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他。1986年1月，凯西认为葛巴奈法是以色列间谍，对他深起疑心，中情局因此给他做测谎试验。凯西告诉里根，葛巴奈法有8项未能通过测验，但那个时候，美国人已陷入太深，诺斯又支持葛巴奈法，而奇怪的是，凯西也就不再追究了。
直到整个案情被贝鲁特一份周刊揭发时美国和以色列总计运给伊朗：2000枚拖式导弹、18枚鹰式防空导弹，以及数百万美元的零件。而美国得到的回报是：赎回3名人质，但是又有3名美国人质被劫，中情局在贝鲁特的负责人巴克来则被杀。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估计，伊朗政府以至少4800万美元的代价换得这些武器。诺斯的干员西科德作证时指出，其中有350万美元的利益转交给尼加拉瓜游击队。300万美元留在西科德伙伴哈钦的瑞士银行帐户。
这种秘密行动显示白宫蔑视国会、政府多数部门的行事规矩，以及可能对里根等的计划造成妨碍的法律。陶华委员会肯定，1985年伊朗计划的“法律基础”“极其可疑”。国会报告指控白宫在大部分情况下“目无法律”。报告中还指控，秘密军援尼加拉瓜游击队，规避宪法对总统权限的最重要牵制：唯有在说服国会同意拨款时，才能将该笔款项运用在某计划上。
1985年秋天，透过以色列执行的两项武器交易由于合法性不无疑问（可能违反外销管制法），使中情局副局长麦克马洪因此敦促里根在12月初签署追溯法令，试图使其合法。1986年1月17日，里根在下令进一步军售伊朗时，特别指示中情局不要让国会知道，违反了必须“及时”通知国会的法律规定。
整个事件始末，里根都显得急于行动，但对合法性问题以及顾问之间的争斗，则了无耐心。1985年底至1986年初，三个场合中，里根分别签署命令，同意军售伊朗，虽然他三次都可以即时通知舒尔茨和温伯格，但却根本没有让他们知道。里根和他的国安会僚属一样，存心让这两个主要异议者蒙在鼓里，好让国安会的人有充分余地填补政策的真空。显然，里根知道，凯西和国安会僚属推动政策的方向符合他的心意。
国安会如何把握行动
即使知道僚属助理影响力很大的圈内人，对诺斯所积聚的权力也大为吃惊。诺斯有如握有额外好牌的扑克玩家。在事机败露前，他的手段之高令人难以置信。当以色列飞机在葡萄牙过不了关时，他叫中情局里斯本工作站负责人向葡国政府施压，以色列飞机方能获准降落。1986年初，中情局高阶官中一再反对诺斯与伊朗掮客分享美国情报，但诺斯却置之不理。
就如007电影中的英勇事迹般，诺斯的行动也具有虚构小说的性质、幻想的意味。根据国会证词，诺斯的干员在中国城市场里取得成叠百元美钞；诺斯的人马在哥斯达黎加建筑跑道，空投“伪装”的武器；在里根同意付220万美元赎金和贿款给监视人质的恐怖分子后，诺斯在塞浦路斯外海安排船只，列阵接运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诺斯将文莱苏丹的1000万美元捐款转送尼加拉瓜游击队，然而这笔款子却存错瑞士银行帐户，找不回来；诺斯的商业代表告诉伊朗官员，美国准备协助伊朗推翻伊拉克领袖，并说，如果苏联入侵伊朗，美国将“赴伊朗对抗苏联”。这些都活像007电影的情节。
事实上，国安会僚属权力之所以坐大，从当初斯托克曼处理预算问题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就可略见端倪。里根授权大方，不插手干预的习惯，给精明激进的僚属有机可乘、权势坐大的机会。事实上，里根的放任作风根本就是国安会人员窜起的关键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86年9月伊朗行动被揭发使里根的计划破灭前两个月，《财星》杂志才刊载吹捧里根的管理风格的封面故事，夸称：“管理者可以向大师里根学习的地方”，并在里根特写旁写出他的管理诀窍：“找第一流人材，授权，不加干涉。”
里根的弱点是不仅粗枝大叶，而且对所有政策的执行都漫不经心。里根的助理一直为他辩护，说他是强有力的领导者，对目标锲而不舍。但是国会的伊朗事件听证会却凸显他是何等的涣散，很少追问难题，不求甚解，不注意失败的可能性和后果，以及不提醒手下谨慎行事。即使当伊朗行动破灭时，他既不好奇，也不警觉，以致不曾要求波音戴克斯特解释伊朗购武所付款项的下落。（至少他事后如此说。）
这与里根制定外交政策的模式不谋而合。里根会设下概略的原则，然而由于他经常是一知半解，因此他比大部分总统更容易受助理的摆布。去过里根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共和党参议员说，里根对重要问题领悟力之差令他们震惊不已。里根的助理大部分忠心护主；有些坦承对他的认知差距或不求甚解感到尴尬；其他则表示，有时必须为里根帮腔才使他不致出丑。麦克法兰抱怨，里根有时听若罔闻，根本不能吸收别人说的话。
虽然舒尔茨、温伯格和波音戴克斯特为里根辩护，但是陶华委员会描述他为马虎、心不在焉的主子。陶华委员会成员前参议员穆斯基说：“里根对份内工作和政策缺乏一般认为总统应有的警觉，令我们相当震惊。”对1985年8月，他究竟是否曾事先同意将第一批美国武器运给伊朗，里根的答案前后矛盾，这是典型的反应。里根先是同意麦克法兰所说，曾经口头认可；接着又改变立场，同意黎根所说，表示他未曾事先认可；最后，却又改口说他已记不得。他无奈地招认：“我想我让别人的记忆，而不是我自己的，影响了我。”
里根的一贯作风，是找来一群果断、行动激进的国安会僚属，给他们概略的指示，让他们揣摩他的期望，将之阐释成给其他部门的命令。这给国安会僚属为总统代言的空间，使除了总统以外，没有人能挑战他们说辞。
国安会僚属窜升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他们的鲁莽霸道。不管诺斯和波音戴克斯特获得的名气，在1985年5月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惯摆低姿态的麦克法兰才是试图操纵伊朗政策的人，就像他对战略防卫方案一样。麦克法兰在舒尔茨和温伯格反对与伊朗搭线后，把国务院的外交角色揽了下来。
由于受到正常程序的妨碍，麦克法兰于是展开他自己的秘密外交，透过以色列和伊朗搭上线。他的密使是乔治城大学教授，也是与以色列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的国安会约聘顾问——李登。
1985年5月初，麦克法兰授意李登前往以色列，李登回来报告，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希望知道美国是否赞成运送美制武器给伊朗。
舒尔茨对别人侵犯他的外交权限颇为不悦。1983年，当他获知麦克法兰在国务院一无所知的状况下身负任务前往中东，便威胁要辞职。国安会僚属的新方案冒犯舒尔茨，他就向麦克法兰抗议，指出以色列与伊朗搭线，“包藏严重错误……的种子，除非能立即予以更正。”麦克法兰略过他与李登的关系，回答舒尔茨：“我已决定停止这项行动。”但是，事实上，麦克法兰却在以色列激励下继续进行。到1985年7月中旬，两名以色列密使敦促麦克法兰利用以色列作为与伊朗军事交易的管道，麦克法兰说服总统让他去做。
麦克法兰赶紧采取行动，几个星期内，李登回到以色列，不仅和以色列中介会面，也会见了将军售换人质问题摊开来谈的伊朗武器拍客葛巴奈法。下一步，麦克法兰略过正常程序，在没有告知舒尔茨的状况下，秘密与美国驻黎巴嫩大使联系。麦克法兰的行动使美国三度运送武器给伊朗，但是只有一名人质获释。麦克法兰在1985年12月倦勤辞职，波音戴克斯特接任，为诺斯提供保护。诺斯告诉国会：“我从未曾采取任何一项我的上级不曾授权给我的行动。”
诺斯权力坐大的第三个因素是凯西。根据诺斯证词，凯西是他的行动赞助人、教师、顾问、实际老板以及中美洲行动的幕后策划者。诺斯奉凯西为间谍大师和智者。而凯西显然敬佩诺斯的勇于任事，视他为肝胆相照的伙伴，甚或儿子。他们思想相似，且联系密切。记录显示，他们至少会晤35次，或许更多。凯西在行政办公大楼（白宫隔壁）三楼诺斯办公室“走廊那端”有间办公室。
诺斯说，1983年凯西预料国会会限制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活动，于是鼓励诺斯去布建一个私人网络从事秘密工作。诺斯在伊朗一尼加拉瓜游击队听证会中说：“凯西建议（我）建立外围团体，他把西科德将军的名字交给我，说他是可以担任这项工作的人。”1984年，凯西教诺斯怎样弄一笔循环作业的现金，免得国会知道诺斯的秘密活动。凯西担心苏联的窃听会发现诺斯的电话内容，劝导诺斯改用密码机通讯。1986年初，诺斯到伊朗去执行任务，凯西要诺斯注意，他可能会遭到刑求，要有自杀的准备。起初诺斯把挪用对伊军售款的主意告诉凯西。（诺斯说，凯西满欣赏这个办法，认为是“最讽刺，又最秘密的作业”。）诺斯说1986年10月初，凯西警告他，对伊朗军售的事，即将“穿帮”，该是“打扫”的时候了，意指诺斯应该销毁他的现金收支帐簿、杂记和官方文件，湮灭“全套秘密工作”的证据。
最重要的是，诺斯切合凯西的需要。关键时刻是1984年10月12日，国会通过一项决议，禁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或“从事情报活动”的其他任何机构，再给尼加拉瓜游击队，不论直接或间接的援助。中央情报局退出尼加拉瓜战局的结果，形成一个真空。在这之前，凯西和诺斯已经安排好让诺斯填补这个真空，接替中央情报局带头为尼加拉瓜游击队募集款项、发动支持、运交武器，总之，就是替凯西和总统运筹这场战争。一旦国会投票通过禁止援助尼加拉瓜游击队之后，诺斯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这项禁令并不包括国家安全会议的幕僚，因为国安会并不是“从事情报活动”的“机构”。这完全是自圆其说的说法。凯西也说国安会人员可以钻这个漏洞，而且想要规避国会的监督，而里根显然认为此说有理。
麦克法兰告诉我：“凯西早在他去世（1987年5月6日）之前两年，就知道他的病已入膏育，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坚定信念而且忠心耿耿的人，也就是坚信政策，效忠里根，因此毅然决定采取他自信有利于总统，以及他自信在对付桑定政权方面有利于国家的作法。但是基于忠诚的缘故，他做这些事并没有让总统知道。”
诺斯崛起的第四个因素是他凭着坚毅、自信以及别人迟疑不决时积极行动的个性，而拥有的特殊影响力。这也颇能说明宫廷内的权力游戏。诺斯深知如何利用他在白宫的权力以及秘密的神奇特性。对这位雄心勃勃，以救世为己任，在越战中得过银星勋章和两枚紫心勋章，43岁仍旧保持一张娃娃脸的海军陆战队中校而言，绕着行政体系打转，往往会陷身于繁烦的文书作业和无止境的政策争辩之中。
诺斯那种夸张的好莱坞作风引起了里根的注意，里根在好莱坞的时候，也演过蓝波那样的角色。总统显然了解这名爱国海军陆战员的功劳，他的代号叫“铁锤”，是个由衷服膺里根反共游击战理论的人。里根在免除诺斯职务的第二天，打电话给他，称赞他是个英雄，而且向他道谢。至于新近披露诺斯用霍梅尼的钱接济尼加拉瓜游击队的事，里根开玩笑地说：“有一天这会拍成一部了不起的电影。”
由诺斯在国会听证中的表现来看，他的活力和魅力不可小觑。一位同事说他是“走火入魔的乩童”、尼加拉瓜游击队的单人乐队。他和十多个国家接洽为尼加拉瓜游击队争取武器和金钱；飞往洪都拉斯提振尼加拉瓜游击队的士气，在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收藏给尼加拉瓜游击队的金钱（有时多达100万美元），替尼加拉瓜游击队的领袖担任出纳，策划他们的武器空投，怂恿他们开辟新战线，要他们占领一部分尼加拉瓜的领土宣布独立。
诺斯在白宫的基地对他的权力游戏至为重要，这样他才能以总统之名行事，而且迫使其他单位的官员帮他的忙。诺斯的正式头衔是国家安全会议政治军事组副组长，但是这个头衔掩饰了他担任执行官的重要性。总统和内阁首长很少人知道怎么办事，他们需靠助理执行计划。
诺斯一度是白宫勤务室非正式的危机处理幕僚。勤务室是总统的统帅站及通讯中心。这位无888法约束的工作狂，在策划入侵格林纳达，拦截阿奇劳若号邮轮劫匪，以及压制萨尔瓦多行刑队方面，均为要角。
诺斯自有一套唬人的方法回避繁琐的行政规章。他会吹牛说：“我刚刚见过总统。”其实，根据官方的记录，他每个月大约只见到里根一次。但是即使是那些不相信诺斯吹嘘的人，也认为他是替总统发言，他们认为诺斯执行的政策，切合里根的心意，而且据他们所知，已经得到里根的明确许可。
不过，波音戴克斯特支持诺斯的说法，认为他是奉命行事，但是舒尔茨和麦克法兰则驳斥诺斯。麦克法兰说，诺斯做得太过火，而且使他错会了诺斯介入援尼案的深度。麦克法兰否认他允许诺斯“设立一个单独，隐秘而且范围很广的网路从事秘密作业，其中掺杂了个人利益，而且要瞒着行政部门中其他的人。”舒尔茨说，当里根得悉诺斯的一名特工，经波音戴克斯特和诺斯同意，和一名伊朗的眼线谈论可以释放科威特困禁的达瓦恐怖分子，大为光火，因为这违背了里根的政策，舒尔茨说，总统闻讯之后的反应，好像“肚子被踢了一脚。”
秘密回路的力量
最后，诺斯和他在国安会的上司对政策的影响力，是秘密回路力量的一课教材，这就是机密讯息的力量。从事一种“密闭”的秘密作业，可在行政同僚中获得额外神奇的权威。别人总认为洞悉内幕的人，所作所为一定已获许可。国安会的幕僚，尤其是诺斯，把这种伎俩发挥得淋漓尽致。
秘密作业各自独立，政府官员若不是个中要角，通常自甘摒拒在敏感信息的门外。只要知道得比别人多，就是权威的一种表记。
从事秘密工作的人，认为保护秘密工作是最高要件，超过法律及其他义务。尤其是在里根政府中，对国会的疑忌，使一些官员不愿过问日后国会可能会逼他们说的事。
1987年，中情局副局长盖茨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中情局的人员，我敢说由局长以下，都在主动地回避情报。”“我们不想知道尼加拉瓜游击队的钱是怎么来的。部分原因是我们担心这会使我们跨逾法律规定的界线，所以我们主动要别人不要把事情告诉我们。”国务院和国防部也抱着这种心理，于是给了诺斯可乘之机。
秘密是排斥反对决策者的重要借口。秘密作业因为性质的缘故会引起严重的分歧。（譬如，舒尔茨和温伯格为了对伊朗的工作。）于是，主张秘密作业的人，就用害怕消息走漏为由，把圈内批评者冷冻起来，同样维持他们接触总统的独特管道。这是波音戴克斯特的心态和他最爱用的说词。
许多人不明了，为什么这两位分别掌管国防与外交政策的高级阁员，不能劝阻总统。最重要的是，里根不愿意被改变。他的冲动受到凯西、波音戴克斯特、麦克法兰、米西的强化，有时也受到布什与黎根的鼓舞。
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海德在国会听证中间舒尔茨，为什么他未用辞职作要挟，阻止和伊朗的交易。舒尔茨回答说，他从未在适当时机获得适当的情报。确实，在对伊朗工作的18个月中，里根只有四度就这个问题，召见他的全体国家安全工作主管。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