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困难，我们可以从头学起，我们相信一定能治理好上海。”说到这儿，陈毅的话锋一转：“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中间有少数人是要反对我们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斗争准备的，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
陈毅的一席话，有“礼”有“兵”。会后，许多资本家心中有了一点“底”，共产党对资本家不但开绿灯，而且答应加点“油”。特别是陈毅，率直坦荡，开诚相见，使这些资本家头一次见识了与国民党政客阴险诡诈截然不同的共产党人。会后，荣毅仁回到家，一进门，就对满屋子焦急等待消息的家人兄弟以及各厂厂长大声说：“明天开工，明天就开工！”
人民政府刚一成立，又面临另一严重的挑战，如何让人民币在上海站住脚跟，成了考验新政府能力的又一重大难题。
早在丹阳时，接管干部就曾针对如何处理伪金圆券发生过争论。有的认为：“金圆券是国民党滥印发的，不值一张草纸，收兑的工作量太大，干脆作废。”有的则反对：“金圆券已经发到了人民手里，一旦作废，人民要受损失。”有的则叹息：“国民党作的孽，干嘛要我们负责？”曾山听了，严肃地说：“我们应该负责。1948年国民党搞市制改革，强迫市民交兑黄金、白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收兑了，黄金、白银给国民党收走了，留在上海市民、工人、职员手中的只有金圆券，我们不负责任，还算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在曾山的领导下，财委起草了一份用人民币收兑金圆券的报告，得到了华东局的同意。同时财委还提出：为避免市场发生混乱，在正式收兑金圆券之前，入城部队一律暂不用人民币，急需物品，由贸易处代理部办理。
5月30日，市军管会公布了1比10万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人民银行委托金市120家行庄同时开始收兑。起初规定只收兑票面10万以上的金圆券，后来知道有不少车夫、小贩等人还握有5万元的小票子，也要求兑换。虽然当时5万元票面的金圆券，只值人民币5角钱，但曾山立刻主张收兑，他报告陈毅，陈毅当即批准。消息一公布，围在银行门口的群众热烈鼓起掌来。市民们害怕金圆券就像害怕瘟疫一样，收兑金圆券工作进行十分顺利。
可是没有过几天，人民币的生存却遭到了严重的威胁。财委发现：人民银行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几乎又全部回到银行来了。老百姓吃够了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的苦，见了钞票就怕。他们只相信银元、黄金、美钞和实物，只要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调换银元。资本家则相信“工不如商，商不如屯”。只要能吃进金钞银元，日用必需品，物价涨一回他们就赚一回。在这种情形之下，银元贩子们乘机捣乱，哄抬银价，结果人民币币值直线下滑。进上海时，曾山曾估计100元人民币可以换一块银价。可是没过几天，6月2日，银价已涨到660元人民币一块。
到了4日早晨，银价已涨到1400元。如果不刹住这股狂涨之风，不要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挤出上海。
已有资本家在预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可进不了上海。更有甚者，银价涨，百物涨，人心惶惶，人们见东西就抢购，商人更是大囤大积。米、煤、油、布批发出去，很快就被吸得一空而尽。
面对严峻的挑战，6月4日，陈毅在市府大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待银元投机？
曾山首先介绍了情况，然后说：“如果再不把银元涨风刹住，再运多少物资到上海来也没有用。上海占全国贸易额一半，现在，全国陆续解放，进入上海的社会游资特别多，再往里抛多少物资也不行。上海市场一乱，立即会影响全国。天津、北平和其他各大城市、中小城市的银价物价也会紧跟着暴涨。最近，上海周围几个省每天都有电报来催问：解放才几天，上海的人民币跌得这么快，叫我们怎么稳定市场？
会议讨论的结果，决定“先礼而后兵”，行政措施、经济措施一起上。
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了10万块银元，看看能否使银元价格回跌。结果杯水车薪，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银价依旧上涨，投机活动依然猖獗。
同日，上海市各家报刊、公私电台、影院剧场，发动了一场“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规模宣传运动。成千的工人、学生在街上贴标语，说快板，演出活报剧，有的还当面质问和劝说银元贩子停止活动，声势不能说不大，但投机买卖仍在公开和暗地进行。
在大会上，陈毅一次又一次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
“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银元涨，米价涨，百物都要涨，这样下去上海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就会要求我这个当市长的采取断然措施！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如果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不要讲我没有警告过你们。”
可是投机者根本不听。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几个“土包子”能拿得出什么绝招。6月7日，银价已涨到了1800元。看来，这场“银市之战”非“升级”不可了，不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的国家机器是不行了。
6月7日晚上，华东局开会。即将率第二野战军西征入川的刘伯承、邓小平也参加了。会上，陈毅指出：目前这场“银币之战”已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把主要投机者一网打尽，主要是要取缔操纵银元金钞的大本营证券大楼。这几天，我们已派人多次化装进入证券大楼，将上下内外各条通道和各种可能的逃路都检查清楚了，已拟好了一个周密详尽的方案，抓住这批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但麻烦的是：这批投机奸商多年来与一些民族资本家甚至与某些知名人士有交往，或沾亲带故。我们一旦采取强制行动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波动？到底对这批人是办还是不办？
最后，一向以办事果敢利落著称的邓小平拍了板，他爽快地说：“我觉得还是干掉它。有人要喊冤枉，不管它，谁个叫他违法投机？自食其果。共产党不能什么都宽大，否则还以为我们被几个投机者商人吓住了。我们自己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它！”
作出决定后，陈毅又用电话报告了中央。12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
6月10日上午10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带领两营部队，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5路出动，突然包围并严密封锁了整座证券大楼，并宣布：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询问和搜查。楼内2000多人，立即愣住了。经过两天一夜逐个盘查后，先后释放了1863人，最后扣押了250名主犯。
给投机好商当头一棒的消息，霎时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浙两省，震动了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6月11日，银元“袁头”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6月12日，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
共产党的这一仗打得十分干净漂亮。31年后，一位工商界人士谈起这一事作时说：“就从查封证券大楼之后，我们开始相信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上海资本家第一次领教了共产党和陈毅的‘厉害’。大家暗地里告诫自己：向人民政府耍滑头，多半是要‘吃瘪’的”。
在查封了证券大楼后，“银币之战”并没有结束。12日，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袁头”1200元，“孙头”或“船洋”1140元，“鹰洋”或“龙洋”900元。同时限期收存外币，严禁其在市场上流通。货币投机的路一步步被堵死了。与此同时，中央对从全国各地调拨了大批粮、煤、棉花等物资支援上海。
之后，为了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手中的人民币不因生活必需品涨价而贬值，陈毅和曾山、方毅等经过研究，决定在华东37个城市举办“折实单位”储蓄。所谓“折实单位”包括4样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中白梗米1升、十二磅龙头细布1尺、花生油1两和普通煤球1斤。这4样东西的价格一有涨落，每一折实单位的牌价也跟着涨落。市民今天按折实单位的牌价将人民币存入银行，改天去取时，人民币数字会有所不同，但仍相当于存入时折合的同样数量的米、布、油、煤4样实物，外加应得的利息。这样一来，职工的货币工资便能保值。“折实储蓄”受到了市民热烈拥护，他们踊跃储存。中国银行在开办“析实储蓄”的头3天，就收存了30余万个“折实单位”。后来，职工的工资也按折实单位计算，保证工资能随物价上涨，使人心更趋安定，而且这种方法，在物质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市场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稳定金融秩序的同时，人民政府又积极组织复课、复工，使失学学生回到学校，使失业工人回到工厂。不久新政府又赢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斗争的胜利。共产党人在上海这个新的经济战线上初试锋芒，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取得了经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敌人制造的困难刚刚稍减，天公又不作美。7月24日深夜，一场特大的台风挟着雷电暴雨袭击了上海，刹那间灯火俱灭，一片漆黑，到处都充斥着房屋的倒坍声和人们的恐叫声。。陈毅连夜冒雨赶到市府办公室，小车不能开，乘大卡车走，最后大卡车也不能开了，他柱着一根棍子，赤足涉水到了办公室。很快他就查明了灾情：浦东海塘决堤，几十万郊区农民遭灾涌向了市区。市区水深数尺；棚户区房屋倒坍三分之一；几十万亩农田被淹。。陈毅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大世界设立难民收容所，井通令全市学校、电影剧院和会馆等公共场所安置难民，进行施粥和医疗；驻郊区的部队立即开赴决堤处，堵坝疏河，巡逻救护；市区部队火速出动，抢救灾民出险，紧急转运物资。陈毅力争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但陈毅并不就此罢手。事后，陈毅追问：“为什么事先没有气象预报？”细查之下，发现《解放日报》在灾前10天当中未登过一次气象预报。再进一步查的结果，发现公用事业的一个单位曾经上报过说太平洋发现台风，可能在上海登陆。报告送到了军管会办公室，却被一负责同志批上“保密”两字，被密存起来了。
事情清楚后，陈毅拿着这份写着“保密”两字的报告，语重心长地对干部们说：“空袭，不光是美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台风暴雨哩！飞机只能屙几个蛋，台风暴雨不但顶上来，还从地上翻江倒海一起来，比美蒋的飞机还厉害。要是我们早知道，采取预防措施，就会减少损失。管理大城市，我们确实没有经验，要对革命对人民负责，还得要学科学知识。这次事件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希望大家以后好好学习！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学习公用的应当成为电气工程师，学习工务的要成为土木工程师。。只有自己先成为内行，才能懂得领导。”
前进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战士们的思想在繁华的上海不可能不起波动。
随着的时间推移，在驻军战士中，有的觉得睡地板太不舒服了，就擅入民宅找好房子住；有的觉得身上黄里透白的军装太寒碜了，看到工人下班后着装讲究就眼红；有的认为自己流血流汗打下了上海，看到军管人员出出进进坐小汽车心里不服气；还有的认为打下南京、上海，革命就到底了，该向后转去解决个人问题了。。这些不稳定的思想状态，引起了华东局、三野、上海市军管会和警备区一些领导人的注意，并为此多次召开会议给战士们敲警钟。
1949年7月1日前夕，华东局，上海市府召开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党员干部大会。在会上，陈毅、邓小平、粟裕就部队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思想苗头发表了讲话。
陈毅说：我们党28年来英勇奋斗，就是为了今天，为了建设幸福的生活。解放上海最有功劳的是龙华的烈士，是他们开头，我们最后完成。许多烈士家属二三十年受国民党的气，我们暂时受点苦有什么了不起！同志们睡地板事小，解放上海事大，影响全国、全世界，这好比一粒芝麻和一座泰山相比。我们今天到上海这样繁华的地方，“头三天最好”，但保持良好纪律是不容易的，要把守纪律看得同打上海一样重要。纪律好，是人民军队革命性质的表现。纪律不好，我们就得天天向人民赔礼道歉。国民党到上海“五子登科”丧失了人心；我们到上海坐“文明监狱”——指不准随便外出、不准进驻民房等等，赢得了人心。军管人员有人办公事，出来坐小汽车，是工作的需要，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希望同志们继续奋斗，完成警备任务。
邓小平接着说：从渡江到进上海，华东局和总前委对三野是很满意的。虽然很满意，但是有了缺点就要批评，如果不批评，就不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就不能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三野今后虽无大仗可打，但是担子仍然很重。华东地区，过去是官僚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最集中的地方，海岸线最长，敌人要和我们做文章的话，首先会从这个地方开始。像银元投机，就是敌人作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我们过去是在小湖里游泳，今后是在大海中游泳。已经接触到的问题就这样复杂，今后还有好多的问题没有接触到，要好好学习，掌握政策，组织力量，统一步调。特别要防骄防腐。功臣自居，是政治上衰亡的开始。。。现在淹死我们的条件都具备了，我们的同志要好好注意，从吃穿住，从克服惰性和官僚主义，从防止外界引诱做起，要为建设新中国着想。
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在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在上海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上海的接管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这一事件表明共产党人不单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它的顺利接管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十二、进军福建
提前入闽，是为了提早解放全中国。苏南籍战士牢骚满腹：跟着叶飞就得倒霉！叶飞四次入闽，回首往事不胜感慨！蒋介石说：台湾即头颅，福建即手足，无福建何以保台湾？未绍良心里直犯嘀咕：固守福州，结果只能是上海第二！省参议员极为不满：福建变成外省人的殖民地了。李宗仁十分愤怒：一介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
渡江战役和淞沪战役的顺利进行，加快了解放战争的步伐。为了统一和加强华东地区军队与地方武装的领导，1949年5月至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的部分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
5月1日，华东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遵、袁也烈任副司令员，袁也烈兼参谋长。
同日，南京警备区成立。司令员何以祥，政治委员张藩，淮海战役中起义将领何基沣任副司令员。
5月7日，皖南军区成立。刘飞任司令员，牛树才任政治委员，万振西任参谋长。下辖芜当军分区（司令员黄光明，政治委员张亮）、池州军分区（司令员金行生）、徽州军分区（司令员符成珍，政治委员王知行）、宣城军分区（司令员赖富）。
5月19日，浙江军区成立。第七兵团司令王建安兼任司令员，谭震林、谭启龙兼任政治委员。下辖嘉兴军分区（司令员胡定千，政治委员钱敏）、宁波军分区（司令员谢福林，政治委员陈伟达）、衙州军分区（司令员于怀安，政治委员彭胜标）、建德军分区（司令员赵凌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