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演讲式的教学极受学生欢迎，因为听课学生太多，他的课只能安排在二院大讲堂，许多学生事先还用书去占座。他讲课从不发讲义，也不准备讲稿。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他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他向学生们介绍曹寅写给康熙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在《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中写道：“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张中行回忆胡適讲课：“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谢兴尧回忆：“有一年我在北大第三院（在北河沿骑河楼，靠近东华门）听胡先生做报告，两个钟头下来，他穿的羽纱大褂，背全湿透，比之现在有电扇空调等现代化设备，艰苦多了。”
苏雪林回忆胡適讲课：“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胡適讲课时谈到白话文的优点，一位学生站起来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学生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適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学生所拟拒聘电报中，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电文稿为：“干不了，谢谢。”胡適于是说：“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
胡適曾对台大某学生说，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他论及作文时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
元好问《遗山集》有诗云：“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常被拿来比作中国古人对于治学方法所持的传统态度。胡適反对这种态度，他说：“这是很错的态度，我们提倡学术的人应该把这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大家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
【教诲】
胡適曾对青年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中，胡適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告诫学生，他们在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適曾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適曾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1929年，胡適在中国公学毕业典礼上送给毕业生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他说，“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10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3600多页，20年可读7万页书。7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胡適明确表示反对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应注重学习，先“把自己铸造成器”。有学生写信质问他道：“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预也！”之后，胡適去上课，发现教室中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过去了，这些学生中只有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其他学生早就被自己的愤怒的火焰吞没了。
讲课时，胡適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有古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胡適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吴健雄11岁时听了胡適的演讲后，一直期望成为胡先生的学生。她听说胡適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消息后，决定入中国公学读书，成为胡適的学生。吴出国留学后，为了申请奖学金，还写信请胡適为她出具证明。她成为知名的物理学家后，无限深情地说：“是胡院长‘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教育和鼓舞了我！”
中国公学学生周楠成绩优秀，没有毕业时便准备出国留学，但当时他还没有取得毕业证。胡適很欣赏周，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说介绍信在国外的证明效力不比文凭差。后来大使馆要求周楠提供经济担保人，周求胡適帮忙，胡適立即答应。他对周说：“许多外国人歧视我们中国人，索取保证书就是一例。所以你出国后一定要注意一言一行，日后为振兴中华做出应有的贡献。”
陈存仁与胡適见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诉陈：“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陈存仁的影响很大。胡適还建议他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陈从此遵从他的意见，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胡適鼓励梁实秋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梁对此十分感激，他回忆道：“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詈讽】
胡適回国时已暴得大名，故意气风发，春风得意。辜鸿铭却颇为瞧不起他，他说胡適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適到北大任教时，他的讲义就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时还未成书），一天上课，陈汉章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仰，说：“只看这个讲义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道胡某人不通。哲学史已经是哲学的大纲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
胡適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送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看后大怒：“胡適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適”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消了气道：“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即便如此，章对胡適的书还是有所肯定，并很罕见地用白话文给胡適回信，破天荒地使用了标点（全部为句号），指出了书中的不足之处。
胡適以“胡適之”为题在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国学大师章太炎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
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于是，胡適被人戏称为“半卷博士”。
邓之诚反对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的地方，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西南官话对学生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专门地胡说。”有人甚至戏言，说邓印行汪梅村的日记，正是因为日记里不止一处骂了安徽绩溪人。
一次，胡適在某宴会中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没有应声。黄又说：“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適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大笑道：“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五四”以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適代理。对外时，蔡也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们大为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黄节对胡適的态度则是视而不见，迎面走过，昂首阔步，懒得搭理。有次课堂上，黄节谈起诗歌，不禁大发感慨，认为胡適《尝试集》尽为劣诗，其价值为负，仅证明新诗写得如何差，做反面教材而已。黄侃听了，忙赶来鞠躬敬礼，引为同道。
老派学者张尔田痛恨胡適。张与陈垣是老友，一次，他对陈垣说：“你那本书（《元典章校补》）为什么让胡適作序？我买来了书，先就把序撕掉了。”
林损常在课堂上挞骂胡適以发泄不满。一次，林照例喝完酒，红着脸走上讲台，开口便说胡適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林说胡適提倡的标点何其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他生气地说：“这成什么话！”
一次教授聚餐，林损向胡適敬酒，胡谢绝不喝，并出示手上的戒指，说这是太太让他戒酒的信物。林当即讽刺道：“胡夫人让你戒酒，你就不敢喝，如果令堂让你戒酒，你又该怎样呢？”胡適十分尴尬。
胡適第一次坐飞机，颇觉惊奇，写了一首《飞行小赞》的小诗，云：“看尽柳州山，看適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胡的同乡、同学陶行知见后大怒，作《另一看法》云：“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1962年2月，台湾报纸登载《老乡诗战》一文重提此事。胡適看后十分平静，笑着对胡颂平说：“你看陶知行（陶留美期间名为陶知行）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都没有。”
胡適曾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但对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字未提。陶行知写诗讽刺道：“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华罗庚翻看胡適《尝试集》，只看了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便马上掩卷。他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根本不同，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第二个则是无数次尝试，胡適对“尝试”的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章士钊曾撰文批判胡適，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適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何鲁卸任中国公学校长后，继任者为胡適，何对此大为不满，他说：“适之的文章，我全看得懂；但我的论文，适之便看不懂了。”
胡適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曾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便改由陈独秀去接洽。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如果那天他去，说不定他也会成为共产党。此话传开后，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道：“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学校当局要撕去壁报，胡適不让，说他提倡言论自由，要以身作则。
梁漱溟评价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表面上好像是有一点儿价值的哲学书”。梁还忆及一事：胡適写过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在我看来，就是坏的科学，或者说不是好的科学。”一次，胡问金岳霖有没有看过此文，金答：“看过，很好很好。”胡很高兴，等着他的下文。金接着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赶紧问：“一句什么话？”金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
胡適曾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適。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嘲讽胡適道：“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此语为鲁迅讥讽胡適，1922年，胡適去见溥仪是写到：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到庐山开谈话会。会上，胡適慷慨陈词，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戏谑道：“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胡適也回敬一首白话打油诗：“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1948年，《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適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介石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打油诗一首，云：“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攻伐】
胡適在美留学时，即提倡白话文，引起哈佛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与之关系交好的同乡梅光迪也对胡適进行批判，二人关系越来越僵。1922年，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势与胡適等人战斗到底。梅甚至引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1917年，胡適通过论文答辩后，尚未将论文出版便回北大任教。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规定，论文必须刊印出版，交一百本，才能拿到学位，胡適当时匆忙回国，未将论文刊印，并未即时获取博士学位。胡適回国后，因暴得大名，到处人称“胡博士”，于是有传闻说胡適根本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是骗子。1920年左右，时在美国的朱经农写信劝胡適赶紧把论文出版，“否则一天到晚大家都跟着吵，老梅（梅光迪）说你是骗人的”。
胡適和梁漱溟曾在北大打“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红楼开课，胡適在红楼四楼开讲“中国哲学史”课，梁漱溟则在三楼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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