，他的想法我还是揣摩得清楚的。在代管发行的两三年间，图书销售业绩的不理想，他的信任度在领导心里已大打折扣。他知道，自己找出这个由头说事，虽非站得住脚，但也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需要一个缓冲。稍了解点内情的人，都明了经营部的运作并无任何暗箱操作的地方，老社长自始至终跟班子都是坦言相告。若说经营部干扰了发行科在南华市的销售业绩，那就更说不通了。多年来，我社根本就打不进南华市场，那里的年销售码洋不过区区几十万，像撒下的芝麻完全见不着东西，所以更说不上影响了。相反，正是经营部的出现，让社会上一些人开始关注起了苇城教育社出版的图书。
只是事情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让胡威想借此发泄怒气的还另有原因。那就是一个曾在社里与其有过节儿的人，辞职后干出了点名堂。而想当初，胡威在社里接手发行虽非本意，却也是雄心勃勃。不曾想，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愣是“拿”走了被他视为囊中之物的市场，这让他既窝火又没面子。眼见着两年来对方是越做越大，自己却被逼入了墙角，怎么想都咽不下这口气。恰巧南华经营部的经理人选是该人引荐的。两两相加，他觉自己倒霉不能说不与那人有关。既然撞到了枪口上，若不还以颜色岂不真拿老虎当病猫？胡威要借此报一箭之仇，已经管不了是否殃及池鱼了。
当然，这些还都是外部因素。胡威最难下咽的其实是当前内部的格局危机。胡威心里清楚，在新一轮的班子权力分布中，刘世荣的教材部已成了独立王国，自己的地盘则越变越小，分管的部门只剩下教辅编辑室了。他虽然知道后面的角逐我已不是最大对手，但只有让我日趋势微，他才能在新的格局中稳住阵脚。这段时间来，接手发行的马亮冲劲十足，一上来就把发行多年沉积的问题暴露于人前，这让胡威十分被动。他此时挑出经营部说事，最直接的目的，是想避开人们对焦点问题的矛头所向。借着理顺管理渠道的因由，他是想送马亮一个人情，目的在于让马亮不要再火上浇油。因为他明白，折腾的后果，有可能是把经营部的隶属由我分管划归到马亮麾下。那么，这就成了一举两得之势，既削弱了我，也稳住了马亮，如此一来，后面就有自己周旋的空间了。
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还是打得不够精。刘世荣这次之所以能和他站在一条线上，其实还有一层因素，那就是吴友道的幕后操纵。刘世荣本是与谁都不交心的人，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做取我代之成为风华社决策人的梦。吴友道和我很较劲，虽然我一直都没弄清直接的疙瘩结在哪儿，但刘世荣却看得明白，班子任命能像变戏法似的出现了乾坤颠倒的戏剧性变化，压我的势头是再明显不过了。所以，借力发功是最能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他私下和吴友道牵起了手，吴友道也自然需要班子里有人能与之配合，于是一个攻守同盟就建立起来了。
惑 15（4）
在刘世荣暗自等待机会的时候，是胡威不依不饶闹了起来，让刘世荣眼睛开始泛光，心中暗喜。他觉得，胡威正是自己可借上劲的一杆枪。
恰逢其时，新班子任命在局内弄得传言四起，钱唯强正为此承受着各种议论的烦扰，他显然也需要一个卸劲儿的口实，以给外界一种之前改变任命的堂而皇之的暗示。所以，像抓着了一件有什么隐情的大事一样，他授意陆成杰要认真对待。
这样，社里便开始派人反复查账，一时间好像南华经营部真的造成了混乱，也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审计的结果并不是他们想象和推断的那样。相反，经营部管理完善，运转良好。这时，陆成杰感到面子有些难看，但已骑虎难下。
最为查账结果感到高兴的，自然是马亮了。他正愁南方的半壁江山无从下手，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恰可解后劲之忧。他如实地将经营部的情况向班子做了陈述，并力主解冻经营部，同时也提出把经营部划归发行管理的建议。书记韦建超初来乍到，对风华社这班人的心思还摸不太准，对分工自是没什么意见，只是出于对事理的判断，他对解冻经营部也持赞同态度。陆成杰在这样的情势下，做出了召经营部负责人前来述职的决定。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几经拉锯后，交易的力量还是成为主导，经营部最终还是被关闭掉了。
谁是大赢家已是不言而喻了。陆成杰正是在那次之后，说了“打乱仗必然打败仗”的话。不过，在宣布经营部关闭的班子会上，他的态度也算强硬，说风华社书号值钱，若一个卖4万元，纯效益都该是现在的一倍，更不要说经营部区区百十万的利润还没有进到社里的账上，这种麻烦大于收益的买卖不做也罢。我知道，他面对来自于上方的压力，权衡利弊是在所难免的。可就因为这样，一个好端端的战略性安排愣是给掐死了。
我不理解，权力角斗的胜负就真比企业的发展更重要吗？
一个更令人没想到的事是，半年后，马亮由于一心想做出个样来，气势夺人，竟最先从班子中被剔除了。局里以改造印刷企业为名调他前去“帮忙”，发行重又回到了胡威的手上。这件事使全社上下都更加看清了一个事实：出版社绝非国家资产，而地地道道是某人的私家园子。因为，在这件事上，有点脑子的人就不难想到，假如他上任后一直以外行的身份糊弄着干，他也就不会遭此一劫。至少，以后要挪窝的话，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挂起来。因为，钱唯强之所以能在突然翻车的班子中，把他这个多少年做一般人事工作而毫无业务经历的人提起来当副社长，其实就是要为后面安排自己的儿子预留一个职位。大少什么都不懂，在风华社搞发行是可钻的一个空子，毕竟风华社目前还不同于那些完全靠市场挣饭吃的出版社，政策性效益还是大头儿，所以滥竽充数也还混得过去。可马亮不管不顾非要逞能，钱唯强能坐视不理吗？他不能看着马亮成了气候再下手，所以，快刀斩乱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些当然是后话了。当时，在生活会上，我说的不理解，是指作为不足千万人口的城市，你不向外发展而守着现有的底盘打转转，能有多大出息？在市场化一步步紧逼的形势下，心中无数、不早作打算，又如何能保得住今天还在享受着的“成果”？至于是非不明的情况下毁掉了一个有发展前景的战略安排是否理智呢？
我说：“我们的做法，并不算开先河，只是我们起步也算不晚，以至还有一拼。事实上从今天的发展大势看，整个出版业的‘南下北上’已成如火如荼之势，不说当初有先见之明，但南华经营部是否该算是一手漂亮的棋呢？”
我的话说得较直，在座的各位自然是感想各异。有关联的不好驳我能讲在大面上的理，而无关联的碍于情势复杂也不好作任何说法。其间没人插嘴，都在掂量我后面是否还有其他什么重磅炮弹。
我接着说到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企业的经营是不该闹个人意气的。出版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遵循党和国家的要求是必须的，但是，在具体经营中，企业也必须要考虑自身最终能否成为社会肌体的一个活性细胞。”我列举了几个精心培育的项目和预期的市场利益丢失的事例，这其中有班子成员因个人恩怨而无视合同，无端造成数万册图书库存积压的事；也有因“功不在己，宁愿毁之”的偏私与计较，搅局而失去每年百十万唾手可得利润的事；还有借力开发的英语新教材，因同样的理由，最终合作方不愿再与之为伍，因此造成成果移送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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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了上面的桩桩件件，我说到了何为生产力的问题。这个喊了多年的口号，到如今却成了最令人困惑的观念问题了。我说：“我承认人际关系是生产力，但是当人际关系成了‘第一生产力’，那经济规律又算什么呢？”结合着实际发生的事我表达着一种心愿，希望这个日益使人困惑的问题能够进行正面的沟通与探讨。我认为，干事是需要环境保障的，虽说小人物管不了太大范围的事，但营造一个小环境总该是能做到的吧。
关于公正、公平、公开的问题，这也绕不过去。新班子上任伊始陆成杰大加强调，然而，它现在也成了一个十足的不折不扣的口号。群众对此反映很大，但敢怒不敢言，看着人、财、物的调配成了一种唯亲、唯近、唯我的驾驭手法，大笔的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排场和气势都做足了，可人的心气却也衰落了。我觉得，班子该好好反省一下自身。我说这话的时候，脑子里始终萦绕着张智曾提出的质疑：“当制衡的意识强于了民意何谈公正，当规定成为因人而异的取舍标准何谈公平，当所有事情暗箱操作、偏听偏信时又何谈公开？！”我有着一种担心。
生活会上的发言我想是让领导们感到受刺激了。发言后，几位上司不像往日那样愿意表态。不过，我问心无愧，说的也都是心里话。我总觉得，在一个小小的单位若都弄得像庸俗化了的官场一样的话，那么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呢？我企盼一种阳光下的交锋，我希望大家有个起码的共事基础。
显然，这样的想法是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