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4年来我费尽心力要坐进这间圆形办公室”，他说：“我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呢？”
追逐管道症候群
到了总统外出旅行的时候，这种渴望与总统接触的症候群就更明显了。与总统同机、同车的机会愈少，白宫圈子内部的竞争愈是激烈。
“对这些人而言，谁与总统同乘座车是相当地重要”，狄佛摇着头说：“大家都想挤上车，使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若车队行进时间超过10分钟，总统座车限乘3人，否则，只要总统一上车，大家总会不惜坐在彼此膝盖上地拼命塞，总统被挤得不成样子。”
“由于他的身分，在贝克担任幕僚长时会希望上车，如果米西（当时的总统顾问，后出任司法部长）在场，他也会希望上车。若总统到某州访问，同行的必有州长、二名联邦参议员、市长，或者再加上一位众议员。当然大家都想挤上车，我们只得按礼节，请当州最大的人物——州长——上车，再加上一位幕僚人员，通常是贝克，若他不在则是我。”
远程旅行时，亦会因乘坐空军一号而引发一场权力争夺战。空军一号的40个座位中，通常有一半要让给治安单位人员与记者们，对能登上剩余位置的20名官员而言，这是项值得夸耀的经验，也是许多政界人物梦寐以求的机会。一次到加拿大参加经济高峰会议的回程中，我也搭上了空军一号，得与里根总统晤面。我至今还记得那豪华型高椅背的座椅，以及机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服务，座位扶手上有电话，一拿起来即有通讯兵的声音传来：“请间您想拨到哪里？”我仿佛能听到听筒那端传来大队士兵们立正的脚跟敲击声。我当然也以进大观园的心情，带了不少纪念品回家，包括火柴盒、餐纸、调酒棒及一切印有总统徽章的小东西。
在这样的权力环境中，只要有一点点可以象征地位、权力的东西就会被膨胀成极端重要。既有人为靠近总统的位置引起争执，同样有人要争取下机时站在总统附近的位置了。按礼节来说，只有总统与其夫人可以从飞机的前门下机，其余的人都该使用后面的出口。但那些最重视公共形象的官员哪里顾得上这些？摄影机、欢迎会都在前面，当然是堂皇地从前面下机较风光。
担任狄佛助理负责总统旅行事宜的席特曼就曾表示：“我们一再告诉他们，前门只有让里根、里根夫人，或者里根与国务卿舒尔茨下机，”他说：“但他们会发脾气的，他们才不想从后门下机；毕竟，如果你没有让民众们看到你与总统一同从空军一号上下来，这趟旅程还有什么意义呢？史毕克斯（白宫发言人）、达曼（总统高级助理）和克拉克（国家安全顾问）总是爱从前门下机；即使从前门下机会要了他的命，克拉克还是曾要走前门的。参、众议员们更巴不得能抢先在总统之前下飞机。”
直升机“海军一号”的座位争夺战更是紧张。海军一号的机型不小，但通讯装置占去极大空间，于是座位仅有10个，其中5个又得给一名医师、治安人员、军方及总统私人助理。如果里根夫人也在座，就只剩3个空位了。通常这些位子会给白宫幕僚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史毕克斯或其他白宫高级助理。这样的安排当然会引起其他渴望站在总统身旁合影，或与“领袖”晤谈的政治人物不快。
对前国务卿黑格而言，有一次的直升机之旅就是一次极不愉快，甚至带着恶兆的经验。1982年里根赴英国拜会伊莉莎白女王时，从伦敦至温莎堡的路程中，由于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同行，使得黑格夫妇自海军一号上被挤了下来，于是整个里根英国之旅以及在凡尔赛的西方高峰会议上，黑格与克拉克一直不和睦。这显示出幕僚人员对于获得接近总统管道的重视了。
席特曼回忆当时的情形表示，黑格夫妇只得改乘另一架设备较为简陋的直升机，“当时机上没有其他的内阁官员，……驻英大使路易斯夫妇同行。后门没关，可以看出黑格夫人神情自若，我猜她身为军官夫人，早乘过各式各样直升飞机，但黑格本人则似乎对这种与较低官阶同机的经验感到不悦。”
“更不幸的事发生在离开温莎堡的那天早晨，当“海军一号”开始起飞，黑格夫妇亦开始走向自己该搭乘的直升机时，海军一号起飞时的强风却吹走了黑格夫人的帽子，有人跑去追，但帽子已飞远了，他们也只得上飞机。虽然只是小事一桩，黑格的愤怒却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埋下了往后失败的祸根。”
就如同洛克菲勒缺少与福特总统沟通的管道，这段插曲也成了黑格的恶兆。在克拉克的鼓动下，两周后里根迫使黑格辞职。事后黑格亦痛苦地表示，他遭遇的一大问题即是白宫幕僚阻碍他接近总统。
“你在权力圈中吗？”
迅速掌握内部消息是“管道”予人权力的特别方式，因为这将使得游戏者拥有先发制人的机会。它如同股票市场中的内线情报，是政府决策者的重要动力。一名决策者不能拥有最新消息，将永远因“落后于权力圈外”而苦苦挣扎。这一部分的权力游戏重点不再是“你能见到谁？”而是“你能知道什么？”
在国家安全事务的权力游戏中，某人问另一名官员：“你在圈子里吗？”是相当令人难堪的。这也等于问：“你是能见到最重要文件与最新消息的少数人之一吗？”所谓文件主要是指“每日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gence Daily简称NID），或者“谨呈总统”（For the President Only，简称FTPO）。
每天早晨，中情局都会整理一份当夜取得的最新情报大纲，即是NID，约有十多页，在上角有个红黑相间的旗帜，下面则是显著的警示条纹。除周日外每周出版六次，惟有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与情报局的高级官员等约200人有资格过目。
我自己不曾读过NID，但别人告诉我，其中包括有世界各地情报站传回的最新情报，窃听外国领袖截获的片段与卫星图片。据说里根特别偏好地图、照片等，像是两伊战争作战图，东欧运输机载送武器至尼加拉瓜的卫星照片，或者苏联导弹试验与配置等。
“那是视觉上的一大冲击，像是高层次的偷窥狂。”一名NID的读者表示：“若他们得到某两国元首的谈话录音带，尽管是芝麻绿豆小事，中情局还是会赶紧抄录下来。中情局总喜欢向总统和其他官员显示自己拥有那些玩意儿。”
FTPO则是发行份数更少，页数也更少的情报文件。通常大概只有四五页，白色封皮，内容谈及与总统行程密切相关的特别情报项目，诸如预备与总统会晤的某位元首的健康情形、该国政治局势等。FTPO的副本极少，大约仅20人够资格阅读：正、副总统、高级幕僚及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分子。其中内容与机密分类情报文件（SCI；
Secret partmented
information）的重叠，仅少数允许必需知道的基本官员阅读他可阅读的部分，甚至有人得在武装警卫面前读完资料并立即交还警卫。
处身于这最少数的权力圈中的人，交换电话号码时不会使用经过一般的政府总机的分机号码，他们用的是三码的“安全电话”号码，如KY238或KY107，这种电子通讯装置会将电话中的语言转化为密码，直到电话另一端始加以解码播出。透过这安全电话，美国高级官员得以在不受苏联监听系统影响，自由讨论最敏感的国家机密。
紧缩管道
很显然地，决定谁获得最敏感、最重要情报等于决定谁能够成为决策游戏中的大玩家，信息即是权力。有些敏感情报甚至是NID或FTPO上都不能记载的，例如诺斯在伊朗…尼游案中的秘密信息。这类情报圈子，小得甚至只能以口传或国家安全幕僚的秘密电脑联线来传递。由诺斯的例子我们也能了解，谁控制信息就控制了政策。有一段时间，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与波音戴克斯特一直将舒尔茨与温伯格蒙在鼓里，当然更无法反对政策行动了。这时这些内阁阁员全成了“信息盲”。
伊朗…尼游案爆发后，最令人震惊莫过于，担任幕僚人员的诺斯、麦克法兰与波音戴克斯特竟敢隐瞒总统与内阁们这么重大的消息，这已无异是欺上的行为了。然而，不论这些行径多么骇人听闻，它的确反应出政治圈中的游戏模式，政府在官员们依任期递换的变动下，由永久固定的幕僚人员掌握信息以维系整个政府的行政惯例。事实上，许多终生职的幕僚公务员都会告诉老板：“你决定大政策，细节交给我。”但恰如俗谚所说：“魔鬼总在细节中出现。”
以国防安全援助局（简称DSAA）与军售巴基斯坦F…16喷气式战机为例。1981年里根总统同意售予巴国总统齐亚这种新式战斗机，这是美国对巴基斯坦外交态度上的一大转变，也可说是里根感激巴基斯坦运送军援给阿富汗反抗军的一项报偿。白宫亟愿这项武器交易尽速完成，然DSAA则另有意见，他们还要考虑降低成本、保护本国空军，以及维护DSAA本身的权力。
问题症结在于F…16上的一个重要装置——侦测敌军雷达系统的高科技设备——ALR…47，由于这种侦测功能，飞行员有机会闪避敌军的攻击。当交易成交时，ALR…47是相当优秀的装备，但到1983年交机时，美国空军已发展出性能更优越的ALR…69，除了能显示敌方攻击物位置，更能指出攻击物的种类，这对飞行员而言，往往便是生死之别。
依交易时的签约，美国同意在F…16上提供“标准的”空军电子装备。对DSAA而言，老式侦察系统完全符合当时“标准”的条件，他们认为新式配备成本太过昂贵，应仅供美国飞行员使用。巴基斯坦空军则坚持获得新装备，但遭DSAA悍然拒绝。没有任何一位白宫或国防部首脑知悉这项争执，最后巴国总统齐亚火了，表明不愿接受旧设备飞机。到头来，里根这项提供飞机的示好美意，差点儿适得其反，最后还要里根亲自出面才摆平这件事。
尽管如此，F…16战机的教训仍然显示，官僚体系如何借着阻断他人消息来源来影响政策，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农业部、能源部、国防部等单位中，以此改变整个政策结果的情形随处可见。F…16的例子中，官僚们的小动作曝光了，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官僚都可秘密地维护自己政策的独立，并巧妙地破坏总统原以为已决定的政策。毫无疑问地，这种终生职公务员是借着缩小权力圈来控制政策，并扩张自己的权力。
扩大权力圈
另一种相反的游戏伎俩则是扩大权力圈，传布消息以在政府、国会中吸收政治同伙人或汇集民意。这也是大部分政策性新闻遭泄露的基本原因。在权力游戏中发布新闻是政治人物极偏好的手法。而在政府内部争论中属劣势者，大约都企图以扩大圈子获得同情。
报界，特别是《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就成了政治圈内人在特定议题上招兵买马的公布栏。所有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阅读新闻报导，便可知道权力斗争的风向了。
在华尔街，向别人泄露内线情报是可以起诉的罪名，然在华盛顿，泄密则是每一个参与权力游戏者必备的基本工具。自总统以降，当某人想要在某议题上改变权力平衡时，大家都会采取此一手法，据说约翰逊总统最是个中高手，他往往在非正式场合中向记者们透露一些消息，且以匿名方式避免引起辩论，有时候他也会在事后公开争论该消息的正确性，以掩饰自己是消息来源的事实。
就我的了解，约翰逊以后的每一位总统都采用类似办法。里根的幕僚们就喜欢向一些亲里根的议员们提出关于苏联在尼加拉瓜建造飞机跑道，或者苏联违反限武条约的种种消息，同时掩饰原始消息来源。而这类消息的发布，又往往选在国会讨论是否援助尼游或者增加国防预算的激辩时期。其用意是在于影响民意，并利用舆论压力影响华盛顿权力游戏的结果。
数年前，政治学家谢茨奈德在其著作《半主权人民》中特别强调这种“扩大圈”的力量。他认为任何一场政治冲突中必然有两种人：一是实际参与者，另则是观众。“再没有比打架更能吸引群众的了”，谢茨奈德认为：“也没有什么比打架更有传染力的了，国会辩论、法院开庭、政党活动、罢工、听证会等都具有一些类似打架般刺激的特质，也都能产生戏剧化效果扣人心弦地吸引着群众。”
这种观察确实掌握了华盛顿权力的重心。再举个例，前面曾提过关于1985年底里根总统对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原先里根与其白宫顾问对当时菲国总统马科斯的关系还相当满意，但不久以后反对党领袖阿基诺遇刺身亡，又有1986年的大选舞弊等事。印地安纳州参议员鲁嘉特别指出这场选举舞弊，痛责马科斯并批评里根的友好政策。事实上，鲁嘉有若干政府内部官员在背后支持他，譬如国务卿舒尔茨。结果，鲁嘉刻意的表现果然改变了行政部门对菲律宾政府的意见，最后更改变整个对菲政策。鲁嘉就是利用不断扩大听众的作法改变了事件结果。
再看看中央情报局介入尼加拉瓜与桑定军队的秘密战争的实例。起初，与DSAA贩售F…16给巴基斯坦的情形类似，中情局秘密地提供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军事援助，只有政府与国会的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有些人对这项政策感到不安，但仅在私下提出异议，中情局局长凯西主掌了整个政策。1984年初前，内部人员开始抨击中情局捞过界的行为，包括引爆油库、攻击海岸设备，甚至在尼加拉瓜各港口布雷。于是这些反对者开始求助于更广大的“听众”，内部的反对人士不断提供消息给国会山庄内的人士，很快地国会情报委员会加入这场对抗中。但是，政策仍然没有改变。于是，弱势的一方继续不断地提出令中情局丢脸的证据，最后整个国会都涉入了这场争斗。民主党籍众议员因恐导致美国政界内更剧烈的战争，终于在1984年7月后中止对尼国反抗军更进一步的军事援助。
然而当行政部门遭到这种围剿，里根总统也采用了谢茨奈德的伎俩，他也向更广大的听众求助，希望恢复对尼游的援助。他们放弃了过去的秘密斗争，将这场权力游戏公开化。里根在国会中大声威胁，如果中美洲“沦陷为共党国家”，反对人士得要负责任。结果，许多原持观望态度的议员们开始担心选民政治反弹的情形，到了1986年又恢复了尼游军援。从头到尾，这场争议简直完全照着谢茨奈德的脚本进行：开始时是在内部进行的秘密政策的内斗，其后升高为正面冲突，各方借扩张声势增强自己实力以占得上风。
这就是华盛顿政治运作的情形。前阵子国防部军火弊案危及里根的扩充军备政策亦是相同的例子。政府内部的异议者向新闻界公开国防部弊端，因民意的愤怒，促使国会不遗余力地抑止军事花费的增长。
事实上，当初军售伊朗的案子虽在11月3日爆发，真正停止军售的时间却是在6周后的12月16日，直到国务卿舒尔茨公开抨击政策的谬误之后。国家安全顾问波音戴克斯特与诺斯上校都希望保密，不只是为自我保护，也为了可以继续控制政策，继续大开军售伊朗的大门。而舒尔茨公开宣布结束与伊朗的武器交易，一改既定政策，以便夺回决策控制权。
关于谢茨奈德分析的政治力量的运用，可远溯至美国历史上政党形成之初。当时联邦政府中为了有关经济政策与亲英外交政策激辩不休。杰佛逊这派人极力反对汉米尔敦，却又明白汉米尔敦有办法在国会中得到支持，于是杰佛逊开始向外界透露这场内部纠纷，希望诉诸更广大的民众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