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曾（1912￣？）北京人，中国早期摄影记者。
前方，卢沟桥，战斗正在进行。
炮声隐约可闻。小方从火车座位上跳起来，对同行的记者陆诒说：“听，老陆！这是中华民族求解放的炮声。”隔几分钟，他又坐不住了，把老陆拖到车窗前，手指青纱帐起的原野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前线开拔！”
在长辛店下车后，小方继续沿平汉铁路徒步前进。他笑嘻嘻告诉老陆：“我要去拍下铁甲车在前线参战的镜头。”长辛店距卢沟桥不到5里。两个小时后，小方从卢沟桥前线回来。铁甲车已经后撤了，但他仍不虚此行。他在前线为一个29军的年轻战士照了相。16岁的战士，高个儿，大眼睛，脸色红润，身背大刀和步枪，手里拿了缴获的日本军官指挥刀和望远镜，笑得嘴都合不拢。
这是1937年的7月28日，已是战地记者小方第二次奔赴前线。
此前，“七七事变”爆发仅3天后，小方即离开北平的家前往卢沟桥采访。
“我在第一时间到达。”他在报道中写道。
那一次，小方完成采访后顺利回到北平，写出战地通讯《卢沟桥抗战记》。而这一次，他没有回来。
和陆诒、范长江在保定分手后，小方以上海《大公报》战地特派员身份继续采访平汉线战讯。9月30日，上海《大公报》刊载了“本报战地特派员小方”的最后一篇战地通讯，题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文末注明，9月18日写于保定，寄自蠡县。
从此，战地记者方大曾不知所终。
人们说：“对从事他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消失则意味着死亡。”名记者陆诒称他是“抗战初期第一个在前线采访中为国捐躯的记者”。然而半个多世纪里，他的家人却宁愿相信，他只是失踪。
妹妹方澄敏靠小方留在家中的837张底片来怀念哥哥，等待他的归来。这些底片放在一个棕色油漆的木盒子里，每张都套着一个发暗的粉红色纸袋，那是上世纪30年代冲印店常用的一种纸袋。
这些照片是小方在“七七事变”之前的作品，包括抗战初期著名的“绥远抗战”，以及华北大地上的各种影像。
评论家午马称，变乱、流离的中国是方氏影像的重要内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摄影家们还热衷于聚集在上海、北平这样的都市里展示他们改良过的类似国画或时装照的摄影术，而出生于官宦之家的方大曾身上具有的朴素的民本思想却使他与这种沙龙气氛格格不入。他年轻的脸庞儿径直贴近冰冷的生活。人力车夫、纤夫、矿工等底层劳力者频繁进入他的取景框。”
他拍健美的人体，拍农家孩子灿烂的笑脸，拍北平中央公园里的日本妓女，拍北方旷野里独立朔风的哨兵……
午马认为小方“几乎是凭着直觉感受并运用了摄影纪录的力量”，“在他之前以及失踪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没有过自由摄影师，而方大曾的行为方式却近乎无师自通地具有这种职业的影子。”
作家余华迅速地被“方大曾”这个陌生的名字所吸引。小方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品栩栩如生地向他展示了一个遥远时代的风格，“像是30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
然而小方没有遗嘱。这个“喜欢旅行、写稿和照相”的英俊青年只是传奇般地消失了。
中国摄影出版社资深编审陈申，多年前曾到北京协和胡同10号方家旧宅拜访过方澄敏，听老人细说过小方的故事。在他的推介下，出版了《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拍摄了电视专题纪录片《寻找方大曾》。这个飘散在历史风尘中的名字，始在今日为人所知。
有人把方大曾和他最著名的同行罗伯特·卡帕（匈牙利籍战地摄影记者）联系在一起，虽然，“卡帕有好莱坞式的浪漫经历，而小方甚至连一次像样的恋爱都没有”。
当年，妹妹叫他“小方”，中法大学经济系同学叫他“小方”，摄影社一拨儿朋友叫他“小方”，范长江、陆诒这些记者同行叫他“小方”，他发表文字和影像作品也自署“小方”。
1937年，这段个人的传奇永远定格在了25岁年轻的“小方”。
今天，追慕他的后辈们，仍旧叫他“小方”。也许正如余华所说：“方大曾的形象几乎是纯洁无瑕的。他25岁时的突然消失，使他天真、热情和正直的个性没有去经受岁月更多更残忍的考验。” （记者 徐百柯）
王小亭：缺一半的抗战影像
王小亭（1900～1981）北京人，当年“明星级”的摄影记者。
上面这幅照片比王小亭本人有名。1937年那个多事之秋，全世界有1．3亿人看到过这幅照片。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爆发。8月28日，日机轰炸上海火车南站，炸死候车妇孺200余名，整个车站沦为一片废墟。当时任职于美国赫斯特新闻社的中国摄影记者王小亭在现场目睹：一个满身是血的幼儿坐在铁轨上号啕大哭。他用最后一点电影胶片拍下了这一瞬间，这些胶片，画面放出来只有十几秒，于是他截取其中一个镜头，成为上面这幅照片。
胶片被美国海军军舰送到马尼拉，又由飞机送往纽约，两个星期后，刊登在美国影响极大的《生活》杂志封面。
传播学者分析，公开发表的这样一幅照片有力地影响了当时的美国舆论，并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由于上海南站远离战区，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日本的轰炸完全针对无辜平民。罗斯福总统立即向日本提出抗议，各国也纷纷谴责日本的行径。
面对国际舆论压力，日本诡称当时飞行员误以为站台上是调动中的中国军队，所以发生“误炸”。同时，日军高额悬赏捉拿王小亭，他被迫逃往香港。
除了这幅“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外，人们今天能看到的当年淞沪会战的影像资料，大部分也都出自王小亭之手。
其子王健龙回忆：当年处在炮火中的上海，差不多每天遭到日本人的轰炸，有时一天轰炸多次。父亲每天扛着拍新闻纪录片的电影摄影机，身上还挂四五个照相机，奔走于战区。其时沪上各家报纸所登载的战地照片，大都出自他的镜头。
王小亭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整天奔走拍摄，尝试用镜头记录下动荡的中国社会。
王健龙记得，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回来很兴奋，有时回来话都不愿讲。“他每天拍摄着那些他看到的地上已经死的和正在死去的人，心里非常难过。”
一天，王小亭回到家中，心情很不好，因为他去拍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孤军血战，眼见士兵们一个个倒下去。
这段史实是：1937年10月27日，第88师262旅524团团长谢晋元奉命率领该团主力进驻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执行阻击任务，与日军血战4天4夜。当时隔岸观战的中外人士曾发现，枪林弹雨中还出现过一个手提摄影机的人，这便是王小亭。
然而这已是一个模糊的名字了。
记者先向一位著名的摄影记者打听。他拍着脑门说，王小亭，他拍的那幅日本轰炸上海火车站的照片非常有名。不过他接着又说，再多的，也就不知道了。
他向记者推荐了新闻摄影界的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一听王小亭的名字，很干脆地说：“我也并不了解他。不过专门研究中国摄影史的吴群，已经过世了，在《摄影文史》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叫做‘抗战初期最活跃的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
他翻出这一期杂志，念给记者听。文章很短，没有关于王小亭的个人背景，重点是引用蒋齐生主编《摄影史记》中的记载，介绍那幅著名的照片。
“反正我这里资料也很有限，关于王小亭的东西很少，我看吴群也是尽可能搜罗了，就这么些。”他最后说。
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位资深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大陆关于王小亭的资料确实不多，即使多方打听，“估计也够呛”。因为王小亭后来到了美国，去世则是在台北。
“王小亭那幅照片是因为拍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还知道，其实好多当时的抗战照片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他感叹道。
在他看来，我们的抗战摄影史“缺一半”，因为“我们比较注意八路军这边的摄影，国统区那边的，基本上没有”。
最近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历史照片集，他一看，怎么好多照片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托人一打听，才知道那个编者是台湾人，“好多照片人家从台湾弄过来的”。
今人已不了解王小亭，不过哪怕只知道关于他的一点儿信息，就有人被他感动，写出这样的文字：“请记住他，王小亭。一个记录地狱的摄影师。记住他的伟大，他的真实，他的残酷，以及他难以言语的温柔。”
张元济：不可再现的高度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中国最富实绩和最具声望的出版家。
这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悲壮的一幕：
冬日上海，阴霾的天空下，“飞灰满天，残纸堕地”。商务印书馆所印书籍、商务印书馆所设立的东方图书馆及涵芬楼之藏书，顷刻间化为灰烬，焚余纸灰飞达十数里外。时人回忆，“空中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
时间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商务印书馆被日机投弹焚毁，东方图书馆遭日本浪人纵火。
纸灰飘到与商务印书馆隔了半个上海的张元济寓所，这位商务的董事长望着长空，不禁潸然泪下。
后来，张元济编纂《涵芬楼烬余书录》，在序中表示，取“烬余”两字，意在“志痛”。
敌人的言行证明了商务印书馆的价值。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经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然而，张元济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传递了商务复兴的决心：“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尤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事实是，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无论是在遭此劫难之前，还是经过劫后复兴，一直是近代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出版文化机构。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涵芬楼发展而成的东方图书馆，藏书逾50万册，为当时全国图书馆藏书量之冠，涵芬楼更是藏有大量善本珍籍。
研究者称，商务印书馆“规模之大、附属机构之多、经营业务之广，在世界出版业中绝无仅有”，而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如同现代学术史上的北京大学一般。
叶圣陶曾说过：“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画等号。从1902年进入商务起，从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到董事长，正如叶圣陶所评价的，张元济“把商务看成是他的终生事业”。
张元济与商务创始人之一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并曾在诗中写道：“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的这一抱负，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1949年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教材出版机构，并且是奠定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主要力量之一。
康有为赞誉“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复的译著（包括《天演论》再版）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大多是在张元济主持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完成了工程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得到民国学术界、出版界的极高推崇。《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都是由他亲自选择版本、整理校勘后付印的。
张元济的人生可谓传奇。他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点为翰林。1898年，朝中大臣保荐，称康有为、张元济等为“维新救时之才”，光绪帝遂在颐和园召见了二人。
1949年9月，毛泽东邀张元济同游天坛。毛泽东询问戊戌变法的情形和光绪召见时的礼仪，张元济一一作答。当晚，他对儿子张树年说：“我活到耄耋之年，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今天又见了毛泽东。”
由于被认定是“大老板”，张元济在1927年曾被一伙绑匪劫持了整整6天。在写给朋友请帮忙筹款赎人的信中，最后居然是“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而诗意相当平和幽默。6天中，他又陆续作了10首绝句，脱险后编定为《盗窟十诗》，分送友朋。其中写到“邻家笑语”、“池塘鸭子”，自认为是在“领略天趣”，全然一副镇定自若的风度。
张元济是大手笔，他妙手偶得的两个词，竟然就成为现代汉语的约定俗成，沿用了近百年。据张树年回忆，父亲当年应朋友之邀为英国化妆品Hazeline Snow翻译中文名称，译为“夏士莲雪花膏”。至今，“夏士莲”仍是中国市场上的畅销品牌之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商务印书馆老编辑、对馆史素有研究的陈应年慨叹：“今天中国的出版界，没有一家能跟当年的商务相比！”
一位对中国出版史研究颇深的学者，参观建在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后留言：“张元济不可追”。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40年代后期曾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
王云五曾经是一个遭到谴责的名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上，他被定性为“反动分子”。直到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王云五仍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几乎与此同时，在台湾，王云五却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名字。他被称为“伟大的出版家”，为他祝寿，俨然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商务印书馆老编辑陈应年对记者说，张元济和王云五，这两个对商务乃至整个中国出版文化界影响至深的人，在海峡两岸的评价几乎完全相反。“其实很简单，他们后来的政治道路选择不同。张倾向于共产党，留在大陆；王当过国民党的官，去了台湾。”
王云五最为人诟病的是其政治立场与商业习气，但他在民族大节上却是毫无亏欠的。“八·一三”事变后，王云五的房产被日军占用，有瑞士某洋行愿以中立国洋商名义代他与日本人商定租约，王云五的回信是“No trade with enemy（不与敌人订立商约）”。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半年，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复业。馆前悬挂由王云五拟定的激励同人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王云五说过一段很有骨气的话：“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着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极力要把它扶起来……”
王云五晚年自况：“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回忆：“我们这一代人，对王云五先生曾经很没好感，不止从政治上，更多地是从他们实行的什么科学管理方法，因为不少我所信从的前辈左派文人很不赞成这方法。然而，在改革开放这20年来，我逐步改变了看法。当然，开头是从对管理的看法改变开始的。既然我们现今那么强调管理，据我所知，我们不少地方实行的管理方法，其严苛大概较王云五又有过之，那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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