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还是挺高兴的。
她对丈夫说：“老林啊，给孩子起个啥名呢？”
林铁锋说：“咱们就要去哈尔滨建设军工学院了，就给孩子起个‘小滨’吧，大号叫‘林晓滨’，纪念哈尔滨。”
林铁锋夫妇带着先天不足的孩子到了哈军工，在建院初期的繁忙工作中，没有时间管孩子，就托给一家市民看着，没想到孩子发高烧，得了小儿麻痹症。林铁锋夫妇一辈子养着这个残疾儿子，这是后话。
二高步校成建制地调往万里之外的黑龙江省，这在重庆的军政各界产生不小的影响。“三反”“五反”的时候，二高步校曾派出数百名干部到重庆各大单位担任工作组负责人，领导运动，因而名声在外，颇有影响，这次说什么也要好好欢送一下。于是，林园每天晚上都歌舞不断，不是演川剧、京剧，就是放电影，办晚会，好不热闹。西南军区话剧团还专门演了新编话剧《在新事物面前》，讲的是解放军干部转业地方，当了工厂厂长，在经济建设战线上由外行变成内行，再立新功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非常适合二高步校当时的形势要求，大受全校师生员工的欢迎。
从8月底开始，二高步校人员分批向哈尔滨开拔了，首批人员由主持训练部工作的副部长张文峰带队。在朝天门码头，张文峰正在指挥大家登上民生轮船公司的江轮，他中等身材，其貌不扬，却以沉稳机智，精明干练，口才一流而闻名于二高步校。
张文峰是山西夏县（原沁水县）人，1919年10月28日生于普通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小学和中学是在战乱中度过的，1938年3月，为了抗日救国，张文峰参加革命，同年6月入党，不久出任沁水县县委宣传委员。1941年12月，22岁的张文峰调任士敏县（现沁水县）县委书记，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是太岳纵队10旅教导大队政委，成为陈赓的部下。1947年初，张文峰奉调太岳纵队随营学校，任政治主任，随营学校的校长和政委由陈赓兼任，从此他和陈赓的接触就更多了。现在陈赓点将张文峰当先锋官，是基于对这位老部下的了解。
在那个夏秋之交的大热天里，重庆的市民常见到一队队军容整齐的年轻军人有说有笑，奔向江边，他们响亮的歌声，随着浩荡东去的大江，飘得很远很远。这就是中国现代军事教育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的二高步校万里大搬迁。
船过水急滩险、峭壁千仞的三峡，直奔武汉三镇。在汉口，二高步校的师生们常常要等上几天火车，当时哪有舒适的客车送他们北上，大凡军事行动，都是坐闷罐车。在京汉线上，时常要停下来等待，为别的车让路，一路上的辛苦不言而喻。一出山海关，身着单军装的人们很快就感受到秋风瑟瑟，寒气逼人了。大批同志不适应气温骤变，感冒发烧。但是一个神圣的目标——建设军事工程学院，仍让这些年轻的创业者们一扫旅途疲劳，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
张衍天天都与陈赓和徐立行以及北京筹委会的同志们保持电话联系，特别是干部的安排问题，张衍要随时听到陈赓的指示。二高步校有个200来人的高级研究班，学员都是
国民党起义或投诚部队里的将校级军官，还有一个教导总队，则全是俘虏过来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出于军事工程学院必须严格保密的要求，学校决定：将这两个单位留在重庆市另作安排。张衍认为高级研究班中有三位原国民党起义将军，教导总队里有几十名校级起义军官，他们都是思想追求进步、学有专长的军事教官，他想把他们带到哈尔滨，请示陈赓，陈赓当即拍板同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位起义将领和几十名校级起义军官在哈军工的建设中表现是很好的。
军事工程学院筹委会在恭俭胡同成立后的一周，即9月7日晚上，西南军区正举行欢送二高步校离渝北上的联欢会，会餐结束，举行舞会，二高步校的领导同志自然躲不过女战士们的盛情邀请。张衍刚刚跳了一个曲子，秘书王秉衡就把电话打进来。
张衍去接电话，心里还挺纳闷，这个王秉衡真有办法，怎么这里的电话他也知道呢？
要说张衍的这位秘书可是个不错的年轻干部，他原是河南大学的大学生，1948年5月作为学生领袖去南京请愿，回校后面临被捕的险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和王亚寒等四个大学生穿越战场，向豫西的第五军分区领导张衍报到。张衍一眼就看中这个面带微笑，举止稳重的“学运领袖”，“你就在我这儿干吧！”张衍扔下一句话，王秉衡从此就跟着张衍了。
王秉衡是个细心人，为了让一天四处奔忙的张衍不致中断与北京的任何通讯联系，他和张衍的警卫员私下约定，只要跟着首长，随时把电话报给他。今天舞曲一响，王秉衡已经有了找到张衍的电话号码了。
张衍抓起电话：“我是张衍，你是？啊！陈司令员！”张衍高兴地昂起头，一边擦着脸上的汗珠。
陈赓在电话里说：“还是叫我院长吧，我已经走马上任了嘛。我说张衍呀，你快来吧，筹委会成立一周了，快要忙死人。你熟悉情况，你快来！”
7 全校动员 林园万里搬迁忙（5）
张衍说：“那好，我明天准备一下就出发。”
“准备什么呀？”陈赓有点急了，“让秘书收拾一下就行了嘛。”
“我还得向军区首长辞行吧。”张衍说。
“不用了，我给贺老总打个电话，你快让秘书买飞机票，我们明天在北京见。”“咔”的一声，陈赓挂机收线。
舞也别跳了，张衍匆匆返回林园，对王秉衡说：“快给我买一张明天飞北京的机票，一早就走。”他望一眼孩子的房间，问王秉衡：“你说这两个小东西带不带？”
王秉衡帮助拿主意：“带走，北京有好几位女同志，让她们先帮帮忙，我随后带保姆就到。”
张衍不再犹豫，补充道：“再买两张十分之一的小孩票吧。”
第二天凌晨，王秉衡帮助张衍抱着孩子，带着简易行装，直奔机场。张衍连警卫员也没有带，抱着儿子，领着女儿就匆匆上了飞机。飞机钻进厚重的云层里，吃力地向上爬升，颠簸得很厉害。密封很差的机舱里，冷飕飕的，女儿有点害怕，小手紧紧抓着张衍的衣襟。儿子倒很乖，已经悄悄睡着了。张衍用毛毯把女儿裹紧，又紧紧把儿子抱在怀里，爱人重病住院后，张衍是又当爸爸又当妈。他看看表，再有两三个小时就能看见陈赓司令员了，他要是看见我这个拖儿带女的样子，不知又要说什么逗趣的笑话了，想到这儿，张衍自己先抿嘴乐了。
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1）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
求贤若渴 黄景文倾心聘名师
打了一辈子仗的陈赓，要静下心来办大学，的确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此时的陈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将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而又是十分复杂的大课题——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陈赓向来就十分器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他把引进知识分子当成提高部队素质，克服草莽习气的重要工作而予以重视。陈赓豁达豪爽的军人性格，博学多才的儒将风度，礼贤下士的君子品格，使许多知识分子慕名而来。
抗日战争的时候，陈赓属下的决死一纵队，来了许多初、高中毕业学生，他们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而投笔从戎的好儿男，也有一些大学毕业生或肄业生去不了延安的，也来投奔决死队，陈赓非常喜欢这些年轻人，把他们提拔为基层干部。百团大战一打响，头两个战役决死队伤亡五分之二，一些知识分子干部阵亡了。陈赓心痛得吃不下饭，他去找彭德怀，建议让决死队少参加一些“啃核桃”的战斗，好多保留一些知识分子骨干。彭德怀叹口气说：“我也珍惜我们的文化人，但部队不打硬仗，怎么能培养出战斗作风来呢？”陈赓虽无言答对，仍不愿意让知识分子干部去硬拼。后来，他巧妙指挥了关家垴战役，打了胜仗，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骨干，陈赓爱护知识分子的故事也传遍了抗日根据地。
1949年底，云南和平解放，陈赓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处理军政大事的繁忙中，陈赓竟能亲自登门拜访一家私人牙科小诊所，当面诚恳邀请留美归国的牙科博士郭乃全医生参加军区医院创建工作，令郭乃全医生感激涕零。
现在是在和平条件下创建大学，陈赓深知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首要的问题就是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寻找足够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让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来校工作并留住他们的开门钥匙。
全国选址归来以后，陈赓几乎每天都泡在恭俭胡同，南京来的教授们共占了四合院的九间房间，这里成了知识分子集中的大院子。陈赓先把许鸣真参谋找来，嘱咐道：“他们都是脑力劳动者，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大家都在恭俭胡同吃饭，你每天搞些鸡鸭来。”
陈赓吃了几顿饭后，感到不满意，他又派许鸣真专门找来更好的厨师。
陈赓特别喜欢和教授们聊天，中午和晚上开饭时，他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嘻嘻哈哈地聊起来，南京来的这批出过国、留过洋的学者们很快就被陈赓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一吃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围坐过来。
那天晚饭后，张述祖、任新民、马明德、周祖同等人围着陈赓聊天，任新民说起几个月以前，在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三反”运动中，有7位研究员因为揭发问题不实，糊里糊涂地签了名而被上级关了一周多的禁闭，最后每个人挨了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才放了出来。说起这件事儿，都成了笑话，陈赓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一阵，然后他认真地说：“这件事要是在我这里，就绝不能这么处理，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专家关起来呢？”
陈赓接着就向大家谈起自己的经历，并讲到毛主席、刘少奇在历史上受过的委屈，启发大家要经受住一切考验。
周祖同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陈院长呀，军工学院要设许多军事机密专业，像我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能够接触机密吗？”
虽然其他教授们没有插话，陈赓也看得出，周祖同的问题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心中共同的顾虑，这就是担心共产党不信任自己。土改之后，全国城乡普遍划分了阶级成分，地主、富农以及资本家均是人们侧目而视的剥削阶级，已被打入“另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早年能出国求学，多数家中殷实，无衣食之忧，有求学之资，所以大多数人不是工农子弟，他们的忧虑就不足为怪了。
陈赓看看大家，笑道：“周教授啊，请你来筹办军工学院，当然能够接触机密专业了，你们在南京时不也是搞机密的军事技术研究吗？要说剥削阶级出身，不瞒你说，我跟你一样，我出身大地主家庭呢。要讲个人经历，社会关系，那我就更复杂了，我当年在黄埔军校跟随蒋介石东征，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的命，我岂不成了大大的反革命？出身不能选择，革命的道路要靠自己走，党是信任大家的。”
陈赓一席话，说到教授们的心坎里去了。
陈赓知道，在不少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老干部都是打天下的“老资格”，所以，和老干部共事，多少有点敬畏局促，谨小慎微。陈赓说：“你们总觉得我们是老资格，什么算老资格？人到七老八十才算老资格？老资格是指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早或长，对革命、对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大或多。如果老资格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么，你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奋斗了几十年，搞出了成果，对人民不也是贡献吗？我们打仗无非是解放全中国，有益于人民，你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也同样是有益于人民的啊，你们在科学领域里就是老资格，真的，你们也是老资格呀！你们就是国家的主人，你们不要有自卑思想。”
陈赓谈兴甚浓，他又说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你们都是在欧美
留学的，过去我们骂蒋介石认美国为干爸爸，现在我们学习苏联，与蒋介石依靠美国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以后他们中有人欺侮我们，不尊重我们的人格，中国有中国人的骨气，我们会一脚把他踢开。”
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2）
夜深了，大家恋恋不舍地送陈赓出大门，陈赓上车前又回过头对大家说，眼下最急迫的是缺乏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家熟悉教育界，请多推荐人才来军工。
今晚陈赓与教授们的促膝谈心，张述祖一直坐在陈赓身边默默倾听着，心里早已翻江倒海。陈赓走后，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慢慢散步，院子角落处传出秋虫欢快的吟唱，几枚秋叶轻轻落在他的身上，张述祖想起当年与兵工校友亡命川江，抗战胜利后报国无门，无端受凌辱的往事，而当年辱骂他的那位狂傲的黄维早已成为陈赓的手下败将当了俘虏，人生真是难料啊。他更想起陈毅市长的接见以及在南京玄武湖畔潜心研究火箭船的日子。“来北京两周多了，”张述祖在心中默算着，“和陈赓院长相识也没有多长……”可陈赓一见面就是“教授长、教授短”的尊称，最让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还是陈赓称他“述祖同志”，解放前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强作笑颜，有谁称过自己为“同志”呢？从将军那求贤若渴的目光和发自肺腑的亲切恳谈中，张述祖认识了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带路人。老天有眼，让我张述祖在知天命之年遇到陈赓将军，平生所学可以施展矣，振兴中国国防之志可以实现矣，若能辅佐陈院长建成军工大学，为国家培养大批栋梁之才，我此生夫复何求？
想到这里，张述祖热血上涌，快步走回自己的宿舍，同事们都睡了，古城的夜晚十分安静。他怕开了电灯影响大家睡眠，就悄悄点上半截蜡烛头，在昏黄的烛光下铺开白纸，摘下近视镜，再换上老花镜，深深吸了一口气，先写下老朋友曾石虞的名字，想了想，又写下曹鹤荪和卢庆骏的名字。在教育界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熟悉相当多的学界俊才。他反复斟酌、比较，一个一个写下去，数了数，一共37名教授和副教授。张述祖一一列出这些人的专长和目前所在院校或单位，他有点累了，看看表，已经是下半夜了，“明天一早就呈交给陈院长”他在心里反复提醒着自己。
翌日下午，陈赓把张述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手里拿着早晨张述祖交给他的这份教授名单，十分高兴地说：“述祖同志，你这份名单太重要了，我要感谢你呀！快坐！快坐！”
陈赓给张述祖泡上一杯茶，随手拉过一张椅子，与张述祖促膝交谈。
“我知道你执教多年，对如何办学有深入的研究，今天咱们不谈别的，我想听听你对办学的见解。”陈赓诚恳地说。
张述祖也不讲客套话，他坦率地问道：“不知陈院长最想了解的是什么？”
陈赓想了想说：“我们现在要创办一所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军事高等科技学府，总要有教育家来办学才行，我想听听中国当代有名的教育家对办学有什么高见。”
张述祖知道自己的南通方言太重，怕陈赓听不懂，就特别注意慢慢讲来：“我最钦佩的大教育家有三位，一代宗师蔡元培主持
北京大学，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有开山创基之功，今天不说蔡先生。因为我们军工是工科大学，应以清华、浙大为镜子，说说这两所大学的校长。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前些年赴美至今未归，
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