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时传闻丁玲已遇害，鲁迅得知后，写下悼诗《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杨杏佛遇难后，鲁迅作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瞿秋白去世后，鲁迅邀茅盾、郑振铎编印瞿的遗作。当时鲁迅的身体已经很孱弱，医生让他休息，“不看书，不写字”。许广平回忆说：“关于从排字到打纸版，归几个人出资托开明书店办理，其余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项工作，则都有鲁迅经办，以便使书籍更臻完美。”最后该书由叶圣陶、徐调孚等人捐款出版，书名由鲁迅定为《海上述林》，共60万字。称“述林”，取“述而不作”之意。出版者采鲁迅意见，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即中国，“怀霜”是怀念瞿秋白，因瞿原名瞿霜。
鲁迅从不认为在上海“亭子间”里写作会脱离社会，他说：“这也是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谿刻】
周氏三兄弟少时喜欢看鬼怪神仙的书。一年春节，三兄弟凑钱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周建人对鲁迅不让随意取阅感到不满，便将买书之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让鲁迅将书拿来给他看看，鲁迅有些惶恐，只好照办。父亲翻看了一会儿，将书还给鲁迅，未置一词。以后，鲁迅便叫周建人“谗人”。叫了几次后，见周建人没有反应，鲁迅以为他不懂“谗人”的意思，就改叫周建人“十足犯贱”。后来见周建人并不理睬，他才不叫了。
周作人回忆，鲁迅“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周父）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八斤系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小孩，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跳上跳下地乱戳，口里不断地说：‘戳杀伊，戳杀伊’，鲁迅因而画此漫画，以示反抗。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些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
儿时，鲁迅常画些怪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一幅画中“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像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用竹丝穿着……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淫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像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榨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
每到周六下午，矿路学堂的本城学生们便纷纷告假回家，大都要到周日点名前才回来。但也有少数节俭的本城学生要吃了周六的晚饭才回家，次日晚饭前赶回学堂。对于此类学生，鲁迅挖苦他们说，阴间七月半开放地狱门，有些鬼魂于饭后出来，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狱去吃晚饭。
由于鲁迅见解深刻，一针见血，邵明之也给他起了个外号：“毒奇”。
在日本留学时，吴一斋从国内来，鲁迅招待他在伏见馆住下。吴拿出一方火腿叫公寓的下女替他蒸一下，谁知下女煮成了火腿汤。吴很是生气，见人便诉说火腿之事，鲁迅因此送其诨名“火腿”。
一次，蒋观云谈论服装时说，清朝的红缨帽有威仪，又指着自己的西式礼帽说，西式服装则无威仪。回去的路上，鲁迅对许寿裳说：“观云的思想变了。”不久之后，蒋便与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立宪。鲁迅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无威仪。”
鲁迅、钱玄同等人在日本一起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钱玄同话多，好动，听课时常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钱起绰号日“爬来爬去”。后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还称钱玄同为“爬翁”。
钱玄同说：“人过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钱过四十后，便开始发福，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时期，禁止学生学习和宣传辩证法，并说：“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鲁迅曾写《教授杂咏》，其中一首即是讽刺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1929年，鲁迅到孔德学校访马隅卿，碰见钱玄同，钱见桌上放的鲁迅的名片高声说道：“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吗？”鲁迅答：“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钱常用“钱夏”、“玄同”或“疑古玄同”）钱听罢默不作声，走出门去。鲁迅在两地书中谈及遇到钱之事：“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鲁迅与范爱农、陈子英、马可兴四人一起喝酒，边喝边聊，气氛热烈。鲁迅很少说话，但每遇到他们有说错的地方，必指出是非。饮罢，四人到别处就餐，鲁迅走在前面，范居中，陈、马殿后，范指着鲁迅的背影笑着对二人说：“冷坑蚊虫！冷坑蚊虫！”意指鲁迅不说话则已，一说必句句击中要害，如冷坑的蚊子咬人一般痛。鲁迅听见，回头指着范笑着说：“烂虫！烂虫！”（绍兴土话，意为：我当面责备你莫怪，你怎么骂起人来了）陈、马二人哈哈大笑。
范源濂接替教育总长后，决定删除“美育”项目，鲁迅在日记中记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写文言小说丑化、谩骂北大新派人物，鲁迅颇为反感，曾写《敬告遗老》一文予以回击，并在信函中称林为“林禽男”（林纾字琴南）。
秋瑾留学时，女留学生极少，故每有聚会，必请其登台讲话，下面的人拼命拍手。秋瑾遇害后，鲁迅说：“秋瑾是被人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并以弟子自居。鲁迅在其杂文《骂杀与捧杀》中嘲讽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吴佩孚当政时，谓据其考察结果：“蚩尤乃赤化之祖，蚩音东也，尤者赤化之尤也。”鲁迅知后斥之曰：“蚩尤本称炎帝。炎，火德也，故亦称炎帝。如吴大帅所说，则黄帝讨伐蚩尤，是即以赤讨赤。”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放弃广州。后当了英国俘虏。当时民间讽刺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鲁迅读后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施蛰存跟鲁迅论战，鲁迅说他是“洋场恶少”，因为这个名字，施蛰存后半生吃尽了苦头，并从文坛上销声匿迹。
周氏兄弟与陈西滢论战时，傅斯年在给罗家伦的信中说：“通伯（陈西滢）与两个周实有共同处。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启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学究，非你们damned绍兴人莫办也。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吴侬，实在甚不敬之。他们有些才是不消说的。”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说“禹是一条虫”（顾作为假设提出的学术命题），鲁迅对此很不以为然。鲁迅在厦门时，某日赴厦大校长林文庆家宴，他指着一道青蟹菜，问同席的顾颉刚道：“顾先生，请考察考察，这是什么世纪的东西啊？”
1935年，鲁迅又在《故事新编》中讽刺有口吃和酒糟鼻的顾颉刚：“‘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潘光旦因患足疾，截去一足。后来他参加新月社，鲁迅嘲笑他为“蹩脚教授”。
在与许广平的书信中，鲁迅形容厦门大学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
鲁迅与蒋光慈交恶，他在文章中称蒋光慈为蒋光X，或为蒋光Y，蒋光Z。
鲁迅冷言道：“文学不是梅毒，可以靠肉体关系遗传。”又有人问鲁迅，写文章有秘诀吗？他回答：“如果有的话，文豪传于其子，世世代代为文豪了。”
鲁迅说：“与名流学者谈话，最好装作偶有不懂状。因为全不懂被人看轻，全懂了遭人厌，偶有不懂最妙！”
鲁迅常说：“一个人娶了太太，当了大学教授，就什么都完了。”
张竞生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鲁迅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鲁迅点评梅兰芳：“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20世纪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一次，有人请鲁迅谈谈这一问题，鲁迅笑而不答，只是讲了两个故事：
《金扁担》：“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一天，他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自己又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吃柿饼》：“有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觉得饿，她想，皇后娘娘是怎么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鲁迅曾对徐梵澄说，世家弟子有三变，一变为蠧鱼，即出卖祖上留下的字画图书；再变则为蛀木虫，即出卖家中木器乃至房屋；三变为大虫，即“吃人”，卖去奴仆。
上世纪30年代，著名编辑赵景深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由于他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笔误出现。一次，他将“银河”误译为“牛奶路”；还有一次，又将“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据此写了一首打油诗，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茅盾回忆，鲁迅曾在左联的会议上告诫左联成员要改造思想，他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
鲁迅为左翼作家联盟所尊崇，但他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鲁迅在闲谈中偶然说，田汉请客，座位背后赫然站着一条大汉。有人告诉他，这是田汉请的保镖，鲁迅认为，田汉不是富翁，不用防人绑票，如果是防止国民党拘捕，一个保镖怎么抵挡得住？对照田汉的生活态度，要么，是炫耀自己的重要身份，要么，是扮演一次罗曼蒂克滑稽戏的角色。说完，他似笑非笑地笑了笑。
周作人对张铁铮说，鲁迅这个人，有所谓的浙东人的脾气，就是“谿刻”，与李越缦相似。张认为，“刻”并不是绝对的贬义，说是“疾恶如仇”也未尝不可。
【温厚】
据北大教授白化文回忆，老北大时期，校门口卖豆腐脑的常自豪地对他们那些小青年说：“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
孙伏园回忆，他和鲁迅一同旅游，无论到陕、厦门、广州，他的铺盖常常是鲁迅为他打包。
鲁迅、孙伏园等三人到陕西讲学，一个月得酬300元，鲁迅认为，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他们得知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便捐赠了一部分钱。西北大学的工友服务很周到，鲁迅主张多给些钱。同去另一人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登时说不出话来，他私下对孙伏园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搬到砖塔胡同时，十二岁的俞芳觉得他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故有些怕他。院子里有一棵俞芳种的芋艿，从来没人注意过，鲁迅搬来不久便问她：“为什么你种的芋艿总是只有一片叶子呢？”俞芳答：“老叶颜色太深，不好看，我就把老叶摘掉了。”鲁迅便告诉她，这样芋艿是种不好的，让她以后不要再摘掉老叶了。这时，一旁的大姐俞芬忍不住骂俞芳“呆”，鲁迅却微笑着对她说：“小孩子总有小孩子的想法和做法，对他们幼稚可笑的行动，要多讲道理，简单的指责和呵斥，并不能解决问题。”
搬来不久，鲁迅便送给俞芳和妹妹俞藻每人一盒积木，并常给她们买点心和糖果。他从来不对孩子们摆架子，俞芳肖猪，俞藻肖牛，他便称呼二人“野猪”、“野牛”，而二人也没大没小地叫他“野蛇”（鲁迅肖蛇）。他也不生气，笑着问她们：“蛇也有不是野的吗？”
对于孩子们的要求，鲁迅有求必应。俞芳写了篇童话，请他修改，他很认真地为她修改，并加了标点；俞芳、俞藻喜欢画小人，但不会画人头，便请鲁迅帮忙，他总按她们的要求画，立等可取；俞芳、俞藻的地理课老师要求学生家长将各省的省会、主要出产、气候等用毛笔写在卡片上，小姐妹分配到长江流域各省的卡片，二人请鲁迅帮忙写出，第二天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她们回家高兴地告诉了鲁迅，鲁迅笑着说：“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一次，鲁迅送给俞家三姐妹一包奶油蛋糕，但俞芬收了起来，没有给两个妹妹吃。鲁迅知道后，再送糖果、点心时，总是分成三包，一包较大的给俞芬，两包较小的给俞芳、俞藻。
北京冬天，常有小贩叫卖“萝卜赛梨呦——辣了换”，这时，俞芬便带头敲鲁迅的竹杠，让他请客，十有八九她们的愿望会得到满足。还有一种小贩是卖桂花元宵的，元宵比较贵，大家都没吃过，一次，俞芬又敲鲁迅的竹杠，结果他竟然同意了，一共买了九碗，不仅俞家三姐妹、母亲、朱安每人一碗，连周家的两个女工和俞家的女工也有。结果，因为头天晚上做成了一笔大生意，第二天卖元宵的小贩又到周家门口吆喝了好久。
1928年夏，鲁迅到杭州游玩，川岛夫妇带着四岁的女儿到旅馆看望鲁迅，小女孩叫鲁迅“太先生”，鲁迅便握着她的小手，称呼她：“密司燕燕。”
一次，鲁迅对住得不远的茅盾说，借你儿子用一下，茅盾莫名其妙，但还是答应了。鲁迅这才说明，是请孩子看电影。原来当时茅盾十二岁的儿子正生病在家休养，鲁迅同情病中的孩子，特地约他同去看电影解闷。走在路上，鲁迅还特地拉着孩子手，弄得孩子很窘迫。回家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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