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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的家无偿地贡献出来作为公司的办公室，他每天只能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少的睡眠，再也没有时间看书和谈论文学。正如经历了这些年经济大潮的人们所能想象的那样，一凡不可能有志同道合者。别人看清了他是真正没有个人欲望、没有金钱期待的老板，更加心安理得地利用他，好像从他那里捞钱不是伤害他，而是成全他。我相信一凡不是不知道某些人身上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弱点，另一些人身上有令人厌恶的劣迹，认为一凡看不出这些是可笑的——他读过那么多书，见过那么多人。
几乎所有认识一凡的人都说：“一凡之所以死，是因为他太好，好得无边，好得无主……”我不愿意回忆一凡那些年的境遇，它使我难过地懂得，在这个社会，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问题还不止于此，甚至也不在他那像古老的寓言一样传奇的人生遭遇。要想弄清楚一凡的悲剧，请想想，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吧。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
有人告诉我，一凡当公司经理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最光彩的几年。他把一个没本经营的小作坊，办成了有一定影响有一定实力的公司；他靠着一部电话指挥下属若干企业；他决策项目大至几百上千万元的房地产；他主管财务小至每一笔流水账。他的人格和魅力在其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对此我曾经很不以为然。我痛恨那个把一凡置于死地的公司。同时，我也痛恨一凡的所谓朋友们，当然也包括我自已。当他被惟利是图之辈包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但是冷静下来想，走出几十年来身处其中的理想主义王国，了解一下世俗世界，体验平常人，平常心，对一凡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这是分化的时代。我常想，即使一凡活着，他还能有当年的魅力吗？又有多少人能够被他凝聚呢？
常有人问我，一凡多大年龄？我很惭愧始终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不记得在他生前曾经询问过他或者他人，也许问过，但我不曾记住。他死后，我多次到他的陵前扫墓，甚至擦拭过他的墓碑，但我仍然没有认真地阅读并记住那上面刻着的出生年月。事实上，我从心底里拒绝正视他的年龄。价值只对心灵而存在。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不管他已经死去还是活着，他都像一座界碑。不管世事怎样纷乱，人怎样迷失，界碑永远矗立着，为我们守望精神的家园。
一九九五年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１
有些认识我但对我了解不多的人，听说我曾经坐过牢都很吃惊，他们说我不像——没人会认为坐过牢的人额头上都刻着红字，但起码应该很有些沧桑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玩世不恭；另外一些听说我坐过牢但不认识我的人，见过我以后也会吃惊，他们也说我不像——没人会认为坐过牢的人都永远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但至少应该比较成熟，或者心有城府或者言行谨慎。
说我不像坐过牢是恭维还是批评暂且先可以不去管，但这起码说明没有坐过牢的人有一种成见，认为监狱生活是惊心动魄的，在人的经验中是刀刻斧凿的，它对人的改变要远远超过日常生活对人的改变。
其实，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状况下有不同的日常生活。中学时代，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学毛选、做好事。放学时不回家，等同学们都走光了，从书包里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螺丝刀，把教室的椅子一个个翻过来拧紧一枚枚松动了的螺丝，这种事都是我一个人做，如果我现在不坦白没任何人知道。那时候我每天都能找到自己在白天犯的错误，供我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灯下写学毛选的心得笔记时自我批判用。后来我当了小学老师，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和学生打成一片，星期天我带他们去公园玩儿，还请他们到我家做客，和班里最捣蛋的学生谈心，用我每个月仅有的四元零用钱买礼物送给他，感化他实际上是讨好他。那时候我还积极争取入党，定期给党组织写思想汇报，没入上党我还哭过鼻子。再后来我坐牢，坐牢的日常生活和不坐牢的日常生活当然不同，但话说回来，同一个人不坐牢的时候和不坐牢的人不是也有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吗？此不同与彼不同的根本不同在哪里呢？
“文革”后二十年，有许多人记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狱中经历，这些记述因不同身份、不同体验，甚至因不同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心境而不相同。回过头来想，如果是二十年前，我的记忆会筛选出完全不同的素材，我的心境会选择完全不同的词汇，我的笔而不是电脑的写作工具会使我结构出完全不同的句型。我可能写得很宏大、很悲壮，也可能写得很哀伤，但一定不会像现在写得这样从容和琐碎。最有可能的是，我会让读者和我一样声泪俱下，悲愤不已。那肯定是真实的，就像现在我所要写的仍然是真实的一样。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２
我被关押的地方理论上说不算监狱，而是看守所，看守所和监狱相比，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前者关押的是还没判过刑的，后者关押的是已经判过刑的。但那个年代不讲法律程序，就我所知，我所在的看守所里关押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十年，是民主党派人士屈武的夫人。刘少奇的前妻谢飞被关了五年单身牢房，据说出狱后患了失语症，除了一个烧锅炉的工人以外叫不出任何人的名字。后来和我在同一个号里的苏联人莉达也在单身牢房里关了五年，精神几乎崩溃时才被调到了多人牢房。因为是在首都，又是市一级的看守所，而它正巧又在一个真正的而且是模范的监狱的隔壁，便被在里边和在外边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看成是真正的监狱了。
“文革”中监狱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十三元五角，囚粮与军粮的标准一样，凭良心说，应该算很优厚的待遇了。狱里和狱外一样每日三餐，星期日是两餐，这也和十几二十年前许多机关和部队大院的规格一样。菜的品种一般冬天是心里美萝卜、大白菜，夏天是茄子、黄瓜、西红柿。当年市民饭桌上也无非是这样单调，就算是萝卜常常是糠心的，白菜主要是帮子，茄子黄瓜都老得带籽，也不能说是对犯人的特别虐待。不同的是，伙房像是有意要把饭做得特别粗糙。比如萝卜，切得像碗口那么大，假如萝卜的直径恰好没有那么大，就竖着切，比横切面还要大，而我们每人发的两个塑料碗又很小，小到装不进一片萝卜，塑料勺又软，只好用手抓着吃。这时候你如果能往宽里想，想到有些插队知青常常一个季节都吃不上蔬菜，就会觉得那菜切得多大实在是一点儿也不重要。但是你千万别往深里想，往深里一想就会觉得有人故意让你领悟到，囚粮毕竟是囚粮，怎么可以让你享受和军人一样的标准，而不让你觉得你实际上不配呢？
女犯不管是因为什么而来，大多是操持过家务的，为了使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我们使出了所有的伎俩。监狱的重要规定之一是，不准不同囚室的犯人相互见面。开饭时，值班的队长晃着一串钥匙走进筒道，哗啦哗啦地打开一扇门又关上一扇门，如果哪个号的人走慢了，队长会向你吼，所以都一溜小跑走得飞快。刚开始，同号都不让我去打饭，时间长了应我的要求她们也会同意让我出去走一次算是散心，虽然那距离不过十米八米，时间不过一两分钟，可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一律不准我去打早饭。后来才知道，原因是我抓咸菜的本领没有过关。在女号，早饭被视为一日三餐中最好的饭，因为有玉米面粥和北京辣菜，北京辣菜是从店里买来的，切得细而且还有芝麻，当年在北京人的饭桌上都是稀罕菜。为了抓得多又不让队长吼，窍门是把五个手指撮得紧紧的，下手时要尽量深而且快，放到碗里先不能撤手，直到走出队长的视线。哇，进了门一松手，几乎是满满一碗，当然比萝卜片菜帮子好吃。这个活儿是我进去几个月后才被允许干的。北京辣菜除了喝粥、就窝头以外，最大的功能是腌肥肉。狱中居然一周能吃到两次肉，也是切成大块，和不管什么菜熬在一起。赶上吃肉，每个号都希望最后一个打饭，道理很简单，瘦肉都沉到桶底了，赶上队长看谁顺眼，说一声“都倒上吧”，很可能端回来够我们吃好几顿的肉。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我在狱中近两年，大概赶上过三四次。更多的时候是端回的菜里漂着一层猪油和几块肥肉，因为肉是熬的，没有咸味，肥的难以下咽，就捡出来埋在咸菜里，腌上一半天后夹窝头吃简直是太香了。
狱友们还发明了烤窝头片，拿一根线，一头用牙齿咬着，一头缠在手指上，把热窝头像切松花蛋一样切成薄片，然后放到暖气片上烤。监狱里最忌的是硬东西，连大小便用的桶都是塑料的，惟有暖气一定得是金属的，只好躺倒了装在屋顶上。把所有人的被子摞在一起，站上去，先把预先留下的半张《人民日报》（这是狱中惟一让看的报纸，每天看完后收回）铺好，下面的人再一片一片递上去，还得有个人站在窗下听着队长的动静。这种特别危险的事我们不常干，要干也必须号里特别团结，否则让谁揭发了可不是好玩儿的。那种又酥又脆的零食我只吃过两次，记忆中那滋味比困难时期妈妈差我去买每月一家二两的芝麻酱，经受不起诱惑在路上用手指蘸着偷吃更带劲儿。
关于吃，我还能讲出许多，比如为了能吃到鸡蛋，假装拉肚子而要求吃回民菜，比如周末吃两顿饭，没有玉米面粥也没有北京辣菜，闲饥难忍时的精神会餐，比如逢年过节时端起白米饭时的联想。在很少有人知道巧克力是什么滋味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它的做法：十份牛奶一份糖，用小火慢慢熬，熬稠了就是现在卖二十多块钱一瓶的巧克力酱。这是莉达教的，很多年后我按照她教我的方法成功地做过草莓酱。我当然不是想把监狱生活美化得像小孩儿过家家那样有趣，我只是想说，就像那些在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人的家庭各家都有度过饥饿的绝招一样，每个号的人都会在百无聊赖中寻找消磨时间和调剂生活的方法。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３
如果说，吃最能表现监狱的日常生活，那么其次就该轮到上厕所了。上厕所是最难过的一道关。每天早上和中午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放茅”，如果你不习惯在离床不足一米面积不足两平方米的地方解决，你就必须习惯在这两个时间用三分钟到五分钟的时间解决。有的队长习惯从前边开始，有的习惯从后边开始，一个筒道有十几个号，如果你恰好住在头或者尾，放茅的时间前后会相差一个多小时，你得在这一个多小时内调整你的肠子的生物钟。这对我来说这是比吃饭要难适应得多的问题。 然而就在这三五分钟，我还与队长玩起了智力游戏。
入狱后我进的第一个号有两个人，一个是被公公强奸后把公公杀死而坐牢的农村妇女，另一个是北大附中毕业的老三届学生。她姓宋，名字很像是个男孩儿，我当时的印象是她很漂亮。监规不允许互通案情，但进去不到两天我就知道了她被抓的原因。她是京西宾馆的服务员，那是中央首长进出的地方，能在那里当服务员的人出身一定好。据她说，她的男友不仅相貌出众，文才也出众，读书画画还写文章，但因为出身不好，整个家庭都属于被小脚侦缉队监控的对象。小宋出身红五类，和他谈恋爱遭到家庭反对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只能偷偷交往。没想到他们所在的街道发现了反动标语和传单，她男朋友成为怀疑对象，她也因此被单位审查，发动群众的结果是被揭发出很多对中央首长不敬的言论，比如她曾说王洪文专爱看外国电影，说首长抽的熊猫牌香烟特别贵等诸如此类的闲话，为了逼她交待男朋友的问题，宾馆抓住她这些问题不放，从写检查升级到隔离。看不出来文雅的小宋性格如此刚烈，为了表示抗议她开始绝食，七天没吃饭几乎饿死，最后还要求洗个澡好死得干干净净，单位只得让她弟弟和母亲强行把她送进了医院。刚刚恢复她就被拉出来批斗，没想到会后一副手铐把她带到了看守所。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因男友而起事，听说男友却并没被抓，在她被单位隔离审查的日子，男友与她失去了联系。我问她反动标语和传单到底是不是她男友写的，小宋一脸茫然地说：“我真的不知道！”她比我大，来得又比我早，很快我便把她当成了好朋友。
开始我每天提审，白天晚上连轴转，号里开饭早，我回来时她总是把给我留的饭菜用碗扣着，而我常常端起碗眼泪就落了下来。有时候我到深夜才能回到号里，她总睁着眼等我回来。其实我回来也不敢说话，隔窗有耳，队长可能正站在那半尺见方的小窗子下，掀起一小角帘子看着呢。但有她等着我，那间不足五平米的牢房仿佛就像家一样有了一丝温暖。我们俩都是政治犯，队长看出了我们俩关系好，怕我们研究案情互相传授对抗政府的经验，我来了还不到一个月，还没顾上留下各自家里的地址，突然就被调到别的号去了。
那时候她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她调走使我万分失落。我开始利用放茅和她取得联系，先是早上放茅时在茅坑旁边放一个纸团，下午放茅时看纸团换了，我知道是她领会了，下次我就胆子更大地放了一张写着我家地址的纸条，她也如法炮制。以后我们又相互写一些鼓励的话，就这样来来去去，我们的游戏在队长的眼皮底下进行了大约有几个星期，最终以我的纸条没有人再拿走而告终。我不知道她是判了刑、回了家，还是调离了那个筒道，我不知道游戏因为什么而突然中止！
那时我们正值花样年华，脸上都长着雀斑，都梳两条辫子，我们都在恋爱，又都对恋爱的前景充满了怀疑和绝望……出狱以后我记得曾找到过她的线索，好像是在一个国营的工厂里当工人，我曾托人与她联络，但没有结果。我常常在心里自问：如今她是谁人妻谁人母？她将那段往事摆放在心灵的哪个位置？是否还记得在监狱里相识的患难姐妹？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４
无聊，是我们不屑的；把无聊当有趣，更是我们不屑的。但是当你处在一个被无聊淹没了的环境中，无聊就不只是有趣而且是有益的了。
我们给每一个队长都起了外号，在背地里议论她们的短长，猜测她们是否结婚，为某队长是否怀孕而打赌。也许因为她们从来不笑，我们一致认为她们没一个人长得好看，只有一个除外，她的外号叫“墨绿”，因为总喜欢穿墨绿色的衣服而得名，也有的号叫她“大辫儿”，她的辫子长得直到腰际。听口音她不是北京人，黑黑的，有点儿胖，走路是外八字。但是她的声音好听，而且她会笑，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看来不能笑并不是狱警这个行业的行规，而是大多数人的自律。她后来被处分以至脱离了那个行业，是不是从她那时能够对犯人笑就露出端倪了呢？
讲“墨绿”的故事有点儿麻烦，得从我进监狱的第一天讲起。
看朱君正琳关于坐牢的文章——我们这代人正赶上冤狱的高峰，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过牢——知道他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