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之句，蒋又自言自语说：“上海只要再守半个月，能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
“同人等默察年来国共战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政策与主张，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想，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听到这儿，蒋介石怒不可遏：“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低声问：“是否还读下去？”蒋介石点了点头，于是蒋经国又继续念道：
“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苛，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死，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则八条固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二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仁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己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大势，仍继续作绝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至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以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六百万人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为，亦岂大势所许可。”
蒋介石再也听不下去了，霍地站起来，大叫：“战报！战报！”
途经宁波时，蒋介石命令稍作停留，他惦念着宁波城里一座自己的住宅。
提起宁波城里的这所住宅，有太多的东西值得蒋介石回忆。这是一座带有花园的住宅，位于甬江北岸新马路与草马路衔接的拐角处。早在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全学堂读书时，蒋母王氏曾命他带着原配妻子毛福梅到宁波伴读，当时的蒋母既盼孙心切，又希望年长的儿媳能拴住倔强年幼的儿子的心，蒋介石与毛氏租赁这所房间住了约半年时间。后来蒋介石发迹了，便买了这所住宅，并将住宅修葺一新，还扩建了花园。1921年至1923年，蒋介石又经常与陈洁如在此居住。随着蒋介石地位的不断上升，花园修建也日益完美。蒋每到宁波，必到这花园住住或玩赏。
但这次蒋介石却没有上岸光顾自己的住宅，这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已抵达宁波。不得已蒋介石特意派人去把为他看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玉麟夫妇请到“太康”号军舰见面，详细询问了花园情况后，他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的，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100块银元，以防万一。”
4月26日上午，蒋介石的座舰驶进了上海吴淞口，宽阔的水面逐渐变窄，远处隐约可见上海一幢幢林立的高楼大厦。
下午1时，船泊上海复兴岛。
复兴岛位于上海东南角，是个三面环水、一面联结上海市区的半岛。蒋介石的“行宫”是岛上唯一的一幢西式洋楼，原先是海关为外籍海员度假休闲所修建。蒋介石到达前一天，岛上宣布戒严，原先设在岛上的渔业管理局和浚浦局的全体职工都在蒋介石到来之前被清除出岛。
如果说蒋介石重返上海，有太多的打算、太多的野心，那么对于同行的蒋经国来说，重返上海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几个月以前，蒋经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那时的蒋经国颇有热血，颇有豪情，很想有一番作为，不料想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已病入膏盲，财政危机已积重难返，最终蒋经国以失败告终，往事真不堪回首。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5个法令。规定：以金圆券为本位，在10月20日前收兑正在通用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汇率是法币300万元，流通券30万折合金圆券1元；10月31日前个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必须前往银行兑换成新币，法令还宣布南京政府将准备整理财政，加强经济管制，把工资和物价稳定在8月19日的水平。
财政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二天，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会见民意代表和京沪地区的财经界人士，宣布为保证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设立由王云五、俞鸿钧、张厉生、严家淦及蒋经国等人组成经济管制委员会。21日南京当局又宣布，在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广州、天津设立经济督导区，分别由俞鸿钧、宋子文、张厉生担住督导员，蒋经国、霍树宝、王抚州分为三地协助督导。督导员除全权控制、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实施外，并具有行政及指挥警察之权力。
于是蒋大公子以“经济管制委员和助理督导”双重身份前往金融、工业、商业中心上海市。上任之初的蒋经国干劲十足，他慷慨激昂地说，“在过去真正守法的，多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而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则往往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因此他明确宣布，此行到上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为了“打老虎”，蒋经国设总指挥部于中央银行，组建了“欺建大队”，同时还组织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为了造声势，在上海复兴公园，蒋经国召集了万人大会，喊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的口号。
8月23日、27日，蒋经国又指挥上海市金管局，警备部稽查处，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等6个军警单位，全部出动，到各市场、库房、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凡违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法令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
接着蒋经国又召开了青年军人联谊会。在会上，他说：“我们相信，为了压倒好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奸商和贪污官吏相勾结，因此警告官员们对贪官污吏将要严办。他说：“上海许多商人。。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种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打。”
《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十天，蒋经国又在全市设立了几个“人民服务站”，主要职责是负责收集各界人士和市民百姓的举报线索、查究违犯处分令囤积物资，扰乱市场，哄抬物价行为和犯法分子。
很快，蒋经国就接到了大量的举报，于是蒋经国就一本正经地处决了因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股票牟取暴利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处决了利用职权勒索他人财物的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忌、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处决了因套汇违纪的商人王春哲。
经过这三件大案，蒋经国在上海名声大振，成了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外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满怀信心地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手段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自8月19日过后的一个月内，上海物价稳定，中央银行在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已约值37300万美元。蒋经国不无得意地说：“政治力量是解决经济混乱的主要条件。”
可是好景不长。上海一地物价虽然稳定，但全国物价仍狂升。因此流入上海的物资大大减少了，上海出现了物资缺乏的紧张局面，市场供应萧条，上海的生产萎缩了。尽管蒋经国仍一如既往地三令五申，不准商人囤积居奇，凡发现者一律没收，但上海已处又一次物价狂涨的前夜了。
蒋经国“打老虎”行动失败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一条还是因为他打不动真正的“老虎”。
9月底，根据举报，蒋经国带领“老虎大队”、警察突击、检查了扬子建业公司，发现该公司囤积有大量商品，其中包括利用经济情报抢先于“封关”前进口的百余辆汽车，500多箱英美尼绒，200多箱西药。扬子公司是蒋经国的姨表兄、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主办的大“官倒”公司，宋美龄拥有其中一部分股份。蒋经国大义灭亲，查封了扬子公司并下令逮捕公司老板孔令侃。
蒋经国的壮举惊动了身居南京的后妈宋美龄。宋女士立即向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告状，要求蒋介石出面取消蒋经国的命令，释放孔令侃。10月1日，宋美龄又亲自飞沪，在痛斥蒋经国六亲不认后，公开从监狱中接走了孔令侃。
一时间，蒋经国在上海的声誉陡跌，丢尽了太子的脸面，“老虎”打不下去了。上海市民讥笑他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打虎赞》：“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埔”，“雷声过后天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打虎”失败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又起，物价又如火箭般狂升。在物价上涨的风暴中，四川《工商导报》上曾刊载了一首《虞美人·寄调金圆券》的词：“法币金圆贬值了，物价涨多少！小民日夜优涨风，币制改革不堪回首改革中。全国标准应犹在，只是价格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簇乱箭钻心头”。
币制改革失败了，一度神气十足的蒋经国，最后只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11月26日，蒋经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蒋经国称：“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而且在若干地方反而加重了上海市民的痛苦。。今天，我除向政府请求处分，理应向上海市民表示我最大的歉意。这并不表明要得到上海市民的原谅。。”很想赢得政治声誉的蒋经国，一场“老虎”打下来，“本”“利”赌光，这不能不让蒋经国感到委屈、窝囊！但这场币制改革并不是一无是处，很快，经改革收缴的黄金白银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秘密运往台湾基隆。蒋经国的“打虎”为老蒋的日后搬运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可是他当初始料不及的。
4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在复兴岛，他分别接见了由南京撤退到上海的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党以及谷正纲、陈良等。
蒋介石一脸严峻：“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战事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与首都、国民共存亡，以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有人担心，首都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作为领袖，我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
蒋介石于危急时刻来到上海，不为别的，只为了督促部下：“从现在开始，党政军一切行动都将围绕保卫大上海。”
上海，在蒋介石心目中太重要了。
上海，是蒋介石的早年发迹地。1916年，军队中混得不顺利的蒋介石负气离开部队，来到上海，一方面主持东南党务军事，一方面经营证券交易。混迹于证券交易所的蒋介石比他在军队中得心应手很多，“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伊然富商矣。”不仅发了财，而且蒋介石还结交了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杜月笙等人。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蒋介石不久就爬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也是在这些人的支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屠杀了无数革命人士，不久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反革命政权并进而窃取了全国的政权。上海于是成了他反革命政权的支柱，江浙财团尤其是上海财团成了他倚重的对象。也正是在上海，1927年12月蒋介石终于得娶追求7年之久的美貌又曾留过洋的宋美龄女士为妻。尽管此时的宋女士已达30高龄，但对于新郎来说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新娘的二姐是孙中山的夫人，新娘的家庭在上海颇有影响。婚礼的举行，使蒋介石得意非凡。为婚礼，他曾写下《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第一次遇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的确是“非寻常可比”！“婚礼”与其说是蒋宋二人的结合，还不如说是蒋介石的政治宣言。蒋宋成婚等于是宣布蒋介石已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在比较重视家庭背景的中国文化传统下，蒋作为国民党的实际控制者，有国民党缔造者、国民革命之故领袖孙中山作为连襟，这无异增加了正统性和可行性，增加了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同时“婚礼”也宣布了四大家族形成。宋、孔组合完成于宋蔼龄和孔祥熙结婚之时；蒋、陈组合完成于辛亥革命前后，蒋介石为感谢陈其美的扶持，重用其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当时主要控制中央党务部门和调查科，成了蒋介石在党务方面的代理人；现通过蒋、宋联姻方式，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巨大影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正式形成。四大家族成了蒋氏政权又一重大支柱。
上海，还有大量的战略物资没有抢运走。多年来上海是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的财富多集中于此地，特别是1948年币制改革后，民间所藏金银美钞几乎被搜刮殆尽，全部库存于上海的国库。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蒋介石决不甘心留给自己的死敌共产党，但运送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却需要时间，蒋介石这时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上海多守一日，他就能多搬运一些物资。
其实，抢运物资的工作始于蒋介石下野之前。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搬运，他一直耿耿于怀，提起来就生气。
1948年12月，国民党内呼请蒋介石下野的声浪越来越高。他召见了自己的小同乡——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此公曾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后改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告诉翁文灏，他打算将南京的5个大厂的人员连同设备，一起运往台湾。
翁将蒋的话转告了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没想到竞遭他反对。孙找了个借口：“经费奇缺，没法拆迁转运，若要迁走这5个厂，至少需要100亿元的搬运费。”孙越崎以为提出这个数字会使蒋介石知难而退，谁知蒋介石答复说：“没有经费好说，拨给他130亿元。”整整多出30亿元，孙的口被堵死了。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搬走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大厂呢？
原来，资源委员会一直经办全国的煤、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电力�