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25部分

在法国举行的世界笔会第三十六届年会上，轮到林语堂发言，他向主席要求讲十分钟，但主席拒绝了，说其他人发言都是五分钟，不可破例。林说五分钟我不讲。同去的马星野忙找主席商量，主席最终同意给林十分钟。林语堂登上讲台，全场鸦雀无声，他讲得十分投入，不知不觉，已讲满十分钟，主席提醒时间已到，请林结束发言。与会者正听得入神，对主席极为不满，于是一致鼓掌，希望林继续讲下去。主席颇为尴尬，只得默认答应。但林语堂愤而不讲，径自走下台去。

1962年，林语堂携廖翠凤造访南美洲，所到之处，欢迎者如云。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听众太多，挤满了临街的大道，政府不得不出动警察来维持治安。林语堂在演讲中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林语堂晚年定居台湾后，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例行公事讲上几次。国人演讲长得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客气寒暄话起承转合，林语堂苦不堪言。一次，轮到林演讲时已是中午过半，与会者饥肠辘辘，又不得不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他上台后说：“绅士的演讲应该像女士的裙子，越短越迷人！”说完就结束了发言。

【文学】

在《生活的艺术》自序中，林语堂写道：“我的理论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人；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

应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之邀，林语堂将旧小说《四杰传》中的故事“唐伯虎点秋香”改编成电影剧本。为契合西方习惯，把“唐伯虎”更名为“唐伯纳”，并把它作为剧名。

林语堂主张：“做文人而不准备做文妓，就只有一途：就是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份自会高点。要有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来独往，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在文学的创作上，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清楚通顺”为第一，不要求摩登，不要讲洋化，他认为新的八股和抽象的写作都要不得，文字创作必须口语化才能感人，必须跳出传统“作文章”的错误文学观，避免文藻堆砌，才能发挥“自然国语的力量”。外国文学他推崇的是英国文学，而英国文学的特色就是清楚通顺。

对于翻译，林语堂主张科学的翻译应以“精确”为首要，通顺次之；其他外文译成中文则以“清顺”为要。据郑逸梅记载，林语堂身边常带着《牛津字典》，以备不时之需。

林语堂第一个将司马迁的《孔子世家》翻译介绍到欧美。他编译的英文本《大智孔子》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被列入《世界哲学丛书》，后来，这本书又被翻译成中文本《孔子的智慧》。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人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次女林太乙回忆，林语堂写作时，家人都不敢打搅，廖翠凤有事要和他商量时，才会进书房去。林语堂习惯在床上打腹稿，或是熄掉屋子里的灯光，站在窗口，眺望窗外的风景。林太乙能看到他的烟斗在黑暗中亮起的火星，红红地在窗口闪动。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代表作，被称为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1938年8月8日至次年8月8日，林语堂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著作。此书用英文写就，英文名为“The　moment　in　Peking”。在翻译成中文时，有人译为“北京一刹那”，也有人译为“北京一瞬间”，还有译为“瞬息京华”。虽然和原著词义相合，但并未译出原著的神韵。林语堂对这几个译名都不满意，在作品即将付梓时，他自己译为“京华烟云”。

林语堂说，《京华烟云》“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串之”。

写《京华烟云》时，林太乙每次放学回家，大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林太乙没敲门便冲进书房，发现父亲热泪盈眶，问道：“爸，你怎么啦？”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天他写的是“红玉之死”。

长女林如斯评价父亲的《京华烟云》道：“然此小说实际上的贡献是消极的，而文学上的贡献却是积极的。此书的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你一翻开来，起初觉得如奔涛；然后觉得幽妙，流动；其次觉得悲哀；最后觉得雷雨前之暗淡风云；到收场雷声霹雳，伟大壮丽，悠然而止。……或可说，‘浮生若梦’是此书之主旨。小说给人以一场大梦的印象时，即成为伟大的小说，直可代表人生，非仅指在20世纪初叶在北京居住的某两家的生活。包括无涯的人生，就是伟大的小说。”

【风靡】

1936年8月，林语堂接受赛珍珠邀请去美国。途中，他们乘坐的轮船在夏威夷停泊了一天。林本打算带着妻女好好游览一番，还没下船，就看见岸上二十多人，打着大块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语堂”。林家一行甫一露面，欢迎者蜂拥上来，给他们献上鲜花编成的花环。林氏夫妇脖子上各被套了七八个，三个女儿也接受了十来个。记者的镁光灯闪成一片，晃得林睁不开眼。来不及细想，他们就被簇拥着拉去吃午饭，接下来是乘坐透明底的船参观海底世界，晚上则是夏威夷传统的大餐和观看土著人表演传统的草裙舞，林玩得很尽兴。临别前，他和类似头领的先生握手，感激对方的款待，然后有些羞赧地问他们是做什么的。那位先生一脸错愕，忙自我介绍：“我们都是南洋的华侨，仰慕林先生的文名，所以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欢迎仪式。”林赶紧致谢。他们回到船上，发现有人送过来一只螃蟹，足有一尺宽。由于廖翠凤和女儿们吃不惯生鱼，饿了一天肚子，嚷着让林语堂把螃蟹剥开。林用小钳子斯斯文文地折腾了半天，横竖打不开，于是干脆把螃蟹放在衣柜口，用力把衣柜门撞上，螃蟹碎了，门钮也坏了。一家人就着冷螃蟹，终于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1938年，由《纽约时报》主办的一年一度“全国图书展览会”上，举行了一次“林语堂比赛”，组织者选出十位当代名人，要求参赛者根据《生活的艺术》中所设计的“准科学公式”为十位名人打分，答案与林语堂事先所做的答案最接近者获得一等奖。

美国一位书评家读完《生活的艺术》后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每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

巴西有一位贵妇人钦慕林语堂，恰好有人赠给她一匹名马，于是为马取名为林语堂。后来，这匹马参加比赛，巴西各报，都以大幅标题登出“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获得名次，于是当日晚报的标题就成了“林语堂名落孙山”，而夺魁的马反倒没有消息。有人将此事告诉林语堂，林微微一笑，说：“并不幽默。”

一次，林家全家在小河上划船，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崇拜者，竟站在岸上，把衣服脱得精光，一丝不挂跳下河，追着林语堂乘的船游过来，吓得他们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并被译成法、德、意、荷、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十几种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1939年，《京华烟云》出版后，被“每月读书会”选为12月的特别推荐书目，美国《时代周刊》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40年代，《京华烟云》在美国多次再版，销量达25万册。

1953年3月，台湾传媒大幅报道林语堂将为搜集写作题材访台。到了预告之日，接机团浩浩荡荡在机场等待大师，最后却是乌龙一场。隔天即有亲国民政府的报纸撰文称这是“幽默的预告”，甚至指幽默大师来也只是贩卖“幽默噱头”，因此“不来也罢”。

【教学】

林语堂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兼授英文课，开学第一天，上课铃响了好久，他才来了，夹了一个皮包，装得鼓鼓的，感觉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以为林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谁知，他打开皮包，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但学生们并不敢真吃，只是望着他。林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接着他将话锋一转：“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林宣布下课，夹起皮包飘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

学生薛光前回忆，林语堂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做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他上课从不正襟危坐，有时坐在讲台上，有时坐在椅子上，将双脚放在讲台上，笑语连篇，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学生们也都情绪轻松，乐之不倦。

林语堂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而是“相面打分”。他记忆力极强，几节课下来，便能记住全班学生的名字，课堂上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因此，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他都了然于胸。到学期结束前，林便坐在讲台上，拿出学生名册，一一唱名，被点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如相面先生一般，略向站起的学生看一眼，便定下分数。如果没有把握，他就让学生到讲台前，略为谈上几句，然后定分。薛光前说：“林教授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所以在同学们心中，无不佩服。”

【幽默】

第一个将英文单词“Humour”译成中文的是王国维，翻译为“欧穆亚”，此后，“humour”出现多种译法，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最终是林的译法普及开来，林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在上海，林语堂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提倡幽默文学。他说：“人生在世，还不时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除了正经话只有笑话，所以，他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

林语堂说：“幽默也有雅俗不同，愈幽而愈雅，愈露而愈俗。幽默固不必皆幽隽典雅，然以艺术论，自是幽隽较显露者为佳。”

林语堂在《一夕话》中写道：“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林语堂的幽默感大概来源于父亲。林父是个牧师，一次下午布道，教堂里的男人困得打瞌睡，女人则在聊天，无人听讲。林父在讲坛上向前弯着身子说：“诸位姊妹如果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可以睡得更安稳一点儿了。”

童年时，林语堂和二姐看了林纾翻译的小说，便一起口编长篇小说，讲述一位法国侦探“库尔摩斯”的故事，骗母亲取乐。等母亲发觉孩子们在逗她，才喊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到厦门上学后，林语堂则和哥哥一起捉弄母亲。一次，他们从厦门回家时，打算由一个人扮成乞丐，到门口向母亲讨水喝，其他人则从背后扑到她身上，吓她一跳。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一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法国的公园或街上，常有男女热情拥吻。林语堂见了，便笑嘻嘻地用法语大声叫喊：“1、2、3、4、5、6……”数他们亲吻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一次，林语堂赴美国纽约夜总会，因着长袍、衔烟斗，某美国绅士误以为他是唐人街洗衣店的老板，故问他开什么店。林怒答：“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追问：“那么，做点什么买卖？”林幽默答道：“我出卖《吾国与吾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法西斯的威胁，林语堂竟异想天开，想以幽默来防止战争。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

辜鸿铭论男子多妻，曾以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杯做比。林语堂以《金瓶梅》中潘金莲之语“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不冲撞的吗”加以反驳，可谓旗鼓相当。

林语堂有时发刻薄之言：“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林语堂又言：“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

【介直】

林父富有正义感，一次，他遇到一个税吏向一个卖柴的穷人收取高额的税便上前干涉，与税吏发生争执，二人恶语相向，几乎打起来，最后林父说要告到县里去，税吏才被迫减低税款。林语堂受父亲的影响，亦不向恶势力低头，他说自己“永远不骑墙而坐”，“不知道怎么趋时尚，看风头”。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

白璧德和施伯因干（J。E。Springam）派关于文学批评的主张正好相反，一次，林语堂为施氏辩护，与老师白璧德争论起来。廖翠凤听说后，非常担心，皱着眉头对林说：“啊唷，小心点唷！”

1924年，林语堂加入语丝社，他选择《语丝》而不是同为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適等人的《现代评论》，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而胡適那一派是士大夫派，是能写政论文章、能做官的人。

诗人泰戈尔访华，受到中国文坛的热烈追捧，也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抨击。林语堂却说：“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