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屉柜里、爸爸的床头，读的年代已早，十来岁开始的吧。后来我一看这样的书就头痛，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它时时跳出来，带着冷笑嘲弄我，让我对自己产生怀疑。
第二类书像爸爸。你说他旧，他也有爱情；你说他新，他没有爱情的新的手段。他再旧，立场却不动摇。它的结局总是坏人死，好人活，姑娘有人爱。这类老师指定的要考试的读物，它从某种意义上阻碍扼杀了我放纵和大胆的思想。
第三类书像妈妈。她啰哩啰嗦，不厌其烦，要相夫教子，要勤奋好学，要学会做人，把男人的心理摸透。
第四类书像哥哥。像隔壁邻居的哥哥，他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我要制造炸弹，我要做老大，我想说太阳从西边上来，我就要说太阳从西边上来。
还有一类书就像我自己。不专一要求别人专一，不上进假冒上进，不深沉故作深沉，不漂亮自夸漂亮，无病呻吟。我见到它的时候大吃一惊，天哪！这不是我自己吗？我的故事、我的语言、我的姿态、我的屁股和我的眼泪吗？
另有一类就不那么好形容了。它虎视眈眈盯着我，审视我，嘲笑我，挖掘我，教我害臊，帮我引路；它离我很远，它洞察一切。我小时候偷铅笔、来月经时胆战心惊；我偷看男生，它都知道但它不指名道姓；它给我留着面子，我不能对它反感。因此，我常常拜访它，听它的教诲、批评和嘲笑，好在它不发出声来。好吧，老实说吧，它就是《平凡的世界》。
我十七岁的时候从广播里听到一位作家的名字，得知他妻离子散，重病缠身。我很想把麦子割完了就去找他，帮他洗衣服，为他蒸馒头，说我崇拜他。但最终麦子割了，要种棉花，棉花栽下去要学缝纫了，缝纫学完就想去打工，这事就耽误下来。有几次想鼓足勇气第二天动身，但没有路费也没有地址，还怕父母责骂。后来听说他死了，哭了几天，想想我写作的欲望，再想这个创造奇迹的人，一个博大无私的人，一个满腹文才的人，一个硕果累累的人，到最终落得贫病而死，还未来得及听听赞誉，尤其是听听我的表白呀，这让我抱恨终生。
我的宿舍是厂里的旧仓库改用的，除了十几张双层床，什么也没有。我由于是后来的，因此被分在靠门口的那张床的上铺，所以写东西就是一件难事。可是即使是分在下铺，也不能享受到那张写字台啊，那上面放满了姑娘们的碗、盘和镜子。于是，我到车间找了一张破损的板凳面，洗干净放到了自己的床上，然后坐下来，把那条没腿的板凳横在自己的腿上写字。我在下班后的深夜，在别人逛街、打牌、跳舞、玩乐的时候，趴在床上写那些认为能改变我命运的文字。那仍然是沿用少年时的做法——写乡愁、写困惑、写周围的一切、写挥之不去的痛苦。无名的焦虑总压迫着我，写东西是惟一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方式，否则，就产生罪恶感。我们活在无奈的现实当中，没有音乐、美酒、没有时髦、理解和自由，没有百分之百的快乐和希望。就是在这种极度喧闹的气氛下，在蚊子的叮咬中，在嘲弄和不信任的目光下，在疲乏的夜里，我把心中的感受用笔记下来。
当所写的东西越堆越高的时候，我想到了发表。我无数次把那些誊写得工工整整的文字，装在信封投进邮箱，无数次地期待邮递员给我带来好消息，可是好消息从来没有从邮差的手中光临。
冬天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向同屋的一位姐妹借了一套新衣服，抱着用大白纸写的所谓的小说、散文进了一家日报社。看门的大爷问我找谁，我说找管副刊的。大爷帮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他告诉我，管副刊的不在。他还让“管副刊的”办公室的人传话说，外面有人找，让那个“管副刊的”回来后下来一趟。于是我就坐在门卫处等，等到要下班时，终于有一个人进了门，他说他就是副刊部的。
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问了一些问题，翻了翻我带来的稿子，然后从中挑选一些留了下来，说看后会给我答复。然后我就出了门。
我在出门的时候频频回头，我记得我父亲第一次从家里带些花生来看我，被我们工厂的门卫挡在门外，从早上六点等到八点还不让进，而那个寒冷的星期天的早上我在床上睡懒觉，起来后看到因在寒风中站得过久而脸色发僵的父亲时，我疯子般地冲进门卫室的情景，我的眼泪开始涌了出来。很多年后，我想起日报社那个看门的大爷让我见到了那位“管副刊的”编辑时，就充满了感激。
转年一个春天的中午，我记得这一天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三日，我吃过饭回车间，发现一个办公室里围满了人。我刚一上楼，车间里的人全部朝我看，有的人喊出了声音。尽管来城市一年之久，我仍然听不懂常州的方言。我的心跳加快，我以为我做的衣服在哪个环节发生了错误。这样的事比较常见，因为每一批活的款式和做工都有所不同，操作起来，也有区别，一旦发现工序有误，不仅要返工，而且要罚款。我紧张极了，傻呆呆地希望有人来告诉我，我在哪个环节犯了错误。终于，我们的车间主任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告诉我说，报纸上有你的文章。我赶紧冲过去，我看到那张日报上加有“编者按”的散文《慈父的女儿》登在头条。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变成了铅字，印在了报纸上。
车间里仅有的一张报纸，从一工段传到四工段，从中午传到晚上，已经破烂不堪。我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同龄女孩围着，她们用热烈而羡慕的眼睛看着我，似乎也看到了她们自己的希望。
妇产科主任的慈悲（一）
天气很好，或者天气阴霾，都不能阻止妇产科主任看报的习惯，妇产科主任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外，在文学界也是德高望重。报上的一篇文章使她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她父亲开过纱厂，在当地也算显贵，因而她有机会深造，因而有较好的职业及颇丰的收入。虽然下过乡，支过边，品味过生活的起落，可是生活曾有过的挫折或者岁月的磨炼，没能将她的慈善的本质泯灭。反而使她对社会多了一份达观和慈悲，我就是她慈悲的最佳见证。
也许是《慈父的女儿》中的描述，勾起了她心中的思父情结，她不免多看几眼编者按，编者按里介绍这个作者是个打工妹，十八岁的外乡人，妇产科主任一念之间，动了恻隐之心。
她通过报社打电话到厂里，要我去一趟。
那个晚上，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穿过大半个城市的喧嚣，敲开了那扇真正属于城市的门。那门里果然是我期望看到的那样，女主人衣着华贵，戴金边眼镜，谈吐文雅。快六十岁的年龄，还有着白皙的皮肤，端来我没有见识过的点心，精致的茶杯。我小心翼翼接好，生怕笨拙的手将它攥裂。落座时，柔软的沙发对屁股轻柔地爱抚，仿佛劝其不必紧张，放松一下。先生也很儒雅，弹了钢琴，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没见过城市的气派，没见过真正的上等人。在城市生活一年多，也不过是在城市的肛门边转了几个圈。那天晚上我激动万分，亲眼目睹城市的姿态，我激动得面红耳赤，尽管我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意识到对于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外乡姑娘来说，这种接见出于慈悲和欣赏。于是尽量毕恭毕敬、渲染贫穷、渲染勤奋，隐藏着背叛祖宗的念头，说到动情之处，鼻子发酸。那时我多土啊，当然这种土，在某些时候帮了我的大忙，它让我显出淳朴、厚道，深得信任。
临行之时，已是星光灿烂，从未见过的爽朗的夜。妇产科主任从走廊上拖出来一辆旧自行车，让我骑回去，我飞快地行舞街头，感到前途一片光明。
因为妇产科主任乐善好施的本性，因为妇产科主任一句不读书太可惜的叹息，因为妇产科主任决意对我塑造的信心，从此以后我骑着自行车拜访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旦梦想蠢蠢欲动，自信飞扬，人的脸皮厚一点也就自然而然。我尽挑我自己爱吃的东西给她买，两个月工资算什么。我太了解我父亲，肯定站在我同一立场，写封信告诉他我遇上的好事，走上千里路赶来道谢也不会让他皱一下眉。妇产科主任不稀罕我的礼物，却稀罕我的诚意，“施人滴水回报涌泉的故事”源远流传。妇产科主任的慈悲萌发，在我眼里她就是带着眼镜的观音菩萨，让我诚意膜拜。
尽管一踏进那道门槛，我必须先洗一次脚，换两双新袜子，刷三次牙，鼓五番勇气，除了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我还欠缺对城市人个性的了解，我很想表现得更好一些，让人瞧得起一些，所以我屏着气，忍受着我不习惯闻的香水味，说一些装腔作势的话，渲染着自己的艰辛。我大放厥词，我把虚伪当作追求理想的手段，这个念头会让我变得豪迈，出了大门我就长长吁气，让夜风怜悯地给自己爱抚。虽然不管我怎样努力，在阅历丰富的妇产科主任面前，都是拙劣的小把戏，这只能使我以更快的速度暴露着自己。但这妨碍不了我的攀附的决心。
我的拙劣的小小的险恶没有遭来抛弃的命运，妇产科主任面对这株长满旁枝的树苗，没有连根铲除，而是准备用自己的热情来修理。
这就是我在城市生活中的命运的转折点。
妇产科主任很快将我的作用发挥到我打工的厂里，她请厂长给我调换了宿舍，只要她一个电话，我可以随时从缝纫机上下来，到她家改善伙食，或是聆听教诲。她常常用凛然的、不可违背的眼神纠正我的言行举止，当然这常常使我难堪不快，但我似乎又是演戏的天才，恰如其分地表现笨拙，好让她有题材，包括交给她的文章，留一些偏见或不成熟的见解，让她有发挥的余地。她常常是站着对我说话，而我则坐着。她是那种讲话必须借助手势和工具的人，一支钢笔，一本书，甚至抹布在手，都对她的言语有所提高。
“你必须脱下这身牛仔，女孩子应该斯斯文文的。”我正想说点什么，她立刻严厉地阻止我，“别辩驳，你只有二十岁，眼下我对你负有一点责任，我将让你从体力劳动的境地摆脱出来，修正是艰难的，但你以后会明白我的苦心。”
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感激她，在我看来，修正是抽象的，而管束却是具体的，她高估了我的承受能力，以为我的心灵跟肩膀一样厚实，又以为我只要懂得良苦用心就能按她的意图行事，可是她忽略了我那因为自卑而过分扩张的自尊和乡下人的敏感。我一方面感激她，而另一方面变得非常害怕见她。
但是不管怎样，她拿着我的文章四处奔波，号召社会关心有上进心的外来人员。市文联主席也召见了我，我所在的服装厂附近的一所大学里的院长最先被我的身世感动，然后又被我的文章感动，于是同意破格录取。然后我所在的服装厂也答应出资助学。虽然领导层的意见不一，可是年轻的厂长终于力排众异，拍了板。
此后，我的信心大增，我的文章也频频见诸报端。凭借这些，我终于在一九九三年九月，顺利地进入了本市的一所高校。妇产科主任的慈悲使我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妇产科主任的慈悲（二）
车间里有一个男孩，做得一手细活，是二工段的顶梁柱。像我这样的女孩子，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做不好工作是不奇怪的。好在他天生好心肠，做完了自己的就加班加点地帮我。偶尔他有一天实在有事先走，走到门口，我就会急切地喊他。他就会叹一口气，折回来，而我当然不会先走，用记账的本子写文章。在成全我的理想上面，他是帮了大忙，难怪后来一直有人开我们的玩笑，哥唉，哥唉，早就好起来了。事实呢，我对做精细活的男人根本不感兴趣，甚至厌恶，枉费了他数万米的长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就不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但后来，妇产科主任坚定地说：我早料定我不会走眼。
我在她的信赖中备感羞愧。但是，羞愧也没有阻止我接受教育的决心。
妇产科主任一步步将我从打工的车间转移到了教育学院的课堂。
当得知我能上大学，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我整个生命的活力似乎都因为兴奋而调动起来了，一种对新生活的热情使我面部表情焕然一新。我唱着歌干活，生冷的食堂饭菜也不能使我抱怨，要加班就加班吧，以后想加反而没机会呢。
因此，我常常微笑，微笑使我看上去既妩媚又健康，走起路来轻轻飘飘，很自在，也很放松。
我梦游般地进了高等学校的中文系的课堂。大学校园坐落在与服装厂同一条街道的小巷子里，楼房是同样式样的楼房，可是它顽强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因为它是我心中的福地，它默不作声，它闪闪发光。菁菁校园，莘莘学子，那幽静的剥落石灰的房子，那古董一样穿中山装的教授，那宽大的足球场，连食堂卖饭的姑娘都文质彬彬。
第一次坐进课堂时，我恍然若梦，就像一只干巴巴的海绵使劲而贪婪地吸食着讲师的声音和黑板上的字。而我的同学们度过了长长的黑色七月，对于他们来说，这已是天堂的顶部。他们在操场上、在娱乐室、在学校的小丛林里或是在校门口的小吃店里跳跃或者微笑。只有我，傻乎乎地坐在课堂的教室里。不久，也就是开学后的第二个月的一个下午，我就由于学习疲劳过度，加上营养不良，晕倒在课堂上。同学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搬上了三轮车送进医院，我们的班长和生活委员一个骑，一个在后面推。到了医院，一个去挂号，一个去找地方停车，他们让我在门口等一会儿。我想，完了，马上要交住院押金了！可是我的口袋里只有十几块钱。我一不做二不休，支撑着爬起来，躲到了柱子后面。一会儿，我迷迷糊糊地看见我的周围围满了人，原来我已经倒在了地上。我的同学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倒在原来扶我坐下的台阶上，而是倒在柱子后面。没有人来问我要住院押金。我在医院住了五天，我的脸色恢复得很快，所有的化验结果表明，我只是贫血和营养不良。我每天都在考虑要不要写信给我的爸爸，还是再去卖一回血。
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爸爸，让我的同学帮我寄出去，可是到今天他都没有收到，也没有见到电影里或书本里出现的医生催讨医药费的情形。我的同学们轮换来看我，我不敢看他们的脸，我知道我不是他们真正的同学，无论在生活环境和入学条件上，我们都有很大的差距。但他们小心地照顾着我的身体和我的自尊。直到我能走路时，自己跑到医生那里打听费用的事，他们只笼统地告诉我已经有人交了。我去问我的同学，也只知道交了。出院以后，我仍然不敢看他们的脸，我不知道我欠谁的，我也不想知道具体欠谁的，我想我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这反而让我从来没有说出“谢谢”这两个字。
另一个使我不能融入这个环境的原因是我刚刚从服装厂出来，服装厂的工作环境不是我的同学们可以想像得出来的。每天在轰隆隆的机器的运作中工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要提高嗓门喊，久而久之，我们说话就习惯提高音量，我们自己听不见，就误以为所有的人也听不见。初进学校不久的一次上课，老师喊我回答问题，我站起来，本能地用服装厂的声音说：老师，我不会。
顿时，课堂上发出女生们的一声集体惊呼，她们以为我要和谁吵架，当所有的目光朝我射来时，我才意识到我在课堂上投了一枚炸弹。尽管我刻意降低自己说话的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