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他所要的人选。这些直觉的印象来自于候选人的记录和表现极少，大多数建立于候选人在镜头上的智慧、安逸和诚恳表现。
由于初选越来越普遍，所以竞选注定要肤浅，因为许多候选人想要快速的接触到选民。电视是快速的大众传播媒体，而且大多数选民注意的时间十分短暂。只有在选民团体发现以组织的方法迫使候选人变得更实际，或者选民背弃肤浅而不负责的候选人时，才会有改变，当政治家发现诚实和实在值得选民的信任之时，他们才会更诚实和更实在。
没有党派色彩的非营利机构美国罗斯福政策研究中心曾花费100万美元，让数千名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上“紧急课程”。此一想法是让当地选民对诸如预算赤字、农村计划、全球核武器发展、中美洲和国际贸易等有充分了解，以便使他们能提出棘手的实质问题来考验各位总统候选人，而并不是只让他们谈论一些事前准备好的答案。罗斯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穆兰德说，此举之目的旨在“促成一个更充实的选举”，因为美国人民已对过去两次选举的肤浅感到窘困不安。
不过一如我曾主张的，我们视总统为解决之道的看法有些夸张。目前是应该有更多人认识我们的选举是选整个政府，并非为只选总统一人而已的时候了。任何一位总统的权力都比大多数人所想像的为少。组织联盟的能力很重要，任何共和党总统面对分裂的政府，必须能在国会中跨越党派界线与对方打交道。但是大多数选民并不会停下来思考分裂的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杰作，要求强势领袖，却投下分裂的选票是愚蠢的行为，因为选票的分散，也有可能在国会和总统之间产生喧嚣的绝境和责骂的政治游戏。
目前就是我们对总统候选人推动政府工作的能力更加注意的时刻。有关此点，他们过去的从政记录，要比他们自己吹嘘的竞选演说来得更加重要。总而言之，现在应该是停止攻击政府的能力和经验，以及认为一些新上任者能够改变世界的时候。应该是重视那些记录显示他们能平衡问题、陈述优先次序、结合同侪，跨越党派寻求支持的专业政治家的时刻了。也是摒弃任何一个政党能在没有外力援助的情况下长期执政的空谈之时。
这意味着要以怀疑的眼光对待花俏的候选人、国家前途一片大好的鼓动之辞、以及总统惊人的允诺。分裂的政府和积弱的政党是政治生活的事实。个性政治和沟通能力是一助力，但是在应付全国最急切的问题时，那些助力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不论他们的哲学为何，以后两党获胜的候选人，将需要理性的折冲技巧，来推动政府的工作。能力、可信度和折冲这三要素对有效治理政府都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必须指出，华盛顿对开支优先次序、武器管制和中美洲政策的僵局，反映出民众对这些问题的矛盾心理。
有关赤字以及其它重要课题的真正问题，是缺乏明显的共识——在此情形中则是有关政府的规模和角色。选民对政治家发出矛盾的信号：减少预算，但是不要裁减受欢迎的计划——那些往往是必须裁减以减少赤字的计划。一波波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民众原则上，但并非实际上不喜欢“庞大的政府”。以政治科学的话来说，这些选民是“思想上保守”，但却“行为上自由”。此一言行的不一致鼓舞了华盛顿的逃避和伪善政治，及燃起党派的责骂游戏之火。
同样的在美国中美洲政策方面，选民所传达的讯息也是矛盾的——“不要再有古巴”（不要让美国再出现集权国家），但是却“不要再有越南”（美国不要干预和被击败）。或者在武器竞赛方面：要强大，但不要花费太多；要苏联放弃最具威胁性的武器，但是不要放弃我们的优势。
当然，不敢做困难决定的政治家应该要对未解决的问题负责。但是那却不是他们单独的责任。和许多游戏不同，权力游戏不是一种观看的活动，这是毫无疑问但却是必须说明的。在一个直接初选的制度中，选民必须对我们制度的结构问题，以及他们在此一制度中的角色更理性的涉入。
政治家和改革者可以胡整这个制度，但影响政策和游戏方式的重大改变，却必须由选民来决定。当选民不再明确地支持一个多数党以导引政府时，政府则在全国反映出那种犹豫。当国家缺乏共识时，总统和国会也会缺乏共识，当民众没有主导的哲学时，政府就会缺乏李普曼所谓的“公共哲学”。
在派系斗争再度产生的此时，有一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混乱过后，国家需要重振礼让和妥协的精神。国家不仅需要有目标的领导统御，而且需要实际上接受权力上限，和坚持必须按照规则玩权力游戏的精神。当美国的权力游戏在两个世纪以前组织起来的时候，美国的国父故意将筹码散布得如此广，使得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够将别人逐出此游戏之外。这些筹码在最近数年中，借着改革、金钱、电视、弱势政党及分裂式投票，甚至散布得更广，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不仅能够提供洞察力，而且能提供团结的政治领导。
领袖和选民们所需要的是对民主紊乱的容忍，甚至有时必须领略民主紊乱的真正欢愉。参议员柯汉在伊朗…尼加拉瓜游击队丑闻接近结束时的听证会中说道：“迅速行动不是民主的绝对目的，因为一位国王在任何一天都比一位国会议员还要迅速。”我们的政治制度需要一些改进。权力游戏将不会是有条不紊的。竞争永不会停止。争吵永不会停歇。但是如果人们鼓励联合的话，运作将会变得更好。
在伊朗…尼加拉瓜游击队丑闻的绝望之后，舒尔茨简洁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和答案：“分权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我们必须先学会分享权力，但那是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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