碚攵运撬盏降牡绫ㄗ隽顺檠鞑椋⑾制渲�20位民众根本没答应挂名。天然气公司总裁布许担心被指控造假，急忙展开清查工作：检样中的70％（373人）记得愿意挂名的事，但是却有8％断然否认他们同意挂名，另外22％则记不清接过这种电话。布许坦承利兹的电话作业可能有“故障”，但也坚称“绝对没有整批作假之情事。”
其次，天然气公司为了扩增其政治影响力，设立了一个能源安全联盟，但是记者却找不到它的办事处——原来就在天然气公司总部。虽然该联盟列出35家企业团体和天然气用户为其成员，然其资金运作却有1100万来自天然气公司。这种自拉自唱的改头换面伎俩惹火了国会，印地安那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夏普指责天然气公司“蓄意误导公众，混淆视听”。布许答称天然气公司已在报上刊登启事，宣布放弃对联盟的权利，无奈大势已去，瓦斯生产业者终于没能打赢解除管制这一仗。不过布许反驳道，对方也没有完全取回天然气价格的控制权：“我们缓和了歇斯底里的反对声浪，也为将来的反扑埋下伏笔。”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利用邮件进行草根游说不无风险。显然事先拟好的信件和印制的明信片效果较佳，正如他们替银行所安排的能较正确地反映了民意。但唯有真感情，才能使运动获得效力。邮件游说法如果时机不当，或太过刻意求工，反而会弄巧成拙，激怒原本支持他们的人。例如瓦斯生产业者便触怒了一些赞成解除管制的国会议员，像俄克拉何马州的辛纳，他对纷至沓来的沉重压力就感到无比厌恶。
广而言之，群众邮递运动蔚为风气，竟然造成政治上的一种嘲讽的态度：至少有三家华盛顿贸易公司出售国会议员的名单（按照委员会的各种召集小组和各人的专长分类）配上选举人的名单（按照国会选区、邮递区号和利益团体等分类）的电脑带。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设定目标。有些贸易协会从各会员处收集来先遣代理人名单，并将其输入电脑，以便随时出击，发动邮件快攻。全国教育协会是一个教师团体，会员共计180万，旗下拥有25万名合格的代理人为其处理问题，维护社会保险和联邦政府所提供的教育补助。
该会人员表示，他们必须采用这种手法，因为信件在往返太费时，根本无法与右翼团体的电脑邮件竞争。
参众两院的议员斥责这些“人造”信件，声明毫不在意这种内容千篇一律，只有署名不同的群众邮寄运动。“让我们的电脑回信给他们的电脑，实在荒唐。”杜伦伯格参议员向我抱怨。不过国会议员当然重视个别的信件，特别是亲笔信。问题是邮件游说的技术日益精妙复杂，有时想要分辨何者为私人信件，何者为大量制造的电脑信件委实不容易。例如人寿保险业1985年的整套游说案也用了这一招，他们将预先打好的信写上支持者的地址寄给各个议员，里面的文句不同，又利用雷射印刷制成不同的私人信笺，但纸的颜色亦异——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要掩饰大量制造的痕迹。
信件游说的策略即使无法左右决议，仍有若干吓阻作用。有些国会议员，特别是边缘选区或比较资浅的议员，是不愿得罪大群选民的。他们不敢忽视任何一个大型压力团体，即使看起来好像有诈。由于大众投邮行动显得很有组织，这些从政者为了生存和改选，不得不有所顾忌。不论什么团体，只要他们能发动群众签名寄信——或者得到授权——就能动员群众投票，至少理论上如此。
筹募巨款
金钱是游说活动的巨枪利炮，也是自由选择的政治武器。它像马特杭峰（编注：阿尔卑斯山系著名之山峰）一般隐约浮现于政治布景中。
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然被钱淹没，随着每次的总统大选而日益恶化。1984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改选总共花了5。95亿元，到了1986年，单单改选国会议员便花了4。5亿元。而共和党的花费比民主党又更胜一筹，以1986年为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其下两个国会分支花了2。542亿元，民主党方面却只用了6270万元。
矛盾的是，1974年的竞选财务改革承认有组织进行募款的合法性，也给了美国政治新巨人，即无所不在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极大的推动力。时至今日，不论法人团体、工会、商会或利益团体都成立了PAC，负责向会员募款，并资助候选人，以便推动总会的政治事务。
1974年的改革旨在防范有钱大老和秘密会社私下贿赂立法官员，造成不良影响。为了减少贪污贿赂，选举法改革者订出捐款上限，个人是1000元，政治行动委员会每次选举只能提供每名候选人5000元，至于政党则依办公室和选民的多寡而有不同的限制和规定。所有的候选人都得报告资金的来源。但是这项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样，其结果是始料未所未及的。根据法院的裁决，政府承包商所组成的PAC是合法的，如此一来，方便之门大开，PAC乃成为商界的抢手货，举例来说，1985年间，在政治奉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有全国国会俱乐部（赫姆斯的PAC）：1580万元；全国保守主义PAC：930万；维护社会安全PAC全国委员会：620万；房地产经纪人PAC：600万；美国医药学会PAC：540万；全国步枪协会政治胜利基金：470万。
PAC在1940年代与产业公会大会同时崛起，真正获得开展却是70年代的事。其数目在1974年只有608个，到了1986年却多达4157个；国会选举捐款的成长则更惊人，从1974年的850万增为1986年的13220万。其中成长最快的是法人团体公共事务会：1974年只有89个，1986年增为1902个（有组织的劳工团体只不过418个）。更重要的是PAC的法律限制漏洞很多，便其得以为所欲为，视法律规定如无物。
“PAC的钱破坏了整个选举过程”，高华德参议员在公听会上抗议：“造成特殊利益团体的激增，只为了能把钱投入选战，使得金钱垄断选举的情况愈演愈烈。”
“变化太大了”，共济会领袖魏塞玛忿忿地说：“你看人们花了多少钱来请说客，花了多少钱资助选举，花了多少钱请国会议员关说，花了多少钱来搞宣传邮件和草根游说运动，花了多少钱来打电视广告——没有人去算过总共要花多少。整个情况非常微妙，没有人愿意开炮发难。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就是不愿开口。PAC的竞选捐助限于5000元，但是没有人当它是限制，他们把它当成许可证。”
前卡特总统的白宫顾问克特勒更是直言不讳：“只差一步就成了贿赂。PAC之所以捐款，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会支持他们。无功不受禄，受禄必建功！”
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但也有人不赞成。学者专家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梅尔宾就认为很难证明公共事务会用钱买票，也不能断言现在的情况比1974年进行改革前糟。梅尔宾在其讨论筹备竞选基金的文章中写道：“1972年大选的不洁纪录所显示的是半强迫的募款方式，是秘密的现金捐献，是由少数儿个大金主控制财务的局面，他们都别有所求……PAC的出现其实是一大改进。”
也有一些说客认为把PAC当成代罪羔羊是不公平的，如一向袒护商人的税法律师渥克和拥有不少商界大客户的共和党老将柯罗洛哥斯。他们指出现行制度比过去的好得多，因为现在有好几千个PAC在筹募经费，整个过程都受到公众的监督。渥克提醒我一件1956年发生的事：已故南达科他州参议员法凯斯愤怒的在参院透露，有个意在解除天然气管制的匿名捐款人，在其接待处留下装有2500元现金的信封。结果解除管制案虽然通过，却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理由就是有贪污受贿的嫌疑。“我们已经摆脱红包的时代了”，渥克强调：“权力已经分散，所以我说从道德的观点来看，目前的情况比25年前好太多了！”
但是各家对此仍有争议。正如1986年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格林所说，只有财大气粗的政治势力才能拥有PAC——穷人、失业者、少数民族，甚至大多数消费者是不会有的。再说2500元的贿赂现在已经上不了台面了，近年来，国会议员可以经由PAC或私人管道合法募得竞选经费，并把余款留为己用。这样年复一年下来，许多势力强大的在职者，便在没有竞争对手或只有象征性对手的情况下，累积了好几十万现金。例如1986年选举过后，就有20位众议员手上握有40万现金，有的还不止此数，其中只有三人在竞选时遭到对手或象征性的对手。他们就这么安稳便当地发了大财。在群雄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有：加州共和党议员德瑞勒，选战后的银行存款高达943371元；纽约布鲁克林区民主党议员索拉兹；790864元；阿拉巴马州民主党议员傅立波；594680元；由于情况过于暖昧，众院在1979年特别立法禁止新进议员采用这种方式增加个人基金，但是老议员却不受此限。
许多说客对现行制度极表不满，却仍置身其间。前卡特总统的白宫官员今日的说客韦克斯勒女士指出，这种恶性循环的金钱游戏已然无法控制：“但你还是要给，否则无法办事。同时你也希望能帮助国会中你喜欢而且敬重的人。”1986年她个人便拿出2。5万元给候选人，这还只是别人要她提供的零头部分。邀她参加政治募款会的请柬多得可以用斗来量——每逢选举年可能有2000张，款项高达好几十万。“我们公司一天可收到10张邀请卡”，她说：“我们每晚需参加两三个募款会。”
事实上，现在玩的是政治扑克，参加PAC或者买张250元或1000元的筹款券只是入场券罢了——第一次发牌前所下的注。想往前冲的说客得增加赌注，加入候选人的“指导委员会”，这意谓着你得大力赞助他，帮他推销筹款券。名律师勃格斯拥有一项纪录——参加过50多个指导委员会。至于下大注，说客还得主办募款餐会才行，亲自负责筹募现金。
“小餐会也能做大买卖——30到40个人，多半是典型华盛顿人物”，一位国会经验丰富的说客解释道：“有人称之为‘碰面时间’，因为可以和不少政坛大人物见面。你瞧，国会议员不光要靠我们的PAC；连我们都得亲自出马募款。”
他停顿了一下，忽然说道：“我痛恨募款，我从不参加餐会或鸡尾酒会。但是我们的商会在这个选期仍有可能捐40万元，透过我们的PAC和其他捐款活动。我个人可以为那些不接受PAC捐款的人募到1万至1。5万元。这是一项底下的工作，极其艰苦且不愉快。”
“事实上，”他说：“这一行不好干。在职者告诉你：‘如果你不这么做，就给我小心。’参院尤其跋扈，他们对捐献者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你最好乖乖给钱，否则下回有案子落在我们手上，有你好看。’所以你不得不出来为他们摇旗呐喊。不摇旗呐喊就有苦头吃，你的案子别想过，休想获得支持。”
亦有说客抱怨政客形同敲诈。某说客告诉我，他的伙伴打电话约某共和党议员，其行政助理竟然答道：“很抱歉，我们不能跟你碰面，我们查过捐献名单，上面没有你的大名。”一位民主党参谋人员也对我谈起1985年国防预算委员会召集小组的激辩，争论是否要将原来由通用动力公司制造的F…16战斗机的部分经费转移给诺斯洛普公司去制造F…20战斗机。双方僵持不下，只差一票便可分出胜负。据这位助理表示，一民主党委员竟然提议说：“暂时此案搁置一天吧！我今晚就去找这两家公司谈价码。”
钱究竟买到什么
斯特劳斯、勃格斯、渥克、韦克勒斯和其他说客认为政治捐款只提供了门路：对方会回你的电话，顺路到办公室造访，和你的客户共餐，找机会处理你的案子等等。这一点有时相当重要，特别是当对手没有相同的门路时，便可制敌于机先。“门路之重要正因为门路各有不同，”前共济会会长可汉强调：“门路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人们考虑事情的时间受到限制。门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影响立法官员做决定。”
斯特劳斯以言语表示传统智慧，他对我强调，帮一位参议员在初选和大选中募得1万元“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为了向他买票。”但是他也和其他人一样担心，“这种募款方式总有一天会出事——倒没有水门事件严重。但确实曾有，某位议员告诉我，如果能为他筹得10万元，他一定投票支持我们。”
大多数从政者处理此间题都非常小心，很少有人会直率作答，除非他们已经退休了或打算要退休。但也有不少人会明白暗示，最明显的例子，杜尔参议员有一次指出“当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拿钱出来时，他们期待的是你能有所回报，而不是单纯地盼望能有个好政府。”麻州众议员傅兰克对大笔捐款并无政治附带条件的虚伪说法嗤之以鼻：“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怪事，我们从全然陌生的人手中取得成千上万的钱，竟能无动于衷，不顾其付托。”曾在众院待过17个会期的自由派议员波林，也对我坦承道：“即使是我也不会把给我5000千块钱的家伙抛诸脑后——只要放在心上就行了。”
另一位密苏里州民主党参议员伊格顿更是直言不讳，他在1987年退休前，曾简短的与我谈到与特殊利益游说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他说：“你会逐渐丧失独立的意识。”当我提到公职人员可能只是心理上觉得感激时，他答道：“最好的字眼是心存袒护。”金钱确能对从政者发挥作用，他感觉欠你一份情，而机敏的说客懂得利用这种心理。以下就是深受困扰的伊格顿所作的描述：“我倒没碰过这种状况——可能别的参议员碰上过——即某人闯进办公室或打电话来说：‘汤姆，某某案子下礼拜就要表决了，你记得上回选举我出了多少钱吧？希望你照我的意思投票。’虽然我没碰过这么直率无礼、粗笨卑鄙的事情，但是除了措辞有点改变，实质并无不同：‘汤姆，我是某某，你知道下周要进行某案的表决吧？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我们非常关心这件事。好了，我不多说了，很高兴跟你通话。’你看，这就是参议员接到的‘殷勤’召唤？”
伊格顿认为，在捐款之际即已暗含了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因为双方都很清楚说客的意图，从政者只要收下捐款，自会给予支持。
伊格顿18年来一直受到劳工组织的支持，而他的投票纪录也明显表现出亲劳工的倾向，但是他却坦承有时也很矛盾。“如果某人接受了劳工公共事务会10万元捐款，而且又有意竞选连任，那么在表决劳工案时，就有天人交战的好戏可看了。我通常会与美国劳工联盟密切配合，但是偶尔也会犹豫不决，这时幕僚就会说了：‘我们得提醒你，劳工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我们以后还需要他们的支持。’”
伊格顿并且指出，有些游说团体允许你有转圜的余地，有些却不许。劳工组织每年约有20个重要的表决案，投两三次反对票他们还能容忍。“假定你是由烟草游说团体所大力支持的”，他表示：“每年只有一项烟草表决案，是有关烟草价格的议案：支持或反对。假如你是首次竞选参议员，恐怕当下就得决定烟草案你站在那一边。如果你出身如北卡罗来纳或肯塔基等烟草州，那当然会支持烟草工业。但如果你是密苏里州人又该如何呢？我们有一郡境内约有8个烟草农场，我出来竞选参议员，有人就问了：‘你愿不愿意接受美国烟草种植者协会PAC的捐款？’如果我当场收下1000元，就得打定主意。我只有两条路可走。如果我说愿意接受烟草协会的捐赠，却不打算投票支持他们，这是有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