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三野档案- 第35部分

在白皮书中美国对中共伸出了橄榄枝，表示如果中共政权不倒向苏联一边，美国将会尊重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同时美国也表明，如果中共威胁到美洲安全，美国将不能坐视。
已经摸清了美国脉搏的中共断然对此不予理睬。毛泽东在北平连续执笔，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予以批驳。毛泽东指出：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
白皮书的发表，对蒋介石不啻是雪上加霜，他深怨美国“自断其臂”。他以美国的左膀右臂自居，甘愿为美国的霸权效力，怎奈美国主子嫌他无用，把他一脚踢开。他哀叹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
白皮书的发表，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强烈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蒋介石批判白皮书。蒋介石深知保台湾还要依靠美国，因而他只好采取打落门牙吞下肚的办法，回答说：“不必了。”同一日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其实，蒋介石对美国的白皮书一直未曾忘怀。8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指责马歇尔和艾奇逊的对华政策。他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这之后，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蒋介石的心情也愈来愈沉重。首先是他关心的东南沿海局势越来越糟，共军已发起漳厦战役外围之战，而且进展神速，9月底已抵厦门城下。其次西北战场一败再败，8月26日，解放军消灭了马步芳和马鸿奎的主力部队，解放了兰州。
9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脱离国民党，绥远和平解放。不久，新疆省主席鲍尔汉、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于9月26日通电脱离国民党，新疆和平解放。“至此整个大西北军政局面，全部顿告瓦解。”而华中、华南战场更令蒋介石不堪回首。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共军第四野战军长驱直入，直抵华南，广州这个临时国都岌岌可危，这使得桂系首领李宗仁代总统对他痛恨达到极点。
李宗仁怨恨蒋介石不无道理。自蒋介石在内外交困时把一堆烂摊子丢给李宗仁后，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李代总统施政的于扰。和谈问题、江防问题等等都因蒋介石的插手而使李宗仁下不了台。李宗仁深感，只要蒋介石一日不放权，他一日就不能有所作为。南京失守后，为了表示抗议，李代总统决心撤手不管，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不理朝政。当时的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而自己亲自赴穗主政又名不正言不顺，于是策动国民党元老居正、阎锡山、李文范3人随白崇禧赴桂林促驾，并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来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除了出国一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外，从今以后“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问闻”，一切军、政、财权均可由李掌握，一定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
蒋介石的话说得十分诚恳，保证也作得十分郑重，李宗仁不由得再次动心，决定5月7日飞抵广州，去为“党国”作最后5分钟的努力。
对于李宗仁的幼稚，刘斐曾当面讥讽说：“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人想把它捉住，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个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
果然李宗仁赴穗主政后，蒋介石自食其言，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在马公岛遥控军政大权。更有甚者，7月14日蒋介石率领大批随员抵达广州，命令政府成立一个超宪法机构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的愿望很快实现。16日，“非常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亲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此时蒋介石已由幕后走向台前，再次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之后，他就积极策划牺牲华南确保东南的阴谋。
对于蒋介石的为人和险恶的用心，桂系和粤系的许多重要人物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纷纷要求李宗仁扣留蒋介石。其中呼吁最激烈的当属张发奎。
张发奎作为粤系人物的名将和汪精卫的旧部下，对蒋介石一向深怀戒心。凭着他对蒋介石的了解，深感蒋介石决不会允许李宗仁独立支撑两广局面与他分庭抗礼，而要想保卫两广必须去掉蒋介石从背后的掣时，最好的办法是将蒋介石扣留于广州。
程潜起义后，广东已岌岌可危，张发奎再度向李宗仁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一如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为。你是代总统，居于合法地位，而蒋介石正处于兵败如山倒之际，他的旧部未必还那么尽忠于他。这是挽救广东危局的最后办法。”
可是李宗仁反对，他说：“这是徒招恶名，无朴实际的莽事。”
张发奎大失所望，一连说了几句：“德公，你太胆小，太胆小了！”
李宗仁苦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的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李宗仁解释说：“今日之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先生一连串拖垮两广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道，把他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大局已定，不必于败亡前夕作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人笑！”
张叹息不止，无可奈何他说：“德公，你虽有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之德，可人家未必领你的情。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李宗仁无奈他说：“终归是要失败，最后维持一点失败的光荣不是很好吗？”
李宗仁虽有宋襄公之仁，却感动不了蒋先生。正因他的一意孤行，弄到广州指日可下的局面。蒋先生的“江山宁让共产党坐，也决不留给桂系”的计谋快要得逞了。
面对蒋先生的欺人太甚，李宗仁已忍无可忍。广州失守前，李宗仁专门约见了蒋介石。他已决定要严厉地教训蒋介石一顿，以稍纾胸中积愤。
谈话地点安排在梅花村蒋的行馆，时间是9月中旬。
二人坐定后，李宗仁的第一句话便令蒋介石异常刺耳。李一字一顿他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
李宗仁的严肃使蒋介石感觉今天的谈话非比寻常，李氏一扫昔日的卑恭、奉承，蒋介石不由紧闭双唇。
李宗仁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不得不畅所欲接着李宗仁数说了蒋氏的罪状：“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的话所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李宗仁越说越激愤：“你主政20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论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在不成体统，当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的，可你无动于衷，你究竟作何感想？”
说到蒋介石下野后的幕后掣时，李宗仁更加激愤：“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等人一再声明，5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可事实上，你的所作所为都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7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这些都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急急地数落了蒋介石一通后，本以为蒋介石会暴跳如雷、咆哮辩驳的，可蒋介石出人意料地自始至终未发一言，唯唯而听。李宗仁见蒋介石面色紧张尴尬，不置一词，他获得了心理上从未有过的满足，仿佛过去所受的一切窝囊气与遭到的挫折都从蒋介石的深默中得到了补偿，于是气势渐消，冷冷地起身告辞。
李宗仁劈头盖脑的一番指责让蒋介石难受了好一阵，因为这毕竟是他生平第一次听任别人训斥。
进入10月，蒋介石的处境更加艰难。10月1日，他的老对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尽管他的老朋友美国宣布仍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但第二天，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蒋介石非常担忧。当天蒋介石写下如下日记：“俄帝之承认匪伪政权，实乃既定事实，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党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的确是“最大顾虑”，一旦中共拥有海军和空军，蒋介石的弹丸之地台湾如何能保？
10月7日，蒋介石乘船抵达形势已十分危急的厦门，随即马上召见了团长以上的将校训话，内容不外乎鼓气和督促守军精诚团结，尽忠尽力，不成功便成仁的老一套。训话结束后，蒋介石特意接见了汤恩伯，令汤死守厦门，巩固金门，“为公私争气”。事实上，蒋介石对能否守住金厦心中并没有底。为防备解放军随时都可能发起的进攻，他连有重兵把守的厦门都未敢进，只留在座舰上召见、宴请军官。
就在蒋介石、汤恩伯为如何守住厦门、金门精心策划之时，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叶飞也正在为如何打下厦门绞尽脑汁。
尽管漳厦战役的前期作战，第十兵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第十兵团对于攻取厦门这个要塞还是十分认真对待，进行充分准备的。这不仅因为厦门日本人构筑的工事十分隐蔽，与海礁、岩石颜色差不多，不易发现，而厦门岛离台湾又很近，敌人有海空军支援，而且也因为我十兵团完全没有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又没有海空军的掩护。
第十兵团攻打厦门的作战准备主要是征集船只。大军渡海登陆，需要船只数量很大，筹集不易。第二十八军原本收罗了一些船，不料在平潭岛吹散了大部分，不得已只好继续在泉州湾搜集补充。第二十九军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收获不大。第三十一军则在九龙江证船，得到的全是江船，江船平底，出海困难。由于船只不够，第十兵团司令叶飞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迟了三次。
要攻打厦门、金门，对于毫无渡海作战经验的十兵团广大干部战士来说，还必须学习气象知识。八九月份正是台风侵袭福建、浙江沿海的季节。由于不懂气象，在解放平潭时，第十兵团已领教了台风的厉害。当时部队登陆刚两个团，突然台风降临，刮了一整天，船只都被台风吹散。敌人的船只也被刮得稀烂，双方都未能增援。攻打厦门可不能再冒平潭之险了。众所周知，公元1281年，忽必烈出动10万大军攻打日本，因为遇上台风，这支所向无敌的骠悍大军全军覆没了。1944年12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也由于强台风袭击，险遭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由于有了平潭教训。叶飞命令十兵团干部战士虚心向老渔民学习，记住渔民所教的已传了一辈又一辈的谚语：“断虹现，天要变”；“马尾云，吹烂船”；“静海起浪头，渔船快回头”；“东吼叫，西吼叫，台风来到鼻梁梢”；“海水发烫，船莫出港”；“海水发臭，台风随到”。。
十兵团原定攻打厦、金两岛的作战有三个预案，即：“金厦并举”或“先金后厦”或“先厦后金”。这是9月26日在泉州召开的作战会议所确定的。
十兵团为了解放福建全省，争取迅速肃清厦金两岛的残敌，初拟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一军攻占厦门，同时第二十八军攻占金门。“金厦并举”完全是从军事角度考虑。因为从来在军事上金厦并称，金门厦门唇齿相依，相邻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后来这个方案没有实行的主要原因是铅只不够，渡海登岛作战最关键的是船运问题。第十兵团不仅没有可用军舰，连渡长江时的木船也很难征集到。由于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船只，又考虑到再也不能延误战机了，所以只得放弃“金厦并举”的作战方案，改成“先金后厦”或“先厦后金”。当时兵团研究判断：如果先攻打金门，后攻打厦门，优点在于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但缺点是厦门之敌势必成惊弓之鸟，未等我军转手攻厦，厦门蒋军就可能从海上逃跑，不能全歼。当然，如果“先厦后金”，金门之敌亦同样因惧歼而仓皇逃跑，攻下厦门后仓促决定进攻金门，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先打厦门，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比较易于奏效。而且厦门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显然要比金门重要。
叶飞权衡再三，从情报中得知：厦门守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的准备，但也显露出恐慌动摇之态。汤恩伯总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到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种种迹象表明，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叶飞认为，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拿下厦门。
10月7日，叶飞把“先厦后金”方案电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10月11日，第十兵团接到第三野司首长指示：“同意你们来电部署。依战役及战术要求，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