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说：“能长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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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说：“豆官的伤我看不大要紧啦。”
“嫂子，”爷爷问，“你说，一个子儿还行不行？”
刘氏说：“我看行，独头蒜更辣。”
爷爷说：“真行？”
刘氏说：“俺那个小叔子生来就是一个子，还不是生男生女一大串。”
爷爷说：“噢。”
夜里，爷爷将疲乏的头颅伏在刘氏温暖的怀里，刘氏用那只大手摩挲着爷爷瘦骨嶙峋的身体，细语绵绵地说：“兄弟……你还行吗……还有劲吗……你别愁了，干干我，心里是不是轻快一点……”
爷爷嗅着刘氏嘴里喷出来的酸甜气息，一下子就睡熟了。
母亲总也忘不了张先生用镊子夹住那颗紫红色的扁球儿的情景。张先生把那球儿举得眼前看一阵，然后扔进盛着脏棉花球、破皮烂肉的污物盆里。豆官身上的一个扁球儿被张先生扔进污物盆里。昨天是宝贝，今天进了污物盆。母亲十五岁多了，渐省人事，她又羞又怕。她在照顾父亲时，看着父亲那被纱布缠住的鸡子，心里怦怦跳，脸一阵发烧，一阵发红。
后来她发现了刘氏跟我爷爷睡在一起。
刘氏对她说：“倩儿，你十五岁了，不小了，你撩撩豆官的鸡儿看看，能挺起来，他就是你男人啦。”
母亲羞得差点哭了。
父亲的伤口拆了线。
父亲躺在窝棚里睡觉，母亲悄悄地溜进去，她轻手轻脚、脸皮滚烫。她在父亲身边跪下，轻轻地把父亲的裤子褪下来。在月亮的光线下，母亲看到父亲的鸡子因为受伤变得丑陋不堪，鸡头上带着生死不怕、疯疯颠颠的野蛮表情。她小心翼翼地用汗津津的手握住它，感到它渐渐热起来，渐渐在她手心里膨胀起来，并像心跳一样在她手里跳动着。父亲睁开了眼，乜乜斜斜地说：“倩儿，你干什么？”
母亲惊叫一声，撒腿就跑，与正要进窝棚的我爷爷撞了个满怀。
爷爷扳住她的肩头，问：“怎么啦，倩儿？”
母亲哇一声哭了。她挣脱爷爷的手，飞跑着去了。
爷爷钻进窝棚。
爷爷像发疯一样跑出窝棚，找到刘氏，抓住她的两个Ru房，用力撕扯着，语无伦次地说着：“是独头蒜！是独头蒜！”
爷爷对着天空，连放三枪，然后双手合十，大声喊叫：
“苍天有眼！”
爷爷用手巴骨敲打着墙壁。阳光斜射进来。照着擦得锃亮的炕桌上摆着的高密泥塑。白窗户上贴满了奶奶亲手剪出的构思奇巧、花样翻新的剪纸。五天之后，这里的一切都要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初十，爷爷蜷着一只伤臂，带着满身汽油味儿，从公路上归来。他和父亲一起把那挺歪把子日本机关枪埋在院子里的楸树下，又进屋来寻找奶奶藏下的银钱。
墙壁空空洞洞的响着，爷爷掏出枪，用枪把子砸墙壁，一下子砸出一个洞。爷爷伸手进去，拖出了一个红布小口袋，摇摇，哗啷响，倒在炕上一数，五十块银洋。
爷爷把银洋装好，说：“走吧，儿子。”
父亲问：“爹，去哪儿？”
爷爷说：“进县买子弹，跟冷麻子算帐。”
父亲和爷爷走到县城北边去，太阳偏西，胶济铁路在高粱棵里乌青青如一条长龙，黑色的火车喀当喀当地爬来爬去，一团团焦黄的煤烟缭绕在高粱梢头，铁轨亮唧唧地刺眼，像龙的鳞片。火车尖利的嘶鸣使父亲心惊胆颤，他紧紧地抓住爷爷的手。
爷爷拖着父亲，走到一个高大的坟墓前，墓前有一块两人多高的白石碑，碑上扁扁的字迹已剥蚀的难辨横竖，墓四周有几棵双人难以合抱的老柏树，树冠黑森森的，无风也在呜呜地鸣叫。坟墓被血红的高粱包围着，像一个黑色的孤岛。
爷爷在墓碑前挖了一个坑，把自来得手枪放进去。父亲也把他的勃郎宁手枪放进去。
父亲和爷爷跨过铁道，望到了高大的城门洞子。城门楼子上高挑着一面日本旗，旗上的红日与西斜的红日相映着，显得鲜明又辉煌。门洞两侧站着两个岗哨，左边是日本兵，右边是中国兵。中国兵盘问搜查着老百姓，日本兵持枪立着，看着中国兵搜查中国人。
爷爷一过铁道就把父亲背起来，低声说：“装肚子疼，哼哼起来。”
父亲哼哼了两声，悄声问：“爹，就这样哼哼吗？”
爷爷说：“动静再大一点。”
他们随着进城的人到了城门洞子。中国兵吼一声：“哪村的，进城干什么？”
爷爷死声死气地说：“城北鱼滩的，孩子得了绞肠痧，进城里找吴先生给治治。”
父亲光顾了听爷爷和岗哨对话，忘了哼哼。爷爷在他大腿上用力拧了一把，父亲嗷嗷地叫起来。
岗哨挥挥手，放爷爷进去了。
走到僻静处，爷爷愤怒地说：“混蛋，为什么不哼哼？”
父亲说：“爹，你拧人好疼啊！”
爷爷带着父亲，从一条铺满炉灰渣子的小斜街上往火车站方向插过去。黯淡的阳光。污浊的空气。父亲看到火车站破旧的站房旁边修筑着两座高大的炮楼，炮楼上的白色日本旗中心凝着一团红血，两个牵着狼狗的日本兵在站台上机械地走动，几十个要乘车的旅客有蹲有站，排在铁栅栏外边。一个穿著黑衣服的中国人提着一盏红灯，在站台上立着，从东边传来火车的鸣叫。父亲脚下的地皮都在哆嗦，那两条狼狗对着驰来的列车叫了两声。一个卖纸烟瓜子的小老太婆蹀蹀躞躞地在那些旅客旁边徘徊着。火车（同：口空）咚（同：口空）咚喘息着，在站上停下来。父亲看到火车拉着二十多个长盒子，前边十几个四四方方，有窗有门；后边十几个没有顶盖，一些四愣八叉的东西用草绿色的大蓬布遮着。车上站着几个鬼子，叽哩咕噜地跟站台上的鬼子打着招呼。
父亲听到一声尖锐的枪响，从铁路北面的高粱地里传来，货车上的一个高大鬼子，身体晃了晃，一头栽到了车厢下。炮楼上响起了狼嗥般的警报声，正下车的旅客和未上车的旅客四散奔跑，狼狗狂吠不止，炮楼上的机枪哗哗地往北扫射着。火车在忙乱中开动了，大团的黑烟飞散，站上煤灰飞扬。爷爷拉着父亲的手，飞快地拐进一条幽暗的小巷子。
爷爷推开了一扇半掩着的门，进了一个小院子。房檐下挑着一盏纸糊的小灯笼，红颜色，射出短而弱的神秘红光。一个涂脂抹粉的看不出年龄的女人倚门而立，猩红的唇里露出两排细密的白牙，一脸的笑容，蓬着黑鸦鸦的头发，鬓边斜插一枝绢花。
“哥呀！”那女人娇滴滴地说，“当了司令就把妹妹给忘了。”她粘在爷爷身上撒娇。
“老实点，当着我儿子的面。”爷爷说。
“今天没空跟你罗唆！五兄弟那边的线还扯着吧？”
那女人悻悻地出去，插上大门，又从房檐下落下红灯笼。进屋来，撇着嘴说：“五兄弟被警备局打啦！”
爷爷说：“警备局的宋顺不是五兄弟的把兄弟吗？”
女人说：“你以为这种酒饭朋友靠得住是怎么的！青岛那边一出事，老娘这边就像坐在刀尖上过日子一样。”
“五兄弟不会供出你来，那小子牙关紧，当年在曹梦九那儿走过热鏊子的。”爷爷说。
“你来干什么？听说你打了日本的汽车队？”
“吃了大亏！我操死冷麻子他亲娘。”
“你别跟他们纠缠，那些人一个个鬼精蛤蟆眼的，你斗不过。”
爷爷从腰里摸出那包银洋，摔到桌子上，说：“给五百颗，红屁股眼的。”
“还红屁眼蓝屁眼，五兄弟一出事，我这儿早干啦，老娘又不会下枪子。”
“你少给我卖关子！这五十元你先花着，你想想，余占鳌亏待过你没有？”
“我的哥，”女人说，“你这是说的什么呀，妹妹跟你又不是外人。”
“你别惹我生气！”爷爷冷冷地说。
“你们出不了城。”女人说。
“你就别管了。给五百颗大粒的，再给五十颗小粒的。”
那女人走到院子里听听动静，一会儿进了屋。她推开墙上的一扇暗门，拿出一盒子黄灿灿的手枪子弹。
爷爷找了一根袋子，装好子弹，捆在腰里，说：“走啦！”
女人拦住他，说：“你打算怎么走？”
爷爷说：“从火车站那儿，，爬过铁道去。”
女人说：“不行，那儿有炮楼，有探照灯，有狗，有岗哨。”
爷爷冷笑着：“试试看吧，不行就回来。”
爷爷和父亲沿着黑暗的巷子，溜到火车站附近，这里没有城墙。他们躲在铁匠铺子的墙角上，看着灯火通明的站台，站台上岗哨林立。爷爷对父亲耳语一声，扯着父亲向西回转。站房西边是一个露天货场，铁丝网从站房那儿一直拉到城墙头上。炮楼上的探照灯来来回回扫着，照得十几道铁轨耀眼的明亮。货场上竖着一根高竿，竿上亮着一盏牛蛋子形状的大电灯，绿荧荧的，照得万物变色。
狗 道。10
父亲趴在爷爷身边，看着铁丝网里边来回游动的岗哨。
一辆货车从西驰来，粗大的烟筒里喷着一簇簇强劲有力的暗红色火星子，车灯光像一道河，从远处哗哗地流过来、没被轧压的铁轨也嘎嘎吱吱地叫。
爷爷和父亲爬到铁丝网边上，用手掀动，想弄出个窟窿钻进去。铁丝绷得非常紧，一个铁蒺藜骨朵扎进了父亲的手掌。父亲低低地呻唤一声。
爷爷轻声问：“怎么啦？”
父亲轻声答：“扎手啦，爹。”
爷爷说：“过不去，回吧！”
父亲说：“有枪就好了。”
爷爷说：“有枪也出不去。”
父亲说：“有枪先把牛蛋子灯打碎！”
爷爷和父亲退到一个黑影里，爷爷摸起一块砖头，用力扔到铁道上。岗哨一声怪叫，开了一枪，探照灯立刻扫过来，刮风一样的机枪响声把父亲耳朵震得半聋，子弹头打得铁轨金星飞迸。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高密县城大集。虽是战乱年代，老百姓还得活着，活着就要吃穿，就要买卖。出城的进城的，摩肩接踵。早晨八点钟，一个名叫高荣的小伙子到县城北门上了岗，他严格盘查着进出的人。他觉得对面的日本兵非常不友好地看着自己。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和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赶着一只小山羊从城里往外走，老头脸色漆黑，眼睛发青；小孩子的脸色则发红，流汗，好象很紧张的样子。
来往行人很多，都在门口被卡住，高荣一丝不苟地盘问检查。
“到哪里去？”
“出城，回家！”老头说。
“不赶集啦？”
“赶完了，买了只羊快病死了，便宜。”
“你什么时候进的城？”
“昨下午就进了，住在亲戚家，一大早就买了羊。”
“现在到哪儿去？”
“出城，回家。”
“走吧。”
爷爷和父亲赶着那只小羊，出了城。小山羊肚子沉重，挪蹄艰难。爷爷用一根高粱秆子抽打着它的屁股，它咩咩地叫着，痛苦地扭动着尾巴，跑向通往高密东北乡的土路。
爷爷和父亲从墓碑下起出枪。
父亲说：“爹，把山羊放了吧？”
爷爷说：“不，赶着它走，赶回去杀了，咱爷俩过个中秋节。”
父亲和爷爷正晌午时赶到了村头，他们遥远地望到近年来修整过的环绕村庄的高高的黑土围子时，就听到了村里村外激烈的枪炮声。爷爷想起临去县城前村里尊长张若鲁先生的担忧，想起自己连续几天来的预感，知道这桩祸事终于降临了。他暗暗庆幸一早出县城的正确，虽然担风险，但毕竟赶上了，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吧。
爷爷和父亲把半死不活的小山羊抱进高粱地。父亲动手拆开逢住羊腚眼的麻绳。父亲拆着麻绳，想着在那女人家往羊屁股里塞子弹的情景，五百五十发子弹，塞进小山羊的屁眼，把山羊肚子坠得下垂如弯月。父亲一路上直担心，一会儿担心子弹把羊肚子坠破，一会儿又担心山羊把子弹全部消化掉。
父亲撕开细麻绳，羊屁股像一朵梅花，猛然绽开，蓄积良久的羊屎豆子劈哩啪啦落下来。小山羊拉了一堆屎，瘫在了地上。父亲惊讶地说：“爹，坏啦，子弹都变成羊屎啦。”
爷爷提着羊角，使山羊直立起来，然后上上下下地墩着，光灿灿的子弹，从失去括约力的羊屁眼里，扑扑噜噜地冒出来。
爷爷和父亲捡起子弹，先压满枪膛，又装进口袋，也不顾山羊是死是活，从高粱地里，斜刺里往村子前边插过去。
鬼子已经把村庄团团包围，村子里硝烟弥漫，有几处黑色的烟火在升腾。父亲和爷爷先看到藏在高粱地里的小炮阵地。共有八门迫击炮，炮筒子半人多高，炮口一拳头粗细。二十多个穿土黄｜色军衣的日本人正在放炮，一个精瘦的鬼子拿着小旗指挥着。每门炮后都有一个鬼子，劈着腿骑着小炮，双手拤着一个带翅膀的、明晃晃的小炮弹。瘦鬼子一劈小旗，鬼子们一齐松手，把炮弹掉进炮筒里。炮筒里一声响，炮口蹿出一股火，炮筒子往后一缩，一个明晃晃的东西早上了天，吱吱地叫着，落到围子里。围子里先冒起八股烟，接着传来八声合成一声的巨响。那些烟柱里，像开花一样溅着黑糊糊的东西。鬼子又放了一排炮弹。爷爷如梦中醒来，抡起匣枪，一枪就把那个挥小旗的日本人给放倒了。父亲看到子弹穿进瘦骨子干萝卜一样的脑壳里，才意识到：战斗开始了。他懵头胀脑地开了一枪，子弹打在迫击炮的底钣上，铮然一响，又向别处拐了弯。操炮的鬼子抓起枪，啪啪地打着，爷爷扯着父亲，钻着高粱空子溜了。
日本人和皇协军开始攻击了。皇协军在前，弯着腰，串着高粱空，漫天盖地地胡乱开着枪，日本兵跟在后边，腰也弯得很低。
好几挺机枪在高粱地里咕咕咕咕地叫着。围子上鸦雀无声。等到皇协军们冲到围子跟前时，围子里飞出了几十颗歪把子的手榴弹——爷爷不知道，这是若鲁老大爷集资去冷支队的兵工厂买回的次品手榴弹——手榴弹一齐爆炸，皇协军倒了几十个，没炸着的转身就跑，日本人也转身回跑。围子上蹦起几十个人，端着土枪土炮，急忙放了一阵，又赶紧缩下头。围子上又安静了。
后来，父亲和爷爷知道，村北、村东、村西，都进行着同样激烈、又同样具有荒唐色彩的战斗。
鬼子又开始打炮了，炮弹准确地打在那两扇包着铁皮的大门上，一炮一个洞，又一炮一个洞，咕咚咕咚一排炮，大门被炸得七零八碎，门口开了一个大洞。
爷爷和父亲又袭击了鬼子的炮兵。爷爷放了四枪，有两个鬼子兵倒了。父亲放了一枪。父亲瞄准的是一个骑着炮筒、双手拤着炮弹的鬼子。为了保险，父亲用双手攥着勃郎宁，瞄着鬼子宽宽的背搂了火，但父亲看到子弹钻进鬼子的腚眼里。鬼子一怔，身子前倾，压住炮口，呼隆一声巨响。父亲在地上弹跳几下，头上一片窣窣乱响。那个鬼子被拦腰打断，迫击炮炸了膛，一个滚烫的炮栓，飞了几十米，落在了父亲头前，差一点没把父亲砸死。
多少年后，父亲都忘不了这战果辉煌的一枪。
村围子的大门被炸碎，一队日本马兵，挥舞着马刀，向村子里冲去。父亲三分胆怯七分羡慕地看着那些漂亮英武的大洋马。乱糟糟的高粱棵子绊着马腿、擦着马脸，洋马烦恼地乱跳，很难跑快。马队冲到大门洞时，所有的马拥挤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