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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第三野战军第九、十兵团各军分别进驻吴兴、常熟地区待命。与此同时，分工负责上海战役作战的粟裕、张震率领第三野战军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
4月30日，总前委发电报给中央军委毛主席：
鉴于渡江战役的军事进展比预期的时间整整提前一个月，城市接管的准备工作来不及同步完成。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做适当的准备时，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它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军的情况更好。目前就军事上来说，杭州、上海很快就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工作都未做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5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并指出，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前，第三野战军可以先夺取杭州，但暂时不要再向前推进，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可由汤恩伯先守起来，以使他在上海不觉有任何威胁，不会过早地退出上海，这将有利于我们做好进城的准备。
同一日，陈毅随总前委机关进驻丹阳，开始接管上海事宜的准备。在此之前，党中央已内定陈毅为新上海首任市长。
早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央召刘伯承、陈毅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他们所关注的已不光是渡江的问题，而是渡江后如何接管宁、沪、杭的问题。毛泽东对陈毅说：中央的意思要他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想听听他本人的意见。
陈毅沉默了一会，说：“是否可以让刘、邓二野进驻华东、上海，我们三野走远一些，到大西南去呢？”
陈毅为什么要把整个华东这块富庶繁荣的地区让给二野来进驻和接管呢？原来，二野自1947年7月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自觉地牺牲局部利益，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的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进行了极端艰苦的无后方作战，不断消灭敌人，而自身的减员消耗也大。正因为有了二野的牺牲，三野才有可能更多地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吃”得比较饱。接着二野又以缺乏重武器的部队，英勇地投入淮海战役，担负起关键性的严酷的战斗重任。二野和三野，像左右臂那样密切协同作战，陈毅对刘、邓更是又亲密又敬重。因此陈毅觉得应该把华东让给艰苦转战的二野，而三野则“到毛儿盖去走一走”。
刘、邓当然不会接受。刘伯承司令员说，这事他和邓小平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是四川人，对西南地区更熟悉，而三野来自华东，留驻华东更为有利。
这些也正是党中央的考虑。党中央进驻北京后，在中南海，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对于陈毅将军，他们早有所知，1939年，陈毅的文章《茅山一年》和“脱手斩得小楼兰”的诗篇即已传到重庆。1945年，柳亚子先生曾赋诗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儒将”出任上海，稳得住局面，他们一致赞成。
梨没有让掉，陈毅只好接下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担。
不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毛泽东召集了一个座谈会。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华东局新的人事安排——
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17名委员组成：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臣、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康、刘晓、刘长胜、曾锐冰、舒同。
华东区管辖范围有：上海、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等城市，地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份。
在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未来上海市的领导机构：
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位委员组成。前5人为常务，饶漱石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以及一位非党人士。
能否顺利进占上海，当时全党十分担忧。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两大危险：一是帝国主义会不会干涉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二是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上海，近百年来就是国际都市。在近代历史上，就曾有过帝国主义出兵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撤销了租界，但上海仍然驻扎有外国舰队和武装力量。毕竟上海有这些国家太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早在渡江以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到上海，会晤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希望由他们等社会“名流”出面，在上海发起一个所谓“自救救国运动”。杜、潘两人很快就在中汇大楼邀集宴请美、英巨商和上海“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试图在上海成立10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搞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既不要国民党的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的武装，地方秩守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国在上海的新闻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为题，试探人民意向。这不能不使共产党担心。更何况，渡江以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正在绞尽脑汁地想把美国拖下水。
本来，解放宁、沪、杭，只用三野便够了，为了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中央军委在布置渡江战役时就作了考虑：在三野进军宁、沪、杭的同时，二野渡江后直插浙赣铁路，解放上饶，把国民党在华东的汤恩伯集团和在华中的白崇德集团隔开。向西可以对付白崇禧集团，向东则可作为三野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美军的登陆。
第二种危险更叫陈毅他们担心。从农村进入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迁移问题。对于许多出生于农村长期在农村浴血奋战的军人来说，在农村他们如鱼得水，干起工作来也得心应手，可是要他们突然间换上便衣，走进城市去做“官”，不免会遇上许多新问题。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进城后究竟应该依靠谁？七届二中全会和华东局所指定的“接管江南城市指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这些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已习惯以贫雇农为依靠的干部却认为应当依靠城市贫民，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敌意。
正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把握不清，结果渡江战役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常州解放，有的同志“开仓济贫”。就像以前在农村常常做的那样。无锡解放，有的同志盲目给工人增加工资，吓得资方逃跑。军队的纪律也不尽令人满意。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清晨，一群解放军战士冲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处。此事已引起美方抗议，华东外事处处长黄华正在处理。驻防南京的某军，未经请示，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发店、电影院免费招待解放军5天。
南京市驻军一个营教导员，与群众联欢时应邀签名留念。第二天，一家小报在“共产党中将×××谈形势”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一块谎话连篇的文章，并煞有介事地登着照片。组织上“按图索骥”查到这位教导员。他看到文章上竟印有自己的亲笔签各，吃惊得全身发麻。
4月28日，陈毅和刘、邓一起，由何克希陪同去看蒋介石的“官邸”，谁知这座花园洋房竟住进了骡马团。上海的政治社会情况更要复杂不知多少倍，如果不好好准备，真不知要出多少乱子！准备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大部分还在江北，尚未到苏南来集中学习。上海，人口600万左右，工厂1。2万余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二分之一。
商店6万余家，贸易额占全国将近一半。每天需要供应食米400多万斤，煤炭20万吨，目前据可靠情报，上海存粮存煤已岌岌可危，工业原料棉花等等同样紧张，可因渡江前后，大批军队、民工及军用物资都要沿铁路由北南调，铁路运输太拥挤，米、棉、煤，这“两白一黑”都还未来得及准备好。准备代替金圆券的人民币也因火车车皮紧张还没有运到。
陈毅感觉到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丹阳，南京和无锡之间一座民风淳朴的小县城。由于总前委的迁入，一下子变得人多了，拥挤了，忙碌了。来来往往的人中有穿黄布军装、灰布军装的干部，也有穿便衣的干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位略带上海口音、身着西装、风度翩翩的人物。这些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他们赶来丹阳，为的是协助总前委的接管准备工作。
其中有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几个月前还是上海关勒铭金笔厂的“副董事长”的刘晓。他是特奉党中央指示撤到香港，转道到北平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与他一同北上的还有在香港九龙千家驹研究所做研究准备工作的陆象贤、吴涤苍，途中3人化妆成贩货商人，乘上了一艘去烟台的英国货船，因遇风暴，误了会期。在北平他们详细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上海各方面情况。吴涤苍甚至为毛泽东计算出如果没有环卫工人，上海3天就会变成一座臭城，而上海3天的垃圾将会淹没繁华的南京路。渡江战役展开后，刘晓和陈毅同车南下到了丹阳。
有“神秘人物”刘少文。上海地下市委负责人之一，专管情报和海、陆、空（电台）的交通工作。他和他手下的地下党员们，曾经把许多盖着“绝密”图章的国民党文件，化成电波或变成“药丸”、“胶卷”，送到中共中央。
刘晓、刘少文来到丹阳，立刻发密电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刘长胜、张承宗、吴克坚、张登，及时而详尽地指出整个地下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和协助解放军进占上海，动员群众起来护厂、护校、维护秩序，防止坏人在战争发起后搞破坏活动。
中共地下党传奇人物潘汉年也来到了丹阳。他是一个多年出入虎穴领导对敌斗争的老地下党员，曾主持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工作。此次来丹阳，他带给陈毅的重要情报很多，其中有他在香港做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工作的情况。
与潘同来丹阳的还有经济学家许涤新、剧作家夏衍。许个子不高，一口广东话，善做统战工作，党外人士有话愿意找他讲。陈毅很看重他这点，后来让他当上海市工商局长，专做“大老板”的统战工作。夏衍，30年代就活跃在上海的著名左翼作家。他来丹阳是协助总前委上海文化系统接管准备工作的，后来出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上海经济命脉的掌管至为重要。上海地下党经济方面的专家也来到了丹阳，卢绪章就是其中一位。
身着黄布军装的卢绪章出现在丹阳街上时，接管干部大队中许多人吃惊不浅，此人不是“广大华行”那位生意做得十分红火的总经理吗？与特务头子陈果夫合办“中心制药厂”开幕那天，陈果夫亲自剪彩，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亲临会场，敬送花篮。这位上海市头面人物，大“资本家”也会是地下党员？别说一般人吃惊，对于卢绪章的到来，上海市地下党的同志也疑惑不解，这就难怪上海解放后，当卢绪章出任华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时，工商界有人曾给陈毅市长递上揭发信：“我等以头颅保证，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员，少将军衔。”其实，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广大华行”，专门为党筹集经费。周恩来曾经指示：“我们这个机构，要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打不烂！”所以，广大华行始终只是由“重庆办”单线领导。为活动方便，党批准卢绪章买了个国民党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为在敌人心脏里站稳脚跟，他们选中陈果夫当“靠山”。由于有了这棵大树，广大华行多次逃脱国民党军统的审查。广大华行创办12年，不仅为党提供了数目可观的经费，而且更值一提的是它为党掩护和培养了一大批懂得经济规律、熟悉上海以及工商界情况的干部。其中有白天穿长衫、夹布包，准点上班，抄抄写写当小职员，晚上听汇报、领导地下党斗争的刘宁一同志；有杨延修同志；还有吴雪之同志，后来均成为接管上海的重要人物。其实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早在渡江战役前就开始着手了。
1949年2月，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杨帆调集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驻扎在苏北淮阴郊区的许庄、徐家庄、小曹庄一带的农村，由调研科科长钟望阳具体负责对沪、宁等大城市的调查和材料编写工作。三科的全体干部分别组成上海、南京和特字号（专门负责编写沪宁一带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三个组，其中李蒲军任上海组组长。
任务非常紧迫。中央要求，必须抢在大军渡江之前就拿出南京、上海城市的材料来，而此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长江边。
上海组是一个大组。为充实实力，杨帆又从在上海暴露后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干部中抽调相当一部分同志到调研科。以他们搜集到的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上海地下党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第一手国民党内部情报，上海来人报告的情况，平、津、沪等地的出版物作为原始资料，然后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极为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终于在渡江之前完成了上海部分30卷、百余万字的资料。
这30本珍贵的调查资料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各部、委驻沪机构和上海市驻军、政府机关，经济、文化、宗教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的地址、电话、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以及官员的姓名，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的公馆地址和电话号码。其中《上海蒋匪军事机关》一册囊括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陆海空驻沪司令部、吴淞要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防部等驻沪机构，辎汽、高炮、装甲、工兵、战车、通信兵在沪驻军，驻沪宪兵（包括军警宪联合机构、检查站、纠察大队等）、驻沪后勤机构、兵役机构、军事学校的训练班，上海各军队医疗机构以及军事系统的工厂和仓库的地址、电话、军官的姓名、编制人数、装备等，一应俱全。这30本资料还附有江湾、龙华两个军用机场的平面图，从跑道、油库、器械库到军官和空军家属宿舍的位置都绘得清清楚楚。在《伪上海市政府各局》、《伪上海市政府及各区保甲概况》等册中，详细介绍了国民党中央政府驻沪各单位，上海市政府民政、社会、财政、公用、工务、教育、卫生、邮政8个局及其下属处、科两级以及32个区公所，所辖各保的机关地址，电话、市长、局长、处长、科长，区长、保长以至科员、办事员的姓名、籍贯、学历、政治背景。在有关上海市警察局的一本专册中，从总局、分局到派出所，以及警察系统的各保警总队、骑巡队、机动车大队等武装力量和警察所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