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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蒙德提及拜登时，有如85岁父亲谈论着意见与他背道而驰却依然深获欢心的45岁儿子。他用南卡罗来纳人的吞声慢气，及他多年来更臻圆熟的哲学来教导我：“有些人认为哲学观点不同就该彼此对立，我的立场是一定得与人一起合作即使是观点不同——如果他们都是真诚的话。拜登和我相交，他是个好人、品格高尚、杰出的演讲者，令人印象深刻，说话清晰明了，能屈能伸，也是个顾家的男人，而且我认为如果你在此（华盛顿）停留愈久，你就愈能发现每个问题都不只一面，你也就愈发现妥协与谦恭是很必要的。你停留愈久也会发现，有时你用蜜糖比用醋更能捉到苍蝇。”
工作狂：孤独的一群
我常遇见人们认为政客们很少工作，且日子过得比一般老百姓舒服，但我的经验却正好相反：从私人企业进入政府工作的人，都对华盛顿的紧张急迫和工作第一的敬业态度感到惊讶，无论他是在国会或高级行政单位工作都是如此。
金根当了里根一年的内阁秘书与助理之后，认为说白宫是个压力锅根本不足为奇。他原是个华尔街人，亦是《周六评论》杂志的发行人，他向我坦承在华府的工作负担“超乎一切——是我所无法想象的”。平常他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深夜，吃着冷冷的晚餐或甚至没吃。已故的巴德里治告诉我他担任商务部长时，工作量比他在当总裁的工作量还要多出50％。当他担任总裁时，他时常在演讲中提到：任何一个行业的领导者每天如果工作超过8小时，都是对属下授权不够的表现。但在华盛顿，他说：“我发现8小时是不够的，我需要12小时，而且我也不再演讲了。”
“华盛顿的问题在于它是个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城市”，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的发言人马修斯为华盛顿下了这么个精辟的评论。“你不能计算输出项，只能计算输入。这个城市中，国民生产毛额就是政府，而政府不是用输出来计算的，是用你所投入的时间来计算的，每个人说‘我这星期忙死了，你忙吗？我很忙，我必须忙碌。’就好像‘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参议员杜伦柏格是个有思想、内敛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员。一次在晚餐时他也承认：“我们很多人都把忙当成自身的一部分。在政治上，你绝难看到懒散的人。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不管6点还是8点起床，总有一大堆做不完的事在那儿等着的感觉。”
“如果你被需要的话，你就是重要的，你努力工作来证明你多有价值，那是一种量的运作：你握的手愈多，你写的信愈多，你出现在电视上的机会愈多，你举行愈多的听证会，你就愈有价值，质多多少少隐含在量里面。”
在一个祈祷早餐会上，他引用一位元老级的参议员的忠告说：“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持快速的步调，就得在你的行事表上的每一个时段内安排两件以上的事，再请个人专门提醒你还有什么其他事该做，完全投入，因为政治家永远有多得做不完的事，只有在政治里，你才能为你的工作狂作合理化说明。毕竟这对国家是重要的。”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拥有最大权力、最令人向往的工作的里根却对“工作狂”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他每天刻意地工作很短的时间，在办公室里从9点到4点，小睡一番或出去骑骑马，再出席一些官方的晚宴或处理一些公事，有时，他和南希一起看电视时就省了。
里根的确比较喜欢口头报告，国家安全顾问把文件大声朗读给他听，获得他的批准，代他签署文件。举个例，伊朗事件时里根显然没有读1986年1月17日的重要决策报告，这份报告正式地认可用武器来交换人质。
当新闻界和其他政客都在挑里根的毛病说他太放任、松散，里根却对自己的懒惰自我解嘲，在一个新闻界的晚餐上，他开玩笑地说：“辛勤工作当然不会死人，但我想干嘛到了这把年纪再来冒这个险呢？”现场观众对他的坦白都哄堂大笑。
直到伊朗…尼游案爆发前，里根轻松抛开许多繁重的工作总能获得大众的谅解。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卡特像个长工似地工作，大众都看见他深陷于细节泥淖中，而里根缓和的步调，使得他当总统和运用权力时看起来都很轻松，也是对大众的再保证。更甚的是里根很喜欢职务上的种种费时仪式，这种对仪式的喜欢，辐射出他的自信。在他头4年任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根常把大量权力下放给他广大的幕僚群，自己则溜去做些轻松的事。
大众没有注意或不在乎的是，里根对于主要议题或他自己政府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强烈兴趣。对这些议题及政府运作方式深入了解，不但可以教育总统，更可以保护总统。里根很信任别人，认为别人可以保护他，使他免于伤害。但里根第二任期的幕僚，无论是在判断力或政治技巧上都不够敏锐，里根疏于控制幕僚给他带来成堆的麻烦，伊朗事件使他的烦恼达到极点，他松散与放任的态度遭受到了凄惨的报应。
对许多其他政客和政府官员而言，华盛顿紧张的生活方式常导致离婚或家庭压力。华盛顿是全国心理医生最密集的地方，大概跟纽约差不多，证明了华盛顿生活的工作至上和压力锅的气氛是一种职业风险。华盛顿单调的生活方式也使人早生华发，当然偶尔国会里也会诞生诗人（缅因州的柯汉参议员就写了一本诗集，还和哈特合著了一本间谍小说），记者们也演些业余的戏剧小品，而且每人在春天时都会去赏樱花，周末到切萨皮克湾或蓝脊山度假，但却很少人得到真正的休息。
华盛顿的政治圈将社交生活视为事业的延伸，所以平时的夜晚都无法轻松，人们每个礼拜有三、四个晚上都有约会，有时甚至一个晚上有好几个约会，他们通常都以地位和头衔来与人交往。在晚餐或其他非正式场合，就有私下的种种交易：记者们向官员和政客要内幕；政客们则以要求好评作为交换；说客需要政客来帮助立法，政客们需要说客的金钱与选票。当然，轻浮与幽默也存在其间，但政治市场中的这种基本交易却逐渐减少了。
有些比工作压力和豪宴华服的虚伪肤浅更基本的东西，经常令政客们的私生活了无情趣。他们似乎都很符合雷斯曼所说的“寂寞的一群”。他们的公众生活为他们带来如果没有上千也有上百的与人接触的机会，可是藏在这个友谊深处的却是达尔文主义：人人都在奋斗以求透过物竞天择而成为一山之王。权力游戏中的竞争性使得人们不敢表露出他的弱点，也不敢表露出他对生命的质疑，而这些弱点和质疑，正是所有亲密及真诚友谊的基础。
对一个政客而言，有些弱点简直是致命伤，所以他们对政敌甚至对选民都刻意掩饰自己的弱点和犹疑是很自然的，这些特殊亲密关系所需的内心世界的倾诉，对多数政客与官员而言是极度危险的。
参考一下最近的历史：1968年，前密歇根州州长罗姆尼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曾告诉新闻界他在越战问题上被五角大楼洗脑了，结果反使他受到致命打击。前参议员穆斯基也在1972年的总统竞选时，让记者们看到他在新罕布什尔记者会上为了他的妻子被新闻界修理而落泪，结果也受到了政治伤害。密苏里州的参议员伊格顿也从民主党的选票上被删除，因为他透露出早年他曾接受心理治疗。在1984年，参议员哈特也因为别人一直质问他为什么更改自己的名字？又为什么在官方自传中少报自己的年龄？1987年他更因为被紧追不舍婚外情的问题而退出总统竞选。参议员拜登也因为坦承自己剿窃他人的竞选演说，与夸大他法学院的成绩，而必须放弃总统竞选。
大多数的政客都很小心翼翼地去隐藏这种个人的弱点。华盛顿一名曾在国务院任职的心理医生皮色尼克表示，政客、记者和其他政治圈内的人，都需要一种夸大妄想症才能在政治领域内有效的运作。他说：“他们必须时时怀疑别人的心意、动机和处理方式来行事，但当他们把这些带入家庭生活或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时就产生了问题。”
看着众议院的议员们群聚一堂投票，我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同在战壕中一起服务所产生的兄弟之情。参议院比较不似众议院那般夸张的亲密，也不如过去那么像俱乐部，有些人的确能够结交到很好的朋友，但多数政客都与人保持适当距离，在公共场合仅打打招呼或拍拍背以示亲昵。新近的幕僚助理们透露说那些看起来最亲密的伙伴，包括里根和贝克之间，都有一种隐藏自己真正的感情，和避免别人太接近他们的自我保护的本事。
参议员杜伦柏格坦承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的存在。他说：“我们在这儿都有自己的权力袋，当你想争取到51票时，你就得证明自己是不容易受伤的人。但是可亲可近的关系和友谊却能使你容易受伤害。在政治的世界里，有时你必须接受批评，你必须听不想听的事，容易受伤害的性格在这里是不适合的。”
皮色尼克医生认为对权力的索求与冷酷无情的步调，源自于不适应的内心感受和产生寂寞的不满足感。他说“还有一个权力瘾在作祟，你必须永远往更高处前进，这种追逐一直持续，寂寞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友谊在这城市是很难获得的，友谊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它在职业政治的生涯中一点根基都没有。不如你我所想象的那么信任别人，在他们为了选区、立法与家庭的种种要求而把自己绷紧了，人们会问：‘我还有什么？我是谁？’他们都在舞台上像个永远都准备好笑话的喜剧演员，有些涉入权力的人，都忘了自己还是个‘人’。”
男人的城市
过去15年里，权力游戏中，女人的力量与责任已大幅成长。但纵使女权主义的压力也尚未改变游戏的进行方式。政治一直是男人的专利，而女人也学会了如何面对硬战。
从1972年麦高文竞选总统开始，无论是在扮演副总统提名人、内阁阁员或最高法院法官、国会议员、幕僚、说客或记者，华盛顿的女人变得更多、更主动、更鲜明出色。麦高文竞选时以强烈的反战主张及国内的平等及社会主义燃起了女性的政治活动热，并使得上百位能干的女性进入地方和中央阶级的政治领域，这种改革打破了国会里老式的权力架构，开放了更多的机会。
1972年，参院中有两位女性参议员，众议院有13位女性众议员，到了1978年，则有两位女参议员和22位女众议员。过去的习惯与连任议员使得改变进行缓慢。从基层干起的女性要做到成为够资格的候选人需要多年时间，但在州的层次，女性地位正蓬勃发展。1974年，康涅狄格州的格拉索成为近代第一个当选的女州长，现今全美则有3位女州长。各州的女州议员则从1973年起增加3倍，到1987年女性已占了全国席位的15％。
这些数字仅能说明部分的事实：国会山庄的态度已有极大的改变。1973年时，科罗拉多州的反越战的女性民主党国会新鲜人施露德还受到军事委员会主席赫伯特的性歧视，现在国会的态度则已大幅改变，赫伯特的劣迹使他在两年后失去主席的宝座。如今众院里的两党协调会议都至少有一位女性居领导地位。1977年女性议员为处理女性事务而成立协调委员会（同时对男女议员开放），现在已愈来愈有声有色。但直到1985年众议院的健身房才允许女性议员进入，这在过去一直是男性议员所坚持不答应的。
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前政治处长路易斯说到：“现在国会里的女议员和儿十年前截然不同，她们不再是寡妇似的去实践家族的遗志，而是真正在追求她们个人的职志。”
女性政治活动的提升也推展到其他领域：负责与行政单位联系的联络办事处、游说、公共关系、新闻界。女性说客在1975年已建立起她们自己的协会，现今声称有800名会员，最杰出者是韦克斯勒和蕾诺，她们分别来自卡特和里根时代的幕僚，属于城中最有名的游说公司之一。女性记者过去一直被全国记者俱乐部所多方阻碍，在1970年她们加入华盛顿记者俱乐部，也就是全国记者俱乐部的对头，使之一下子增加了数百名会员，全国记者俱乐部在1985年时同意女性记者加入。公共关系已经成为女性一项方兴未艾的行业，南希里根的前新闻秘书泰特现在是一名顶尖的公关主管，她告诉我她担心公关可能成为女性的“粉红领贫民区”。
当然，最具戏剧性与象征性的变化发生在政府的高阶人事，早期总统内阁人选顶多只有一位女性作点缀，而卡特和里根则各有二、三位女性内阁成员。1981年里根打破惯例地提名奥康纳为最高法院的女性法官，但女性地位更大的突破，是在1984年民主党提名纽约州众议员费拉洛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我还记得站在旧金山的全国代表大会厅里，第一次看到她以候选人的身分出现，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为之震撼激动不已，尤其是女人。
虽然女性正在新领域里迈进，且男性政客也承认他们在高层次活动中必须纳入女性，但权力游戏仍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如果女性不再是例外，一些老式的算术仍能适用。举个例，众院的共和党会议副主席马亭在众院的委员会幕僚助理中女性达51％时说：“在华府赚4万或更多的75％是男性，赚2万或更少的人中74％是女性，女性正接近参议员更多的私人幕僚高阶工作，但她们还不太能够打入白宫幕僚的核心，卡特时代负责白宫与外界政治团体联系的韦克斯勒是个特例。”
某些政策和政治领域仍完全是男人的天下——如国防、情报、武器管制、高级白宫幕僚和政治竞选策略。身为全国最有权力的女人之一，葛莱姆夫人的观点相当委婉却令我印象深刻。葛莱姆夫人并不是一个70岁的傲慢自负的女性主义者，而是像其他有力量的女性一样，希望男人能更平等地对待女性。
她说：“确实有很多女性从事很棒的工作，像参院的凯西邦和内阁的杜尔夫人”，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带着有点严厉与悲哀的口气接着说：“但我必须告诉你，这儿仍是一个非常男性沙文主义的城市，这虽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我认为这对于到这里打天下的已婚妇女是很艰辛的。她们参加晚宴，别人会以某人的太太来看待她们，我是说别人会问：‘你先生作何感想呢？’”
寇派翠克在1984年底，由于没有争取到三个高阶外交工作的其中之一，在记者会上公开怒斥新闻界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而引起骚动，她的批评与抱怨的确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些病征：新闻界称基辛格为基辛格博士，而她则被称为寇派翠克“太太”，虽然他们两人都有博士学位。
在竞选政治的激烈游戏中，女性想要打入核心还是相当困难，有个主因是她们很难打入筹到款项的重心。男人不仅赚比较多的钱也会花钱。前纽约州长哈里曼的遗孀潘蜜拉哈里曼，在为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募款时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并且在1986年帮助民主党取得了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但她是个特例。
谈到如何使女性在政治上拥有更多的权势，游说高手蕾诺说：“最大的秘密就是使人们出钱、募款，而这正是女性最弱的一环，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为政客募款早已是男人天生的本领，对许多女性而言，这是很不雅的，慈善募捐又是另一回事，她们不喜欢为政治募款，觉得难以启齿，叫男人来开辟筹钱的管道较容易。”
竞选策略和咨询的艰苦工作也同样难以介入，女性的民意测验专家只有极少数几位：共和党的迪沃和民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