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
林庚还喜欢孩子们送给他的玩偶“悟空”和“八戒”，特意挂在窗前，只要一碰，两个玩偶便手脚乱动。他还酷爱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的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在那只花蝴蝶的相伴下，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
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张鸣等人回忆，与林庚交谈，他从不爱提身边琐事，只谈论学问和文章。不过有时候，师生之间也会回忆起过去的北大。他还会谈到当今学术水平的下降，谈到校内草坪上盖楼是破坏了那里原来建筑的“和谐”，为完美景观的破坏感到惋惜。
“他对学生是不设防的，更是宽厚的。”张鸣说。
林庚写信给自己的弟子孙玉石，会提笔写道：“玉石兄如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庚的一些学生创办刊物《红楼》，被打成右派，发配外地，颠沛流离。林庚一直挂念在心，直到他90岁生日时，仍然凭记忆列出他们的名字，嘱咐张鸣，把他们务必请来见面。
林老先生讲究衣着，爱戴围巾，素来整洁。即使披一件夹克，不扣扣子，能让人觉得“高洁”。
“他很干净。”张鸣评价说，“这种干净，是由内而外的。”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
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
“这起码说明林庚先生的态度。他是温和的，他不是激烈反抗型的文人，这与他的性格，一向相符。而他对政治里的事情，原本并不清楚。”钱理群说。
他认为，此前和此后，林庚与政治，再无半点瓜葛，可以作为一个证明。而林庚晚年的隐居，被钱理群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
“在做人上，他是成功的。”钱理群评论，“相比一些在世时被推上高位，被别人供奉的人，林庚的结局是最美的。”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而在北京大学的一间课堂上，曾有一名中年教师将手中的书掷在桌上，抬起头，眼睛望着屋顶，慢慢地说：“想当年，林庚先生，衣服整洁，风度翩翩地站在讲台上，那时候……”讲到这里，他有些陶醉，教室一片静默。接着，他又一低头，发出一声叹息。
林庚给他的学生留下了这样的笑容：“他抬起头，微微含笑，望着屋宇的东方，目光中有坚毅，有安详，有回忆，有思索，有自足，有憧憬。”
这样的笑容已经成为历史。2006年10月4日黄昏，林庚由保姆陪伴，又一次来到北京大学未名湖边。很快将是中秋，他有些失望地说：“怎么月亮不圆啊？”
“快了，后天就是中秋了。”保姆答道。
“好，到时候我们出来看月亮。”林庚有些高兴地说。这天晚上，他在燕南园62号的家中，永远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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