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就觉得无权力否定他们的经费、武器和弹药。总而言之，国会已丧失宣战与否的权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并未宣战过，但是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却曾在韩国、越南、黎巴嫩、多米尼加和格林纳达作战。
为处理各种治理问题，卡特和其它的人士曾提议采取总统只有一任6年或7年任期，但这是错误的提议。其中的一个危险是，一任的总统任期就其说服国会的能力而言，可能会使总统早早地成为跛脚鸭。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连任第二任总统的机会，总统在选举中对选民所开出的支票也就无法兑现。事实上，现行两任任期的限制，已使总统在第二任期内的这些限制去除。为防止滥权，较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反其道而行。废止现行两任任期的限制。如此所有总统才会兢兢业业——时常想到他们有再度连任的可能。
伊朗…尼加拉瓜游击队丑闻也引发其它措施的谈论及想法；如立法禁止国家安全参谋从事秘密行动，对向国会说谎或逃避法律限制的人，给予较严厉的刑罚惩处，将中央情报局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参议院批准白宫幕僚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任用。但这些做法毫无意义。若干政治专家建议修改宪法允许国会就失去其信任一事对总统加以弹劾——不必如宪法所规定只有在“犯重大罪行或行为不检时”才可以弹劾总统。不过此一做法似乎在自找麻烦，尤其是在经常有党派性争议的政府内。
不过有一项宪法步骤值得考虑：引进类似巩固国会“质询时间”的做法，让总理面对反对党的质询。此一构想系要求总统定期在国会回答问题，譬如每月一次，作为总统在民选代表前负责任的一项制度做法。此一政治会谈的方法，要比举行不定期、缺乏民选领袖总统辩论的记者会好得多。在恰当的政治时机下，总统定期露面可以改进白宫和国会山之间的关系，可以提醒双方他们所分享的权力，还可以迫使日后的总统要比里根更了解情况，及强迫国会反对派人士更有组织和透过公认的领袖发言。
政治的因果报应，对滥权而言可能是最实际的解毒剂。在伊朗——尼加拉瓜游击队丑闻曝光之后，国会采取行动以重获失去的权力。里根在长期伊朗…尼加拉瓜游击队丑闻的听证，以及较严苛法律所受到的政治痛苦，可以阻遏未来的冒险主义。民意在1987年伊朗…尼加拉瓜游击队丑闻案之后背弃共和党，也是另外一项惩罚。当然，弹劾是最后的制裁手段。但是基本的补救措施是自我抑制：接受总统权力的限制、法律的规则、以及有足够共识在不诈欺或走极端的情况下维持一项政策。
联盟问题
美国在治理方面所经常发生的问题不是滥权，而是权力削弱——不仅是权力的削弱，而且是治理技巧的削弱。美国政治明显地缺乏长而稳定的政策，以及持续指引政府方向的政治联盟。
美国民众和媒体对美国总统太过关切，以至于不太注意政府的本质是联合组成的事实。由于国会的权力地震、特别利益的分裂影响、政党结构的削弱、多数党的缺乏，和由于大量分散票源而产生的分裂政府的关系，此一工作现在要比以前更难以进行。这些问题不是一任政府、一任总统、一群政治人物的问题，而是在过去20多年中使人民不满的长期性问题。
我们所需要的是让总统有更多权力以建立国会联盟、增加政党凝聚力、减少党派分裂政府的可能性、以及增加跨越党派而更加合作的措施。美国1987年立宪200周年产生许多不寻常的改革建议。一个前内阁官员、前任和现任参议员、国会、学者和私人等团体所组成的相当有名望的宪法制度委员会，在1987年1月提出许多重大改革的建议。
方法一：统一任期
他们的第一个建议是修政宪法，将众议员的任期定为4年，参议员的任期定为8年。此一构想是让国会议员与总统在同一年竞选，以建立总统和国会间较密切的凝聚力。简言之，他们提议取消期中选举，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选举会使政府的各部门分心，而不利于总统的统御领导。从历史上来看，总统所属政党在期中选举时失势是不争的事实，有时他所属政党的党员在期中选举接近之时，也经常与白宫离心离德。该委员会说，较少的选举也能使总统和国会集中全力于政府工作和需要长时间解决的重大问题上，而不需每两年就得专心于众议员的选举上。
前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H。贝克表示同意地说道：“我们必须重建国会、总统和政党之间的联系。众议员的任期与总统的任期相符合，将可产生众议院和总统之间的凝聚力。”
即使上述之言有些夸张，但此一选择将可使总统在国会中享有的权力平衡，要比在现有制度中多少有利得多。此一方法可能软化政府针锋相对的情形，但却无法消除这个问题。同时选举本身并不能保证团结和谐。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时的国会，是由他的共和党控制，但是此后的五次其它共和党总统的胜利中（艾森豪威尔一次，尼克松二次，以及里根二次）共和党总统在一就任时即面对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此外参议员8年的任期似乎也长得可怕。
方法二：整组投票
第二个选择，是卡特总统时代的前白宫顾问克特勒所称的“整组投票”。也就是说将总统、副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列在同一选票上，即举行一次党的选举。此一修正将可确保总统所属政党必定可控制国会。
整组投票让总统当选人在国会中有“红利席位”，以确保他们在国会中是多数党。
十分明显地，“整组投票”必须对宪法加以重大修改，以使美国的制度能更像英国和其它欧洲国会制度一般。就实际上而言，我怀疑不管是美国的政治家或者选民，都不赞成此一激烈的改变，除非美国政府长时期的瘫痪才有此可能。但是我们的政治困境还未坏到那个地步，而且欧洲的国会记录也并非如此令人羡慕。里根政府毕竟还是在1981年通过他的预算和减税措施，而且也在1986年通过税制改革法案。这证明在分裂政府中仍有可能——即使不常有——通过重大行动。此外，此一“整组投票”的构想还是有其严重的缺失。它要一个政党为国家的政策负较多的责任，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多数暴政”的危险，这是我们美国开国元勋们所担心发生的政党多数，它冒着使总统过度激进变得更为复杂的危险。
但是也有较为缓和的步骤，以加强政党和政党，以及总统和国会党员之间的联系。他们涉及总统提名制和竞选经费规则的改变。
方法三：挽回专家
第三个选择，是赋予全国党内领袖、全国公职人员、参议员、州长、国会议员、大城市市长等人对总统提名人选的影响力。此举旨在于将职业政客列入提名过程之中，以平衡从初选中所选出的代表。在此一选择之下，政党的公职人员和主要职位的提名候选人，将自动成为党大会的代表，可自由推选他们认为最符合政党利益的候选人。他们的投入，将使角逐者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专业政治家之间建立连络网。此外因为在挑选提名人时，有更多表达意见的机会，当选其它公职的政治家也更有理由与总统合作。
由于1980年的痛苦经验使然，民主党已开始逐渐朝此方向去做。卡特总统赢得初选，因此获得提名。但是在1980年夏天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之时，民主党国会议员认为如果卡特领导的话，他们的政党就会损失惨重——而事实也是如此。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惟恐失去席位，想另外提名他人。但是在党的规定之下却无法另外推选提名人。经过此一事件之后，民主党1984年代表大会的规则就有改变，以便能让国会中80％的民主党员握有代表的席位，同时应再加上州长、大城市市长、重要职位的党提名人，或许是给他们有双重分量的选票。
在假设美国朝向全国政治初选之路前进的情况下，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让党的支持者在初选之前有机会表达意见。科罗拉多学院的政治科学家克罗宁曾建议，各政党在大选年夏天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些大会上，被选出的政治家和政党核心人物将过滤角逐者，并且挑选二或三人参加初选。如此，最后的胜利者将可获得政界同侪和人民的支持。
这些措施明显的使像卡特一般的局外人更难获得提名，不过却能对确保任何提名人获得政党坚强支持，和改进总统和所属政党领导的关系。
方法四：加强政党
第四个选择，是借改变竞选经费的法律，使有更多的竞选经费可由政党支付，而较少透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支付，以强化政党的角色和凝聚力。为达此目的可做各项改变，其一是将个人捐给政党的小额费用（100美元以下），给予100％税捐扣除额；另外一个方法是提高现行个人对政党捐献限额的2万美元；第三个方法是提高政党可对个别参众议员候选人的捐助限额。不管是那一种方法，其目的在给予政党更多的经费和使用这些经费的余地，以增加政党对候选人凝聚力的重要性。
方法五：电视补助
第五个选择，是利用政党作为对候选人“电视补助”的主要管道。电视时间是现代竞选工具中的佼佼者。有些改革者曾建议筹设电视基金，向全国电视台征收数百小时的电视时间。为使国会议会更依赖这些时间来强化政党宣传，宪法制度委员会建议，将电视时间的半数分配给全国政党，在各候选人之间分配，另一半分给候选人——不管是现职者或者是挑战者。
这项“电视补助”将可击中我们现行政治制度中最引人心惊的要害现职众议员所占有的选举优势，尤其是一面倒向民主党。
目前大家所知现职者的优势如下：大规模的工作人员、免费邮寄特权、使用国会无线电和电视摄影棚，以及电视卫星。政治顾问推算那样对每一位现职的竞选费用，即值50万美元、遑论政治行动委员会所给予的庞大选前捐赠。
如果要在众议院选举中恢复真正的竞争，必须对挑战者提供一些补助——例如一些邮寄特权和部分财务补助，以抵消现职者既有的补助利益。但是对挑战者而言，最需要的一个重要事项却是曝光率，是让选民认识他们。如果不这样做，挑战者在还未开始竞选之前即处于劣势地位。
对挑战者而言没有一个传播媒体比电视者更重要，对选民而言没有挑战者和现职者同时获得电视补助来得重要。例如，每一个国会地区的候选人，在大选前的最后一个月，都可在黄金时段分配一到二个小时，而且，每一个人每次的时间不少于10分钟，以便确保能谈到关键的问题。
由于众议院的真正竞选太少，此一方法在众议员中特别重要。
如果现职者没有信心获选连任，他们可能会对其政党更为效忠，尤其是他们所属政党有较多经费和电视时间可分配时。
冲出“党派胆固醇”
我所提到的制度改变，都不可能很快的实现。甚至如果民主党在往后年获得大胜，都有可能再遭遇分裂政府的重现。如此，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特别是里根主政时的经验，教导我们联合政府形成的重要过程中需要在最重要的议题上跨越党派界限，做真正的合作承诺：简言之，老式之两党政治。
哈娄曾说过，过度的注重派系，就是阻塞美国制度血管中的“胆固醇”，因为它所产生的敌意和暴躁脾气多得难以消化。来自得州、个性粗线条、全身是战争疤痕的哈娄，跨越党派而与国会中的民主党领袖约翰逊和芮朋有私人的交谊。在艾森豪威尔在位的最后两年中，哈娄经常邀请约翰逊和芮朋饮酒小谈。
哈娄在死前不久回忆说：“白宫二楼只有我们四个人，啊！我每六个星期即邀他们小聚一次，将政治水管中的污物冲出，以便使总统和国会领袖在有危机发生之时仍能够沟通。”
无可否认的，那是旧权力游戏的玩法，少数几个人握有大权。但是从白宫秘谈中所获得的教训仍然很重要。在里根主政的两个任期中，他并不经常与国会多数党领袖研拟重大问题的真正折衷方法，不管是预算问题或者是派海军至波斯湾的问题。尼克松和卡特也不常如此做，因此产生许多政治问题：总统不能与国会领袖达成长期协议。
不过，最棘手和困难的问题几乎都需要不受欢迎的解决方法，而且需要两党协议。没有一个政党愿意独自承担加税或否决社会福利法案的责任，结果是这些必要的步骤都未被考虑在内。
值得记住的真理，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国外干预、缩减联邦赤字、战略防卫和武器管制、确保美国竞争力等问题——都非一任总统、一次国会投票或者一个政党所能解决的。在没有一个政党支配的情况下，很少真正党派的胜利能通过时间的考验。重大的问题需要经年累月长时间的努力，通常由一任总统到下一任以及其后的总统，必须跨越党派而有一些共识和合作。即使是8年的任期，里根在未获得其继任者的合作或两党达成共识的情况之下也未能保证尼加拉瓜政策或实施其战略防卫方案计划的成功。不过里根1983年两党委员会在社会福利上的成功，却可作为未来总统的典范。纽约州州长郭莫曾谈到就赤字组成一个两党委员会协助下一任总统。在重大问题上，这些措施是有必要的。
非观赏活动
我写此书的目的并非在促进制度上的补救。即使我们在竞选规则和政府制度方面的确需要有些改革。除非选民也为他们责备政治家所造成的混乱负一些责任，否则只兜着法律和制度打转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我的目的在解释权力游戏进行的方式，以便选民不单能了解他们在政治家和制度方面所带来的任何改变，同时也可从他们自身的行为方面了解这些改变——因为我们政府的这些问题是因我们的行为和我们对政府的想法而产生。我们指责政客，但是政客一般而言却只将选民集体所需要的表达出来——也许是刻意的选择、缺乏表现或者不置可否心理的展现。我们得到的正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国会、那种总统、那种选举制度。
一般对总统选举的不满是太长和太乏味。但这些问题是民众要求更多民主和普及初选压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竞选时间长的原因是许多州的选民想要参加初选投票。选民们想要摆脱党魁的影响，并且阻止在烟雾腾腾的内室中挑选候选人所产生的问题。如肯尼迪、麦高文和卡特等精明的候选人就是利用选民的这种情绪，袭卷权力旧城堡。
大多数选民对那串冗长的准备动作都不感兴趣。压缩初选区域也许会令选民高兴，因为就理论而言，缩短了竞选活动的时间；但也压缩了候选人的行程，使得他们在各州间穿进穿出，而无暇深入讨论任何议题。事实上，初选的步调越缓慢，选民越有时间衡量候选人的资格。
另一个令群众不悦的事，是电视对现代竞选活动的强大影响及电视竞选的肤浅。不错，电视新闻及大多数的政治记者可以表现得更深入、更多分析、更深入候选人的问政历史，而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眼花撩乱的视觉效果及竞选花招上。
但是，除非选民准备放弃以初选作为提名总统候选人的主要方法电视仍将是竞选的主要媒体。在旧的权力游戏中，地方党部领袖在挑选提名人方面位居要津；劳工领袖、教会领袖、商界和民间领袖与选民分享角逐者的看法。如今选民想要从短时间的电视竞选和印刷媒体中的印象，自己去选择他所要的人选。这些直觉的印象来自于候选人的记录和表现极少，大多数建立于候选人在镜头上的智慧、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